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变法与党争

一　初仕凤翔

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十一月十九日的黎明，朔风凛冽，地冻天寒的晓色朦胧中，郑州城里出来一簇旅人，约有六七匹乘骑，跟着一辆大车，来到西门外。

这一行中，三匹马并辔联行在前面，中间那匹马上，坐着一个高颧大耳、浓眉插鬓、双目炯炯有神的青年，即是要赴凤翔府出任签书判官的苏轼；紧靠在他身旁骑着一匹瘦马的那个瘦长个子是他的弟弟苏辙；稍微落后一步的马上，则是年岁相若，但留着一把大胡子的他的朋友马梦得；后面那辆车上，是从行的内眷王弗夫人、不满三岁的儿子迈和两三个婢仆。

苏氏两兄弟，二十余年的生命中，从来形影不离，未曾分开过一日，如今行至郑州的西门郊外，蓦然惊觉，必须于此告别，就情不自禁地惶恐起来。

苏轼骤然勒住马头，看了那清瘦的弟弟一眼，脸色突然变得非常苍白，嘴角抽动了一下，差点流下泪来。

一路来，无论是在屋子里的，或是走在路上的行人，个个都很安详快乐，随行的僮仆们非常诧异，何以这位去上任做官的主人，却要这么悲伤。

兄弟俩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苏轼的头脑里，忽然变得茫茫的一片空白，骑在马上，心神恍惚，摇摇欲坠。今儿早上明明没有喝过酒，何以虚飘飘地直有晕眩的感觉？仿佛看见弟弟挥挥手，急急忙忙回去了，他还策马高冈上，一直眺望那个骑在瘦马上的颀长的身影。

忽然间，连这个熟悉的背影，也被无情的坡垄隔断了，只看到他头上那顶乌帽，一耸一耸地，一会儿出现，一会儿又隐没到山坡后面不见了。

苏轼定定神，转上荒茫的驿路，然后，他就在马上构想一篇诗作，要寄给苏辙：

不饮胡为醉兀兀，此心已逐归鞍发。

归人犹自念庭闱，今我何以慰寂寞。

登高回首坡垄隔，但见乌帽出复没。

苦寒念尔衣裘薄，独骑瘦马踏残月。

路人行歌居人乐，童仆怪我苦凄恻。

亦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忽。

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

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爱高官职。

这次，苏轼把朋友马梦得带到凤翔去，原因起于喜欢涂墙抹壁，写题壁诗。

杞人马梦得，字正卿，原在京师里做太学正的学官，生活清苦，性情耿介，所以学生既不喜，博士亦忌之。有一天，苏轼去访他未晤，随手抓起笔来在他书斋壁上，题了杜甫《秋雨叹》的三首之一。苏轼自己说是初无意也，但那首诗却是以资质明丽的决明草，将在风雨中随百草一同烂死，用来比喻书生的命运，感慨最深的一章。 1 原诗是：

雨中百草秋烂死，阶下决明颜色鲜。

著叶满枝翠羽盖，开花无数黄金钱。

凉风萧萧吹汝急，恐汝后时难独立。

堂上书生空白头，临风三嗅馨香泣。

写者无意，读者有心，马梦得看了，决心不做这终身坐冷板凳的学官，宁愿跟从苏轼到凤翔府去做幕僚。

从汴京陆行到凤翔，重过五年前旧游的渑池，再访奉闲的精舍。不料从前接待过他们的那位老和尚已经死了，变成庙后一座新造的墓塔；兄弟俩曾经题诗在上面的寺中墙壁，也已颓坏，更无字迹可循。苏轼觉得人生变幻无常，不过如天上飞翔的鸿鸟，偶然在雪地上留下一二爪痕，一忽儿便又各自西东飞散，了无踪影。作诗告诉苏辙：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这满怀孤独的旅人，心里只是一片苍茫。

来自京华的苏轼，行程所经的关中地区，尽是地方残破、村落萧条的景象，这还是仁宗康定、庆历年间，西夏兵连年入寇陕甘，所造成的破坏和灾害，到现在仍未恢复元气。

宋代两大外患，契丹之外，就是西夏。

契丹本来亦是游牧民族，其富以马，其强以兵。但自五代时，辽太祖阿保机立国后，竭力倡导耕织，已渐次进为农业社会。宋辽关系亦自改观，澶渊和谈后，辽每岁坐得大宗银绢，建设内部，似已无意南侵，所以北宋当前之患，实为西夏。

西夏的祖先，原是唐末庆州党项族的酋长李思恭，当时做夏州（今陕西靖边）节度使。至宋，他的儿子虽曾一度叛离中朝，但至李德明继位后，一方面受宋朝西平王的封号，一方面又受契丹大夏国王的册封，身事两朝，相安无事。

