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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哲学

2024-02-05 〔中国哲学常识〕 胡适 胡适 哲学 中国 常识

哲学

哲学的定义

哲学的定义从来没有一定的标准。我如今也暂下一个定义: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作哲学。例如,行为的善恶,乃是人生一个切要问题。平常人对着这问题,或劝人行善去恶,或实行赏善罚恶,这都算不得根本的解决。哲学家遇着这问题,便去研究什么叫作善,什么叫作恶;人的善恶还是天生的呢,还是学得来的呢;我们何以能知道善恶的分别,还是生来有这种观念,还是从阅历经验上学得来的呢;善何以当为,恶何以不当为;还是因为善事有利所以当为,恶事有害所以不当为呢;还是只论善恶,不论利害呢;这些都是善恶问题的根本方面。必须从这些方面着想,方可希望有一个根本的解决。

因为人生切要的问题不止一个,所以哲学的门类也有许多种。例如:

(一)天地万物怎样来的。(宇宙论)

(二)知识、思想的范围、作用及方法。(名学及知识论)

(三)人生在世应该如何行为。(人生哲学,旧称伦理学)

(四)怎样才可使人有知识,能思想,行善去恶呢。(教育哲学)

(五)社会国家应该如何组织,如何管理。(政治哲学)

(六)人生究竟有何归宿。(宗教哲学)

哲学史

这种种人生切要问题,自古以来,经过了许多哲学家的研究。往往有一个问题发生以后,各人有各人的见解,各人有各人的解决方法,遂致互相辩论。有时一种问题过了几千百年,还没有一定的解决法。例如孟子说人性是善的,告子说性无善无不善,荀子说性是恶的。到了后世,又有人说性有上中下三品,又有人说性是无善无恶可善可恶的。若有人把种种哲学问题的种种研究法和种种解决方法,都依着年代的先后和学派的系统,一一记叙下来,便成了哲学史。

哲学史的种类也有许多:

(一)通史。例如,《中国哲学史》《西洋哲学史》之类。

(二)专史。

1.专治一个时代的,例如,《希腊哲学史》《明儒学案》。

2.专治一个学派的,例如,《禅学史》《斯多亚派哲学史》。

3.专讲一人的学说的,例如,《王阳明的哲学》《康德的哲学》。

4.专讲哲学的一部分的历史,例如,《名学史》《人生哲学史》《心理学史》。

哲学史有三个目的

一、明变。哲学史第一要务,在于使学者知道古今思想沿革变迁的线索。

例如孟子、荀子同是儒家,但是孟子、荀子的学说和孔子不同,孟子又和荀子不同。又如宋儒、明儒也都自称孔氏,但是宋明的儒学,并不是孔子的儒学,也不是孟子、荀子的儒学。但是这个不同之中,却也有个相同的所在,又有个一线相承的所在。这种同异沿革的线索,非有哲学史、不能明白写出来。

二、求因。哲学史目的,不但要指出哲学思想沿革变迁的线索,还需要寻出这些沿革变迁的原因。例如程子、朱子的哲学,何以不同于孔子、孟子的哲学?陆象山、王阳明的哲学,又何以不同于程子、朱子呢?这些原因,约有三种:

(一)个人才性不同。

(二)所处的时势不同。

(三)所受的思想学术不同。

三、评判。既知思想的变迁和所以变迁的原因了,哲学史的责任还没有完,还须要使学者知道各家学说的价值,这便叫作评判。但是我说的评判,并不是把做哲学史的人自己的眼光,来批评古人的是非得失。那种主观的评判,没有什么大用处。如今所说,乃是客观的评判。这种评判法,要把每一家学说所发生的效果表示出来。这些效果的价值,便是那种学说的价值。这些效果,大概可分为三种:

(一)要看一家学说在同时的思想和后来的思想上发生何种影响。

(二)要看一家学说在风俗政治上发生何种影响。

(三)要看一家学说的结果可造出什么样的人格来。

例如古代的命定主义,说得最痛切的,莫如庄子。庄子把天道看作无所不在,无所不包,故说庸讵知吾所谓天之非人乎?所谓人之非天乎?因此他有乘化以待尽的学说。这种学说,在当时遇着荀子,便产生一种反动力。荀子说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所以荀子的《天论》极力主张征服天行,以利人事。

