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略传
孔丘,字仲尼,鲁国人。生于周灵王二十一年(西历经元前551),死于周敬王四十一年(西历纪元前479)。他一生的行事,大概中国人也都知道,不消一一的叙述了。他曾见过老子。大概此事在孔子三十四岁之后(说详上章)。
孔子本是一个重实行的政治家。他曾做过鲁国的司空,又做过司寇。鲁定公十年,孔子以司寇的资格,做定公的傧相,和齐侯会于夹谷,很替鲁国争得些面子。后来因为他的政策不行,所以把官丢了。去周游列国。他在国外游了十三年,也不曾遇有行道的机会。到了六十八岁回到鲁国,专做著述的事业。把古代的官书,删成《尚书》;把古今的诗歌,删存三百多篇;还订定了礼书、乐书。孔子晚年最喜《周易》,那时的《周易》不过是六十四条卦辞和三百八十四条爻辞。孔子把他的心得,做成了六十四条卦象传,三百八十四条爻象传,六十四条彖辞。后人又把他的杂说篡辑成书,便是《系辞传》《文言》。这两种之中,已有许多话是后人胡乱加入的。如《文言》中论四德的一段。此外还有《杂卦》《序卦》《说卦》,更靠不住了。除了删《诗》《书》,定《礼》《乐》之外,孔子还作了一部《春秋》。孔子自己说他是述而不作的。所以《诗》《书》《礼》《乐》都是他删定的,不是自己著作的。就是《易经》的诸传,也是根据原有的《周易》作的,就是《春秋》也是根据鲁国的史记作的。
此外还有许多书,名为是孔子作的,其实都是后人依托的,例如一部《孝经》,称孔子为仲尼,称曾参为曾子,又夹许多诗云子曰,可见绝不是孔子做的。《孝经钩命诀》说的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的话,也是汉人假造的诳语,决不可信。
一部《论语》虽不是孔子做的,却极可靠,极有用。这书大概是孔门弟子的弟子们所记孔子及孔门诸子的谈话议论。研究孔子学说的人,须用这书和《易传》《春秋》两书参考互证,此外便不可全信了。
孔子本有志于政治改良,所以他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又说: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后来他见时势不合,没有政治改良的机会。所以专心教育,要想从教育上收效。他深信教育功效最大,所以说有教无类,又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史记》说他的弟子有三千之多。这话虽不知真假,但是他教学几十年,周游几十国,他的弟子必定不少。
孔子的性情德行,是不用细述的了。我且引他自己说自己的话: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
贵,于我如浮云。
这话虽不像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的人的口气,却很可想见孔子的为人。他又说他自己道:
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这是何等精神!《论语》说:
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欤?
知其不可而为之七个字写出一个孜孜恳恳、终身不倦的志士。
孔子的时代
孟子说孔子的时代,是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
这个时代,既叫作邪说暴行的时代,且看是些什么样的邪说暴行。
第一,暴行就是孟子所说的臣弑其君,子弑其父了。《春秋》二百四十年中,共有弑君三十六次,内中有许多是子弑父的,如楚太子商臣之类。此外还有贵族世卿专权窃国,如齐之田氏,晋之六卿,鲁之三家。还有种种丑行,如鲁之文姜,陈之夏姬,卫之南子、弥子瑕,怪不得那时的隐君子要说: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与易之?
第二,邪说一层,孟子却不曾细述。我如今且把那时代的邪说略举几条。
(一)老子。老子的学说,在当时真可以算得大逆不道的邪说了。你看他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又说圣人不仁,又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又说绝圣去知,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这都是最激烈的破坏派的理想(详见上篇)。
(二)少正卯。孔子作司寇,七日便杀了一个乱政大夫少正卯。有人问他为什么把少正卯杀了。孔子数了他的三大罪:
1.其居处足以撮徒成党。
2.其谈话足以饰袤荧众。
3.其强御足以反是独立。
这三件罪名,译成今文,便是聚众结社,鼓吹邪说,淆乱是非。
(三)邓析。孔子同时思想界的***家,除了老子,便该算邓析。邓析是郑国人,和子产、孔子同时。《左传》鲁定公九年(西历前501),郑驷颛杀邓析而用其竹刑。那时子产已死了二十一年(子产死于昭公二十年,西历前522),《吕氏春秋》和《列子》都说邓析是子产杀的,这话恐怕不确。第一,因为子产是极不愿意压制言论自由的。《左传》说:
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如何?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
可见子产绝不是杀邓析的人。第二,子产铸刑书,在西历前五三六年。驷颛用竹刑,在西历前五〇一年。两件事相差三十余年。可见子产铸的是金刑,驷颛用的是竹刑,绝不是一件事(金刑还是极笨的刑鼎,竹刑是可以传写流通的刑书)。
邓析的书都散失了。如今所传《邓析子》,乃是后人假造的。我看一部《邓析子》,只有开端几句或是邓析的话。那几句是:
天于人无厚也。君于民无厚也。何以言之?天不能屏悖厉之气,全夭折之人,使为善之民必寿,此于民无厚也。凡民有穿窬为盗者,有诈伪相迷者,此皆生于不足,起于贫穷,而君必欲执法诛之,此于民无厚也。
这话和老子天地不仁的话相同,也含有激烈的政治思想。
《列子》书说:邓析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吕氏春秋》说:
邓析与民之有狱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袴。民之献衣襦袴而学讼者,不可胜数。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所欲胜因胜,所欲罪因罪。
又说:
郑国多相县以书者(这就是出报纸的起点)。子产令无县书,邓析致之。子产令无致书,邓析倚之(县书是把议论挂在一处叫人观看,致书是送上门去看,倚书是混在他物里夹带去看)。令无穷而邓析应之亦无穷矣。
又说:
洧水甚大,郑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死者,富人请赎之。其人求金甚多,以告邓析。邓析曰:安之,人必莫之卖矣。得死者患之,以告邓析。邓析又答之曰:安之,此必无所更买矣。
这种人物简直同希腊古代的哲人(Sophists)一般。希腊的哲人所说的都有老子那样激烈,所行的也往往有少正卯、邓析那种遭忌的行为。希腊的守旧派,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之流,对于那些哲人,非常痛恨。中国古代的守旧派,如孔子之流,对于这种邪说自然也非常痛恨。所以孔做司寇便杀少正卯。孔子说: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又说: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他又说: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要懂得孔子的学说,必须先懂得孔子的时代,是一个邪说横行,处士横议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情形既是如此无道,自然总有许多有心人对于这种时势生出种种的反动。如今看来,那时代的反动大约有三种:
第一,极端的破坏派。老子的学说,便是这一派,邓析的反对政府,也属于这一派。
第二,极端的厌世派。还有些人看见时势那样腐败,便灰心绝望,隐世埋名,宁愿做极下等的生活,不肯干预世事。这一派人,在孔子的时代,也就不少。所以孔子说:
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作者七人矣。
那《论语》上所记晨门荷蒉丈人长沮、桀溺都是这一派。接舆说:
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
桀溺对子路说:
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
第三,积极的救世派。孔子对于以上两派,都不赞成。他对于那几个辟世的隐者,虽很原谅他们的志趣,终不赞成他们的行为。所以他批评伯夷、叔齐柳下惠、少连诸人的行为,道: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他又听了长沮、桀溺的话,便觉得大失所望,因说道:
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正为天下无道,所以他才去栖栖遑遑地奔走,要想把无道变成有道。懂得这一层,方可懂得孔子的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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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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