然而，李德明的儿子李元昊，野心勃勃，不以他父亲的保守态度为然，屡屡劝他不必臣事宋朝。德明说：吾族三十年衣锦绮，都是宋朝的恩赐，不可负！元昊却说：穿皮毛，事畜牧，这是我们番人的本等。天生英雄，应当自为帝王，何必要穿别人赏赐的锦绮。他也确有能力，率兵西破吐蕃、回鹘（纥），夺甘州，尽取河西的土地，因此被立为太子。仁宗明道元年，德明病死，元昊继立，他便整军经武，建立政治体制，大力发挥他的抱负，国势日强。不久，就据有了现在的宁夏、陕西、甘肃的大部分和内蒙古西南部分的领土，分立一十八州，奠都兴庆（今宁夏银川），实现了自当皇帝的野心。立国后，遣使奉表宋朝，说他已自建国，国号大夏，建元天授，要宋朝许以西郊之地，册为南面之君。仁宗不能忍受元昊的公开叛逆，便下诏削夺他的官爵，断绝双方的互市，并且揭榜边城，重赏缉购元昊的头颅，于是西夏兵便连年入寇陕甘了。

康定元年，元昊引兵攻保安军，破金明寨（今陕西安塞），直薄延州城下，宋兵大败。朝命韩琦安抚陕西，韩又举荐范仲淹知永兴军，同负经略招讨之责。不料韩主集中兵力，先发制贼；而范则稳重，主张屯兵营田，备边观衅。主帅的意见不同，政策遂不一致。至庆历元年二月，西夏倾全国之力，入寇渭州（今甘肃陇西县西南），好水川一役，宋军又是大败，于是朝廷将陕西分为四路，以韩琦、王㳂、范仲淹、庞籍各领重兵，都二十万人环边守御，以抑西夏凶焰。但是庆历二年之秋，西夏兵又再度入寇渭州，幅员六七百里之间，焚荡抢掠，几成赤地，自泾邠以东，各地都只闭垒自守，莫能救御。

西夏军虽然年年入寇，屡屡得胜，但其人马的伤亡也很严重，财用亦复不继。而宋朝既于西边布下重兵，韩范两人虽然战守意见不同，但其治军严明，风纪大振，则是一样。更重要的是他们两人倾全力收拾边疆的人心，诸羌畏威怀恩，不敢轻犯。所以西夏兵于大肆焚杀掳掠之后，无力长期占领，就撤兵自去。

基于此一情势，宋与西夏终于庆历四年，达成和议，由宋朝册封元昊为夏国主，岁赐币帛，西边自此才得安静。事距苏轼之去凤翔，已经相隔十八九年了，但是陕甘两地，经历那种野蛮的焚烧劫掠，原始性战争的杀戮和破坏，西夏兵所至城邑，不但庐舍田地都变成了废墟，所有壮丁牲畜又全被掳劫而去，连资以恢复生产的人力、畜力和工具也都没有了。劫后荒原，亘二十年而不得恢复。苏轼一路所见，地旷人稀，萧条满目，处处都还是战争留下来的残迹，以及苟活在残迹上赤贫的百姓。

嘉祐六年（1061）十二月十四日，苏轼到凤翔府签判任。

现任太守宋选，字子才，郑州荥阳人，进士出身，早年在京，曾与司马光、韩宗彦、沈遘同为三司僚属，做地方官又一向声望甚好，温文尔雅，颇能敬礼同僚。他也是今年八月才来凤翔的，待苏轼尤其温厚，使初次出仕的这个青年人颇有幸遇之感，如《和子由除日诗》说：兄今虽小官，幸忝佐方伯。《东湖诗》说：予今正疏懒，官长幸见涵。日后与宋选的儿子，画家宋汉杰书说：某初仕即佐先公，蒙顾遇之厚，话及畴昔，良复慨然！

凤翔县令胡允文，在蜀时曾从老苏问学，至此方才识面，相得甚欢。

苏轼住居官舍，在府衙之东北，为州长官官邸之西邻，府衙的后圃，高柯乔木，森荫繁茂，城北的终南山色都为这丛丛树木所遮蔽。而他的园内，却只有一株老槐，一株榆树，一株不够大的枣树，非常荒伧。苏轼在廨北葺一小园，开辟一方隙地，筑一亭，亭前为横池，分堂屋北厦的一部分，装置轩窗曲槛，可以俯瞰池水。堂屋南边，加建回廊，廊之两旁各凿一池，引府廨的水注入池中，种莲养鱼于池内。