但是后来庄子这种学说的影响,养成一种乐天安命的思想,牢不可破。在社会上,好的效果,便是一种达观主义;不好的效果,便是懒惰不肯进取的心理。造成的人才,好的便是陶渊明、苏东坡;不好的便是刘伶一类达观的废物了。

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史上的位置

世界上的哲学大概可分为东西两支。东支又分印度、中国两系。西支也分希腊、犹太两系。初起的时候,这四系都可算作独立发生的。到了汉以后,犹太系加入希腊系,成了欧洲中古的哲学。印度系加入中国系,成了中国中古的哲学。到了近代印度系的势力渐衰,儒家复起,遂产生了中国近世的哲学,历宋元明清直到于今。欧洲的思想,渐渐脱离了犹太系的势力,遂产生欧洲的近世哲学。到了今日,这两大支的哲学互相接触,互相影响。

五十年后,一百年后,或竟能发生一种世界的哲学,也未可知。

中国哲学史的区分

中国哲学史可分为三个时代:

一、古代哲学。自老子至韩非,为古代哲学。这个时代,又名诸子哲学。

二、中世哲学。自汉至北宋,为中世哲学。这个时代,大略又可分作两个时期:

(一)中世第一时期。自汉至晋,为中世第一时期。这一时期的学派,无论如何不同,都还是以古代诸子的哲学作起点的。例如《淮南子》是折中古代各家的;董仲舒是儒家的一支;王充的天论得力于道家,性论折中于各家;魏晋的老庄之学,更不用说了。

(二)中世第二时期。自东晋以后,直到北宋,这几百年中间,是印度哲学在中国最盛的时代。印度的经典,次第输入中国。印度的宇宙论、人生观、知识论、名学、宗教哲学,都能于诸子哲学之外,别开生面,别放光彩。此时凡是第一流的中国思想家,如智、玄奘、宗密、窥基,多用全副精力,发挥印度哲学。

那时的中国系的学者,如王通、韩愈、李翱诸人,全是第二流以下的人物。他们所有的学说,浮泛浅陋,全无精辟独到的见解。故这个时期的哲学,完全以印度系为主体。

三、近世哲学。唐以后,印度哲学已渐渐成为中国思想文明的一部分。譬如吃美味,中古第二时期是仔细咀嚼的时候,唐以后便是胃里消化的时候了。吃的东西消化时,与人身本有的种种质料结合,别成一些新质料。印度哲学在中国,到了消化的时代,与中国固有的思想结合,所发生的新质料,便是中国近世的哲学。我这话初听了好像近于武断。平心而论,宋明的哲学,或是程朱,或是陆王,表面上虽都不承认和佛家禅宗有何关系,其实没有一派不曾受印度学说的影响的。这种影响,约有两个方面:一面是直接的。如由佛家的观心,回到孔子的操心,到孟子的尽心养心,到《大学》的正心,是直接的影响。一面是反动的。佛家见解尽管玄妙,终究是出世的,是非伦理的。宋明的儒家,攻击佛家的出世主义,故极力提倡伦理的入世主义。明心见性,以成佛果,终是自私自利;正心诚意,以至于齐家、治国、平天下,便是伦理的人生哲学了。这是反动的影响。

明代以后,中国近世哲学完全成立。佛家已衰,儒家成为一尊。于是又生反动力,遂有汉学、宋学之分。清初的汉学家,嫌宋儒用主观的见解,来解古代经典,有望文生义增字解经种种流弊。故汉学的方法,只是用古训、古音、古本等等客观的根据,来求经典的原意。故嘉庆以前的汉学、宋学之争,还只是儒家的内讧。但是汉学家既重古训古义,不得不研究与古代儒家同时的子书,用来作参考互证的材料。故清初的诸子学,不过是经学的一种附属品,一种参考书。不料后来的学者,越研究子书,越觉得子书有价值。故孙星衍、王念孙、王引之、顾广圻、俞樾诸人,对于经书与子书,简直没有上下轻重和正道异端的分别了。到了最近世,如孙诒让、章炳麟诸君,竟都用全副精力,发明诸子学。

