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六 编写《春秋》

孔子不但经常通过对历史人物的批评向弟子进行教育，而且他本人也是中国最早的历史学者之一。

他对历史，特别是文化史，有极浓的兴趣，他根据鲁国的史书，也参考了各国的史书，着手编写历史著作《春秋》，《春秋》本来也是各国旧史书的名称。

他曾说：我谈不上创造，我只是转述；我喜欢古代的东西，并且愿意做解释的工作。[179]这是谦虚，但也是真话。

他有一个历史学者所具有的尊重史料和选择史料的习惯。他说：有些人他什么也不知道就去动笔写作，我不是这样子的。多打听打听，选择那最好的；多见识见识，记住那最重要的。不必忙着叫人认为像知道一切的样子！[180]

有一次，孔子对弟子们说：历史上残缺的文字，我从前还见到过。现在这种残缺的文字简直看不到了。[181]这就是孔子留心史文的实例。

历史文献不足，在孔子当时已经成为问题了。孔子说：夏代的礼制，我是能讲一讲的，但是杞国（夏代后人所建）所保存的文献太少，已经没法加以考证了；殷代的礼制，我是能讲一讲的，但是宋国（殷代后人所建）所保存的文献太少，已经没法加以考证了；如果文献充分，我是能够考证出结果来的。[182]

当然，孔子当代（周）的文献是很丰富的，所以孔子说：周代文化承继夏殷二代，于是更完备更灿烂了！我赞成周代。[183]这也就是孔子长期间想做第二个周公的缘故，因为在孔子看来，周公正是周代文化的奠基人。

孔子也企图寻找历史的规律性。他的弟子子张有一次问道：十辈以后的事可以知道吗？孔子说：殷代的文化是承继夏代来的，不过有些增减；周代的文化是承继殷代来的，不过有些增减。那么，依此类推，就是百辈以后也可以约略估计了。[184]当然，孔子还不能够知道科学的社会发展规律，然而从孔子的话看来，他认为历史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而且是可以预见的，这是无疑的。

也就因为如此，孔子便很自信地认为业已获得一套政治建设、文化建设蓝图，并认为这套蓝图是有历史根据的。所以他说：齐国如果变革得好，可以达到鲁国所已达到的程度；鲁国如果再变革得好，就可以达到近乎理想的程度了。[185]这就是他仆仆风尘，奔走各国，希望实现自己理想的缘故之一。

自然，事实上当时的现实是并没有实现他的理想的条件的。因此，孔子便只有把他的理想贯注到他所编写的《春秋》中去，企图通过历史事实的编述，具体地说明他的主张。

春秋时代，社会开始剧烈变动，阶级关系、社会秩序以及一切有关事物都表现出新与旧的斗争和矛盾发展。在新的没能代替旧的之前，社会状况、政治状况必然显得异常混乱。孔子是要求社会安定、政治上大一统的，这本是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的，但是由于时代的限制，孔子还想不出适合走往大一统的新的形式，反而要在旧秩序之下实现大一统，这就自然带来一些落后的东西。他认为国君要是真像个国君，臣子要是真像个臣子，以及家庭父子之间，倘能各按名分，依礼相处，好像天下就容易太平了。在他早年对齐景公的谈话中以及当他在卫国对子路发挥正名论的时候，就表现了这一种政治伦理思想。这种思想，使孔子白白地奔走了一辈子。到了晚年，他虽然知道终于不能实现自己的主张了，但是他还要在《春秋》中做起文章来。

这样，他所编写的《春秋》就不尽是客观的事实记录了，而是有主观看法的。记载一件事情，往往不是写的事情本身怎样，而是写他认为事情应当怎样。例如，孔子认为当时的吴楚两国还不是文明的国家，所以它们的国王虽然自称为王，孔子在书里却不把它们称作王；又如晋国曾把周天子叫了去，孔子认为如果照写，便损害了周天子的尊严，于是只写作周天子到某地去打猎[186]。这就是所谓《春秋》的名分大义，这就是后代的统治者为什么十分看重《春秋》的道理，这也就是《春秋》还不足以称为一部严格意义的史书的缘故。

然而尽管如此，《春秋》还是有着值得称道的特点，是我国文化遗产中一部具有历史意义的作品。

因为，《春秋》是中国保存下来最早的，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编年史。它具有鲜明的时间观念，记载历史事件、天文现象（如日食、月食）发生的年、月、日，都很精确。它的另一个特点是神话色彩很淡，主要是写人的历史，这在两千多年前是难能可贵的。《春秋》中虽然有着不少孔子的主观企图，但他是以极其严肃认真的态度来编写的。孔子在其他方面的文字工作，每每听从别人修改，并不坚持己见。独独在《春秋》上，他要写就写，要删就删，千锤百炼，一字不苟，连擅长文学的弟子子游、子夏也不能参加什么意见，甚至不能动一字。[187]他重视到如此地步，曾说：后代人知道我孔丘的，将因为这部《春秋》；后代人责骂我孔丘的，也将因为这部《春秋》。[188]可见孔子简直把《春秋》当作他的第二生命了。

这部《春秋》，是孔子重新回到鲁国以后，在有限的岁月里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