池端造一板桥，以达池北，手植桃杏松桧三十余本，使与原有的槐榆相映带，老槐树上有野鹤巢居，又买了一丛牡丹花，种在池北。

苏轼辛辛苦苦经营这个小园，只为临池饮酒而已，但一想到任期有限，三年辄去岂无乡，种树穿池亦漫忙，自己也觉得好笑起来。

抵任之初，时逢新年假期，苏轼得有闲暇，遍游凤翔附近的名胜，浏览古物。

首谒孔庙，参观了保藏在那里的石鼓。这十个石雕的大鼓，表面刻有铭文，唐时出土，当时大家认是周文王时代的石刻，但据最近研究，推定为战国时代秦灵公（？前415）或秦襄公（？前766）时的制作。很多唐代诗人为此古石刻作诗，而以韩愈的《石鼓歌》为最知名。初时这批石刻还随便散置在原野的露天里，雨淋日晒，无人看顾，还是韩愈的朋友郑余庆将它搬进凤翔县的孔庙里保存起来。

石鼓上的铭文，欧阳修录时存四百六十五字，磨灭不可辨识者过半，但仍是古文字学和考古学上非常重要的资料。苏轼用心辨认，在所作《石鼓歌》中，说他旧闻石鼓今见之，文字郁律蛟蛇走。细观初以指画肚，欲读嗟如钳在口。初寻偏旁，再一点一画地推详，只能认得十之一二，其余的文字，像雾里的月，稂莠间的禾，见面不识，它似乎只是轩辕、仓颉的朋友，李斯、李阳冰的前辈，苏轼虽有余生也晚的惆怅，但当面对这个古代战鼓的形象，禁不住要缅怀周代的王化政治，而慨然谴责暴虐的秦政，对帮凶法家李斯更投以无情的讽刺，如言：自从周衰更七国，竟使秦人有九有。扫除诗书诵法律，投弃俎豆陈鞭杻。当年何人佐祖龙（始皇），上蔡公子（李斯）牵黄狗。登山刻石颂功烈，后者无继前无偶。皆云皇帝巡四国，烹灭强暴救黔首。六经既已委灰尘，此鼓亦当遭击掊。 2 自古以来，野心家一旦拥有权力，便都挂起救国救民的招牌而无所不为，也不愁没有人来歌功颂德。

苏轼游城北街开元寺，看了先秦的诅楚文碑，观赏了吴道子画的佛像和王维的画竹。吴道子画的是双林树下，朝暾晕彩，中有菩萨正在讲说寂灭之理，很多人在听道。王维画竹两丛，交柯乱叶，飞动若舞，而一枝一叶都有来处。

在性情上，苏轼很喜欢吴道子雄放得浩如波翻的笔墨，称他当其下手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王维本是诗人，以诗心写竹，苏轼称其摩诘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翮谢笼樊。两者比较，苏轼认为吴道子的画虽然妙绝，但总还是画工之画，而对于王维所写的竹，则衷心倾倒，说道：吾观二子皆神俊，又于维也敛衽无间言。

长安，从前有座故藏经龛，唐明皇所建，四边各有一门，门各两扇，门板的两面，都是吴道子画佛像真迹，阳面是菩萨像，阴面是天王像，共十六躯。

广明之乱时，藏经龛遭贼兵焚烧，有个和尚抢下四扇门板从兵火中舍命逃出。奔至半途，力竭不支，他想了一个办法，将门板各穿一洞，套在头颈上跑路，如此辗转来到凤翔，寄住在乌牙僧舍里。他死后，这四扇门板留在那里已经有一百八十多年了。

有人花十万钱将它买了下来，恰巧给苏轼看到。其时，他已经做了一年多的官，身边稍有积蓄，想到父亲平生别无嗜好，就只喜欢书画，收藏一百余件，但没有吴道子的真迹，他就和这个画主商量，照原价购买，以此献与父亲，这四扇门板就成了老苏收藏中天字第一号的珍品。 3

苏轼再游凤翔东北郊的天柱寺，参观了杨惠之雕塑的维摩像。维摩的造型，显得病骨支离如枯龟。苏轼不禁生出一个感想，天下的至人，本来已将生死置于度外，人的肉体像天上的浮云一样，随时变灭，全不足恃，只有心灵才是主宰的永恒。世上尽多体格非常壮硕而心病独多的人，宛转人间，才堪悲悯。

岐山风物，实在不堪入目，有山秃如赭，有水浊如泔。苏轼老是怀念他家乡澄碧的蜀江，后来发现东门外，有个东湖，为古饮凤池的旧迹，入门便清奥，恍如梦西南，才使他的休沐假日，有个去处，一游再游。

以上诸游，各有诗篇，连同《真兴寺阁》《李氏园》及《秦穆公墓》三诗，合为《凤翔八观》。

苏轼到底年轻，又是一个文人气质偏重的人，被派到这荒凉的凤翔来，不免时有尔来走尘土，意思殊不堪人生营居止，竟为何人卜的慨叹。趁着新年假期，游山玩水，访古、读画、写诗，是他的兴趣，而扶风古三辅，政事岂汝谙则又是初仕当时的心理压力，但见别人都很忙碌，只能独自一个，往东湖去寻求一醉，借求片刻的解脱。