于是从前作经学附属品的诸子学,到此时代,竟成专门学。一般普通学者,崇拜子书,也往往过于儒书。岂但是附庸蔚为大国,简直是婢作夫人了。

综观清代学术变迁的大势,可称为古学昌明的时代。自从有了那些汉学家考据、校勘、训诂的工夫,那些经书子书,方勉强可以读得。这个时代,有点像欧洲的再生时代(再生时代西名Renaissance,旧译文艺复兴时代)。欧洲到了再生时代,昌明古希腊的文学哲学,故能推翻中古经院哲学(旧译烦琐哲学,极不通。原文为Scholasticism,今译原文)的势力,产出近世的欧洲文化。我们中国到了这个古学昌明的时代,不但有古书可读,又恰当西洋学术思想输入的时代,有西洋的新旧学说可供我们的参考研究。我们今日的学术思想,有这两大源头:一方面是汉学家传给我们的古书;一方面是西洋的新旧学说。这两大潮流汇合以后,中国若不能产生一种中国的新哲学,那就真是辜负了这个好机会了。

哲学与人生(1)

前次承贵会邀我演讲关于佛学的问题,我因为对于佛学没有充分的研究,拿浅薄的学识来演讲这一类的问题,未免不配;所以现在讲哲学与人生,希望对于佛学也许可以贡献点参考。不过我所讲的有许多地方和佛家意见不合,佛学会的诸君态度很公开,大约能够容纳我的意见的!讲到哲学与人生,我们必先研究它的定义:什么叫哲学?什么叫人生?然后才知道它们的关系。

我们先说人生。这六月来,国内思想界,不是有玄学与科学的笔战么?国内思想界的老将吴稚晖先生,就在《太平洋》杂志上发表一篇《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其中下了一个人生的定义。他说:人是哺乳动物中的有二手二足用脑的动物。人生即是这种动物所演的戏剧,这种动物在演时,就有人生;停演时就没人生。所谓人生观,就是演时对于所演之态度,譬如:有的喜唱花面,有的喜唱老生,有的喜唱小生,有的喜摇旗呐喊;凡此种种两脚两手在演戏的态度,就是人生观。不过单是登台演剧,红进绿出,有何意义?想到这层,就发生哲学问题。哲学的定义,我们常在各种哲学书籍上见到;不过我们尚有再找一个定义的必要。我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上所下的哲学的定义说:哲学是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去找根本的解决。但是根本两字意义欠明,现在略加修改,重新下了一个定义说:哲学是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意义上着想,去找一个比较可普遍适用的意义。现在举两个例来说明它:要晓得哲学的起点是由于人生切要的问题,哲学的结果,是对于人生的适用。人生离了哲学,是无意义的人生;哲学离了人生,是想入非非的哲学。现在哲学家多凭空臆说,离得人生问题太远,真是上穷碧落,愈闹愈糟!

现在且说第一个例:两千五百年前在喜马拉雅山南部有一个小国迦叶里,街上倒卧着一个因病生命垂危的老丐,当时有一个王太子经过,别人看到,都是将这老丐赶开,或是毫不经意地走过去了;但是那王太子是赋有哲学的天才的人,他就想人为什么逃不出老、病、死三个大关头,因此他就弃了他的太子爵位、妻孥、便嬖、皇宫、财货,遁迹人山,去静想人生的意义。后来忽然在树下想到一个解决方法:就是将人生一切问题拿主观去看,假定一切多是空的,那么,老、病、死,就不成问题了。这种哲学的合理与否,姑不具论,但是那太子的确是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意义上着想去找他以为比较普遍适用的意义。

我们再举一个例,譬如我们睡到夜半醒来,听见贼来偷东西,我那就将他捉住,送县究办。假如我们没有哲性,就这么了事,再想不到人为什么要做贼等等的问题;或者那贼竟苦苦哀求起来,说他所以做贼的缘故,因为母老,妻病,子女待哺,无处谋生,迫于不得已而为之,假如没哲性的人,对于这种吁求,也不见有甚良心上的反动。至于富于哲性的人就要问了,为什么不得已而为之?天下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有多少?为什么社会没得给他做工?为什么子女这样多?为什么老、病、死?这种偷窃的行为,是由于社会的驱策,还是由于个人的堕落?为什么不给穷人偷?为什么他没有我有?他没有我有是否应该?拿这种问题,逐一推思下去,就成为哲学。由此看来,哲学是由小事放大,从意义着想而得来的,并非空说高谈能够了解的。推论到宗教哲学,政治哲学,社会哲学等,也无非多从活的人生问题推衍阐明出来的。