所幸者，王弗夫人贤淑，使他由衷敬爱；与弟辙虽然远别，但是还可通信。诗成十日到，谁谓千里隔。一月寄一篇，忧愁何足掷。

二　怀乡念弟

嘉祐七年（1062）正月，到任谢执政启，述其任务曰：

所任签署一局，兼掌五曹文书。内有衙司，最为要事。编木筏竹，东下河渭；飞刍挽粟，西赴边陲。大河有每岁之防，贩务有不蠲之课。破荡民业，忽如春冰。于今虽有优轻酬奖之名，其实不及所费百分之一。救之无术，坐以自惭。惟有署置之必均，姑使服劳而无怨。过此以往，未知所裁。

上面所说的，都是苏轼在签判这个职务上该做的工作。核判五曹文书，虽已甚繁，但是本等的工作，且不说它。凤翔府有两大特别任务，一是终南山特产的木材，每年均须编成木筏，自渭水放入黄河，运往中央，供皇家土木建造之用；二则凤翔是对西夏边防军的兵站基地，要负责集运粮米和刍秣，供给军需。这两大事务，且都以衙前被征召的老百姓来义务工作，困难重重，何况黄河堤防，每年要修，贩务征课，更是繁杂。苏轼是甚不耐烦的人，苦于被事务工作所困。

衙前之役，始自五代，而宋承之，是由政府征召百姓义务担任官物之供给或运输的一种制度。老百姓服役衙前，费时失业不说，更须担负运输中途的风险，如公物损失，就必须赔偿，这无穷无尽的负担，使老百姓几至无以为生的地步。凤翔这地方，原来土地富足，中产之家所有土地，不以亩计，而以顷为计算单位，上户不可以顷计而计以赋。但自西夏之变，经历战争以来，如汤沃雪，顿见消融，有产者残存不及十之三四。战争的伤残未复，而又重之以衙前重役，一般人民，既负劳役，更苦于赔偿，因而破产者，比比皆是。

苏轼遍问老校：何以至此？老校说：木筏之害，本来还不至于到此地步，假如政府能将时间安排得好，趁渭水黄河都未涨水时放筏操运，以时进止，费用省而危险少，衙前服役的老百姓负担就轻。目前的毛病，出在政府令不以时，叫木筏逆拒水势挽运，就造成数不清的灾难了。苏轼分析后，认为有理，就着手修订衙规，使衙前可以自择水工的运作时间，筏行不发生危难，老百姓就不必于出力冒险之余，再来承担公物的赔偿。此案经过宋太守的核可后实施，从此衙前之害，减了一半。

七年二月，诏令淹水诸州减决囚禁。凤翔所属共有十县，苏轼被派往宝鸡、虢、郿、盩四县，督饬减刑释囚的公事。至十七日事毕，回程朝谒盩厔东南二十余里的太平宫，瞻仰二圣御容，泛舟南溪，复游楼观、大秦寺、延生观，访玉真公主遗迹，观仙游潭，取中兴寺玉女洞的飞泉，从郿县归府复命，就整个游程，写成五百字的五排一首，寄与苏辙。

三月，因久旱不雨，苏轼赴郿，祈雨于太白山之上清宫。数日后，虽有微雨，父老以为不足，于是，再陪宋太守亲往祭祷，回程路上，便见道中有云气自山中来，如群马奔突而至车座左右，苏轼一时好奇心起，开笼收云归家，作《攓云篇》。

太守祭祷灵应，不久，大雨沛然而下，老百姓奔跃欢呼，垂枯的二麦，立见复起，生气洋溢。苏轼以北亭为喜雨之所，作《喜雨亭记》。凡是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人，对这篇名文，大多耳熟能详，所谓：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则无麦。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则无禾。无麦无禾，岁且荐饥，狱讼繁兴，而盗贼滋炽。

苏轼有位好夫人，王弗夫人非但精明干练，而且颇识大体。苏轼在外面做些什么，回到家去，夫人一项一项地要问个仔细，她说：你离开父亲远了，凡事没人指点，不可以不谨慎。她常引用公公说过的话来警戒苏轼。苏轼在家里见客，她就站在屏风后面，听他们说些什么，然后对丈夫说：某某这个人，说话模棱两可，一味逢迎你的意向，你何用与这种人谈天。有的人惯会拍马，跑来表示热络，夫人说：这种朋友，不会长久，交情套得那么快，其去也必速。苏轼非常佩服她的眼光和见识。 4

一年大雪，住宅庭前积雪甚厚，只见古柳树下约有一尺见方的地方，独无雪迹，等到天晴了，这方土地又高起数寸来，苏轼怀疑是古人窖藏丹药之处，丹药性热，所以地不积雪而土又坟起，他想发掘。王弗夫人说：假使先姑在，一定不会许可的。

这是引用程太夫人不许发掘纱縠行老宅中地下大瓮的故事，如此婉转谏阻，使苏轼觉得惭愧而止。 5

然而，西北的强风黄土，凤翔府的官吏生涯，处处都使苏轼感觉厌倦。重九日，他不愿参加群官欢聚的府会，独自一人跑到东门外的普门寺去玩，怀乡念弟，心情郁闷。作《壬寅重九不预会，独游普门寺僧阁，有怀子由》诗：

花开酒美盍言归，来看南山冷翠微。

忆弟泪如云不散，望乡心与雁南飞。

明年纵健人应老，昨日追欢意正违。

不问秋风强吹帽，秦人不笑楚人讥。

西北早寒，九月下旬，天已微雪，再作怀子由二首，如言愁肠别后能消酒，白发秋来已上簪江上同舟诗满箧，郑西分马涕垂膺。未成报国惭书剑，岂不怀归畏友朋等，情绪非常低落。

苏辙十九岁登第五甲进士第，二十三岁中制科，一鼓作气，可以算得其进也锐了，不料除命商州推官，被知制诰王安石驳回词头，不肯撰告，事情便在执政间琢磨拖宕了整整一年，弄得意气消磨殆尽。一直到今年七月，诰命才下来，而老苏在京，身旁别无侍子，苏辙便以这个理由，辞不赴任。

商州与凤翔毗邻，假使苏辙赴商，还可希望能来凤翔一聚，现在又落空，寄诗慰弟说：远别不知官爵好，思归苦觉岁年长。著书多暇真良计，从宦无功漫去乡。再说，商山也不是一个什么好地方，苏轼听商州县令章惇说，商州人说话像外国语，一句也听不懂，很多人生着大脖子（甲状腺肿），不辨肩颈，这个样子的地方，不去也罢，诗言：夷音仅可通名姓，瘿俗无由辨颈腮。答策不堪宜落此，上书求免亦何哉！

自秋徂冬，苏轼身体一直不好，十一月间，大雪数日，索性赖在床上不起来，年前年后，怀念故乡度岁的年中行事，作《馈岁》《别岁》《守岁》及《和子由踏青》《蚕市》诸诗。

八年正月十五，大家都在欢度元宵夜，只有苏轼在家，独坐无聊，一个人跑到城北街的开元寺东塔院去看王维的壁画。其时，夜色已阑，苏轼凝眸注视，但见残灯影下的画中僧人，个个都栩栩欲动的样子，竟是看得呆了，对于诗人画家的笔墨，自此便有更深一层的领悟。

三　陈希亮

嘉祐八年（1063）三月，仁宗皇帝崩于福宁殿，四月一日，皇太子赵曙即位，是为英宗。英宗自少体弱，时方卧疾，由光献太后曹氏权同处分国事。

是年正月，宋选罢凤翔太守，眉州青神县人陈希亮（公弼）自京东转运使来代。

陈希亮身材矮小、清瘦，而为人刚劲，面目严冷，两眼澄澈如水，说话斩钉截铁，常常当面指责别人的过错，不留情面。士大夫宴游间，但闻陈希亮到来，立刻阖座肃然，语笑寡味，饮酒不乐起来。他对待僚属，自然更加严厉，竟然有很多人吓得对他不敢仰视。

苏轼虽是以京朝官差充签书节度判官厅公事，简称签判，仍是幕职，有如现在地方政府的秘书长，职掌赞襄郡政，综理诸案文移，斟酌可否，签拟后报告***，或罢或行。他与长官公事上的关联，非常密切，而两个人的性格，却是如此的冰炭不相融合。

苏轼性豪阔，不会官僚滑头，而做事却勇于负责，意见不同时，便要据理力争。这二十七八岁的签判，年少气盛，就不免形诸辞色，一点不肯屈就退让。

陈希亮也有意要裁抑这个锋芒太露的后辈，对他也一样地端起架子，毫不客气，使苏轼更难忍受。

府衙中的吏役，为了对这位制科出身的判官表示敬重，大家尊称之为苏贤良，这颇类似现代人之称某博士者一样，实是一件平常小事。不料被陈知府听到了，大怒，愤然骂道：府判官就是府判官，有什么贤良不贤良的。把那吏役打了板子，这当然使苏轼十分难堪。

苏轼写的公事，他也毫不客气地涂抹删改，往返不休，此在以文章自负的苏轼，更不容易忍受。

陈希亮官僚架子很大，同僚晋见，任在客座中等候，久久都不出来接见，甚至有人在客位中打起瞌睡来。苏轼心生不平，作《客位假寐》诗，讽刺他：

谒入不得去，兀坐如枯株。

岂惟主忘客，今我亦忘吾。

同僚不解事，愠色见髯须。

虽无性命忧，且复忍须臾。

两人之间的摩擦，造成日深的成见。苏轼益发落落寡合起来。他不预府宴，中元节也不过知府厅。陈希亮抓住这一点，竟然上奏朝廷纠劾他，被朝廷罚铜八斤，苏轼也都不管，只是日后作谢馆职启中，才说：一参宾幕，辄蹈危机，已尝名挂于深文，不自意全于今日。