我们既晓得什么叫人生,什么叫哲学,而且略会看到两者的关系,现在再去看意义在人生上占的什么地位?现在一般的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思想差不多是社会的奢侈品。他们看人生种种事实,和乡下人到城里未看见五光十色的电灯一样。只看到事实的表面,而不了解事实的意义。因为不能了解意义的缘故,所以连事实也不能了解了。这样说来,人生对于意义极有需要,不知道意义,人生是不能了解的。宋朝朱子这班人,终日对物格物,终于找不到着落,就是不从意义上着想的缘故。又如平常人看见病人种种病象,他单看见那些事实而不知道那些事实的意义,所以莫明其妙。至于这些病象一到医生眼里,就能对症下药;因为医生不单看病象,还要晓得病象的意义的缘故。因此,了解人生不单靠事实,还要知道意义!

那么,意义又从何来呢?有人说:意义有两种来源:一种是从积累得来,是愚人取得意义的方法;一种是由直觉得来,是大智取得意义的方法。积累的方法,是走笨路;用直觉的方法是走捷径。据我看来,欲求意义唯一的方法,只有走笨路,就是日积月累的去做刻苦的工夫,直觉不过是熟能生巧的结果,所以直觉是积累最后的境界,而不是豁然贯通的。大发明家爱迪生有一次演说,他说,天才百分之九十九是汗,百分之一是神,可见得天才是下了番苦功才能得来,不出汗决不会出神的。所以有人应付环境觉得难,有人觉得易,就是日积月累的意义多寡而已。哲学家并不是什么,只是对于人生所得的意义多点罢了。

欲得人生的意义,自然要研究哲学史,去参考已往的死的哲理。不过还有比较更重要的,是注意现在的活的人生问题,这就是做人应有的态度。现在我举两个可模范的大哲学家来做我的结论,这两大哲学家一个是古代的苏格拉底,一个是现代的笛卡尔。

苏格拉底是希腊的穷人,他觉得人生醉生梦死,毫无意义,因此到公共市场,见人就盘问,想借此得到人生的解决。有一次,他碰到一个人去打官司,他就问他,为什么要打官司?那人答道,为公理。他复问道,什么叫公理?那人便瞠目结舌不能作答。苏氏笑道:我知道我不知你,却不知道你不知呵!后来又有一个人告他的父亲不信国教,他又去盘问,那人又被问住了?因此,希腊人多恨他,告他两大罪,说他不信国教,带坏少年,政府就判他的死刑。他走出来的时候,对告他的人说。未经考察过的生活,是不值得活的。你们走你们的路,我走我的路罢!后来他就从容就刑,为找寻人生的意义而牺牲他的生命!

笛卡尔旅行的结果,觉悟到在此国以为神圣的事,在他国却视为下贱;在此国以为大逆不道的事,在别国却奉为天经地义;因此他觉悟到贵贱善恶是因时因地而不同的。他以为从前积下来的许多观念知识是不可靠的,因为他们多是趁他思想幼稚的时候侵入来的。如若欲过理性生活,必得将从前积得的知识,一件一件用怀疑的态度去评估它们的价值,重新建设一个理性的是非。这怀疑的态度,就是他对于人生与哲学的贡献。

现在诸君研究佛学,也应当用怀疑的态度去找出他的意义,是否真正比较得普遍适用?诸君不要怕,真有价值的东西,决不为怀疑所毁;而能被怀疑所毁的东西,决不会真有价值。我希望诸君实行笛卡尔的怀疑态度,牢记苏格拉底所说的未经考察过的生活,是不值得活的这句话。那么,诸君对于明阐哲学,了解人生,不觉其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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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系1923年12月10日胡适在上海商科大学佛学研究会的演讲,载于1923年12月《东方杂志》第二十卷第23期。编者

更新于:9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