陈希亮于廨宇后圃，筑造一座凌虚台，以望南山，请苏轼作记，轼乘此机会浇了他一头冷水，如言：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昔日的荒草野田，岂知有今日的凌虚台？而从前秦穆王的祈年、橐泉，汉武帝的长杨、五柞，隋之仁寿殿，唐之九成宫，其宏丽坚固，将百倍于凌虚台，而今复为破瓦颓垣，又安在者？所以结尾狠狠地讽刺他道：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则过矣。盖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这是对陈知府奏劾一事，给予针锋相对的答报。

陈希亮是眉州人，苏陈两家原是数代世交，论辈分，且比老苏还长一辈，当他读过《凌虚台记》的稿子后，不易一字，吩咐上石，并且慨然道：吾视苏明允，犹子也；轼，犹孙子也。平日故不以辞色假之者，以其年少暴得大名，惧夫满而不胜也，乃不吾乐耶！

后来，苏轼因其子陈慥之请，为作《陈公弼传》，其中有一段说：

公于轼之先君子为丈人行，而轼官于凤翔，实从公二年。方是时，年少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形于言色，已而悔之。

原任凤翔法曹张琥，本与苏轼为进士同年，共事两载，曾同游真兴阁寺。嘉祐八年十一月，调职回京，苏轼作《稼说》送其行，其中有一段说：

吾少也有志于学，不幸而早得与吾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谓不早也。吾今虽欲自以为不足，而众且妄推之矣。呜呼，吾子其去此而务学也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吾告子止于此矣。子归，过京师而问焉，有曰辙子由者，吾弟也，其亦以是语之。

读此文所言，显见苏轼当时已经体谅到陈希亮这位老前辈，为要矫治他少年早达的弊害，所设下的苦心，因此说已而悔之，因此作《稼说》以赠同年张琥。但是赠文张琥，却真个是与非其人，此君阴险贪鄙，热衷利禄，元丰年间，改名张璪，官知谏院兼侍御史知杂事，诗狱案起，他与李定共治此案，必欲置苏轼于死地者，就是这个同年。

陈希亮于凤翔任上，因将他州馈送的公使酒，据为私有，坐赃去职，抑郁而殁。后人造作希亮之所以获罪，系由于欧阳修代轼报复的谣言，实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妄人妄语。

希亮有四子，唯幼子陈慥（季常）不乐仕进，使酒好剑，用财如粪土。苏轼在岐山碰到他，他正带了两个朋友，骑马携箭，在长林丰草间出入射猎。两人自此相识，高谈用兵及古今成败之事，陈慥自以为是一世豪士，苏轼很喜欢他的游侠气概，遂成莫逆之交。

仁宗崩，以韩琦为山陵使。兴筑皇陵，需用竹木，饬由凤翔供应，而编木筏竹，东下河渭，则为签判苏轼的专职。不幸其时天旱，渭河干涸，挽木不下；而山陵工期迫切，运材须于限定时日内到达，否则，这延误王事的责任，怎么担当得起。诗言：桥山日月迫，府县烦抽差。千夫挽一木，十步八九休。渭水涸无泥，菑堰旋插修。对之食不饱，余事更遑求。苏轼整日忙于督抽差役，集材付运，弄得寝食不安，整整忙了五个多月，直至是年秋间，才算交完差，透了一口气。

然而刚刚交完皇差，又逢地方大旱，苏轼祷雨于太白山，不验，再经虢县，渡渭水而祷于磻溪。回程自阳平入斜谷，九月至终南，住在太平宫的溪堂里，得遂一读《道藏》的宿愿。

自来凤翔，他对于这么许多牵连不断的吏事，厌倦不堪，以为除了浪费生命之外，身名两皆无益。案牍劳形，问囚理讼，不知所为何来，从前所学，完全抛弃，而一官在身，却又不得不奔走劳役，弄得心神俱疲。他在《和子由闻子瞻将如终南太平宫溪堂读书》诗中，大发牢骚：

役名则已勤，徇身则已媮。

我诚愚且拙，身名两无谋。

始者学书判，近亦知问囚。

但知今当为，敢问向所由。

士方其未得，惟以不得忧。

既得又忧失，此心浩难收。

然而，在这一年中，苏轼仍有出其所学，极论民生国是两篇大文章，一是《上韩魏公论场务书》，以所见凤翔老百姓为衙前之役所困，请求政府行宽大久长之政；二是《思治论》，指出嘉祐政治之弊，症结在于没有一定的国策，所以法弊而事无成。

关于前者，苏轼指陈凤翔的老百姓所最怕的，莫如衙前之役，而课役的标准，从每一人家的盘碗锅罐算起，长役十千，乡户及二十千者，都该占股一分。一分之役，名为十千可办，其实须十五六千至二十千，役重如此，老百姓焉能不穷。

课役本只限于上户，但事繁而役不足时，则递取其次，而现在家赀二百千者都须服役。事实上，连盘碗锅罐都计算在内，家赀不满二百千者，何以为民，则任何人已皆不免于衙前之役，困穷可知。

苏轼希望政府行宽大久长之政，以官榷优与人民，先裕民而后裕国。

苏轼作《思治论》，立论甚大。他说，世有三患，终莫能去：一是宫室祠祷繁兴，钱币茶盐法坏，加以庞大的军事费用，天下常患无财；二自澶渊之盟后，辽与西夏，日益骄横，而宋则战不胜，守不固，天下常患无兵；三则选举法严，吏不重视考功，考铨之法坏，天下常患无吏。

这三大问题的形成，是由于国家没有通盘的计划，没有一定政策之故。五六十年来，规模未立，虽有很多人对这三个重要问题，游谈聚议而上，但都各就个人的见解，做枝枝节节的议论，人心不同，好大者欲王，好权者欲霸，而偷者欲休息，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朝廷发一政，则曰姑试行之，成功与否不可知，前政尚未见效，而后政又发，政令纷纭而法日弊，故症结在于其始规模未立，其卒事功无成。

他的主张是政府应该于众论中从其可行者而规模之，发之以勇，守之以专，达之以强，日夜以求合于其所规模之内，而无务出于其所规模之外。其人专，其政一，然而不成者，未之有也。

苏轼虽然以最大的政治热忱上书时宰，力求稍解老百姓衙前之役的困苦，但是韩琦方欲持重，决不能用这新进的书生之言。

英宗即位，覃恩各有升迁，苏轼在凤翔，其本官为大理评事，是年晋升为从八品的大理寺丞。

翌年，改元为治平元年（1064）。

正月，苏轼自清平镇至盩厔县，商洛令章惇率同僚苏旦、安师孟自长安来谒，同游楼观，访老子出关时的关令尹喜的旧宅与授经台，经五郡城而至大秦寺、延生观；下山西行十余里而至黑水谷，谷中有仙游潭，潭上有南北二寺，倚峻峰，面清溪，林木深翠，怪石不可胜数；潭水深不可测，以绳缒下数百尺不得其底，以瓦砾投之，翔扬徐下，好久才不见；水深如此，而两岸万仞绝壁，山壁之间架一独木为桥，危险万分。章惇邀苏轼过桥去题字山壁，苏轼谢不敢，诗曰：犹有爱山心未至，不将双脚踏飞梯。

章惇说：你不去，我去。他平步过桥，乘索挽树，摄衣而下。以黑漆濡笔，在石壁上书大字曰：苏轼章惇来。再照样攀绳拊树而还，神色不动。苏轼拍拍章惇的背脊道：子厚他日必能杀人。

为何？惇问。

能自判（拼）命者，即能杀人。轼答。 6

苏轼既不敢过桥，遂与诸人向潭北循黑水而上，至南寺，以章惇远来，留他们在寺午餐，诗有野馈惭微薄，村沽慰寂寥句。饭后，章惇等将往渼陂，遂别。

苏轼还至岐山，与文同相遇于岐下。文同，字与可，梓州梓潼人，他们是西蜀的同乡。与可长得眉清目秀，而志气方刚，淡泊名利。他是画竹的名家，倾谈之下，苏轼称他有四绝，诗一、楚辞二、草书三、画四，为作《文同画竹赞》。与可向人说：世无知我者，惟子瞻一见识吾妙处。 7 自此订交，以后相见之日虽不多，却成为死生不渝的好朋友。

治平元年八月，西夏又大举犯边，入寇静边寨，围童家堡。仓猝之间，朝廷暂以当地的转运使摄帅事，而他却与军中的副总管发生严重的摩擦，军无纪律，民心惶恐，沿边各城，风声鹤唳，整个西北边区都为之动摇。

大军云集西边，凤翔为边军的粮秣供应中心，苏轼职掌所在，就日夜忙于飞刍挽粟，西赴边陲的任务，疲惫不堪。

幸而朝廷诏以端明殿学士王素再知渭州，自许州移镇平凉，泾原故老互相欢贺，沿边将士听说老将重来，踊跃传呼，从此旗帜鲜明，鼓角欢亮，军容大振。西夏习闻王素威名，闻讯立即撤兵，至素到任时，虏围已解，他不过宴劳将佐而已，而人心大定。

韩琦以派驻陕西的戍兵太多，军粮不足，请科陕西民户，三丁抽一，籍为义勇军，得十四万人。军粮不足而籍民为兵，因为义勇可以不必供食之故。当时的谏官司马光上疏累谏，不听。诏下之日，苏轼便须巡回所属各县，亲自提举这件刺勇的大事，而他所亲眼目睹的，则是愁怨之民，哭声振动。但这是诏令，地方官责在奉命行事，一点办法也没有。

幸而三年任期届满，苏轼遂于是年十二月十七日罢签到任。宋有磨勘之法，文资三年一迁，武资五年一迁，苏轼以磨勘得升官为殿中丞。宋吏，殿中省监、丞各一人，掌奉天子玉食、医药、服御、幄帟、舆辇、舍次之政。其实有官无职，只是衔名而已。

苏轼携家带眷，回开封去，自长安而至华阴，时又寒冬腊月，霪风凛冽，道路泥泞难行，只得全家留在华阴的旅舍里度岁，忍寒苦吟：

三年无日不思归，梦里还家旋觉非。

腊酒送寒催去国，东风吹雪满征衣。（《华阴寄子由》）

四　亡妻丧父

治平二年（1065）正月，苏轼返京，与父亲和弟弟一家团聚。旋奉诏命，差判登闻鼓院。

这登闻鼓院是谏官组织中的一个单位，隶属于司谏和正言，掌管收受官民投递的章奏表疏，不论是说朝政得失、公私利害，还是理雪冤滥等，皆许到鼓院来击鼓进状，如为告密或检举官吏，并许密封呈进。吏民如有冤屈，都可借此申告，是北宋政制中一个很好的制度。

英宗皇帝自在藩邸，久已习闻苏轼的文名，是时，便欲循唐朝的先例，特命召入翰林，知制诰。

宰相韩琦以为不可，对曰：轼之才，远大器也，他日自当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养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进用，然后取而用之，则人人无复异辞矣。今骤用之，则天下之士，未必以为然，适足以累之也。

英宗说：且与修注，如何？

琦对曰：记注与制诰为邻，未可遽授。不若于馆阁中近上贴职与之，且请召试。

英宗说：未知其能否，则试之。如轼，有不能耶？

韩琦仍然坚持苏轼年少资浅，未经试用，不可骤与侍从之职，最后决定依照一般通例，召试学士院，且与馆职。

殿陛间这番讨论的言语，不免外传，欧阳修还怕执政官中有与韩琦不睦者（暗指曾公亮），借此挑拨是非，所以特地向苏轼解说，苏轼道：韩公所以于某之意，乃古之所谓君子爱人以德者。 8 对于韩琦此举，倒是后来的史论家有很多批评，以为韩琦号为名相，但面对杰出异能的人才，仍计寻常尺寸，不能破格擢用，认为他太官僚化了。

二月，召试学士院。试两篇论文，题一为《孔子从先进论》，一为《春秋定天下之邪正论》，轼复以最高分的三等入选，于治平三年（1066）二月乙酉，得以殿中丞直史馆。

宋设三馆集贤院、史馆与昭文馆，掌管校雠典籍，管理图书等事。馆职首重文才，故试论文，一经入选，便为名流，其职位高者为修撰，次为直馆，再次为校理，卑者曰校勘、检讨等。苏轼作《夜值秘阁呈王敏甫》诗，一时也颇有些许富贵气象：

蓬瀛宫阙隔埃氛，帝乐天香似许闻。

瓦弄寒晖鸳卧月，楼生晴霭凤盘云。

共谁交臂论今古，只有闲心对此君（藏书）。

大隐本来无境界，北山猿鹤谩移文。

苏轼既已回京供职，老父得人随侍，闲居南园已历三年的苏辙便开始活动，三月得为大名府推官。

但至五月二十八日，苏轼忽又逢丧妻之痛。夫人王弗时仅二十七岁，只有一个儿子，还不满七岁。他俩的婚姻生活只有十年，而这十年里面，正是丈夫出外求取功名，家庭残破，离合无常的艰难时期。她在家侍奉翁姑，勤俭谨肃，声闻戚党；到随夫游宦凤翔，深知她的丈夫缺乏社会经验，生性又大而化之，她就专心注意他在外面的每日行事，细心观察与丈夫交往的朋友，以她精明的头脑，帮他辨析人情事理，及时谏诤，避免上当。

王弗夫人的谨言慎行，正是苏轼所最缺乏的修养。她的精明干练，使苏轼对她产生很多依赖，隐然做了丈夫的护身神，而今一旦丧逝，怎不令他痛恸。

父亲也嘱咐儿子道：媳妇从你于艰难，将来，你必须要将她葬在其姑之侧。这在当时的家族观念里，是一种崇尚与敬爱的表征。所以苏轼作《亡妻王氏墓志铭》说：君得从先夫人于九泉，余不能。呜呼哀哉！余永无所依怙。君虽没，其有与为妇，何伤乎？呜呼哀哉！

苏轼对夫人王弗的敬爱，也永远不衰。后十年，熙宁八年（1075）的正月二十日，他在密州梦见夫人，犹是凄切难遣，作《江城子》词：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六月初六，殡王夫人于京城之西，后来运柩回籍，葬于翁姑茔墓之西北八步。

这些年来，苏氏的家运实在不好，死亡相继，骨肉凋零，苏洵《极乐院造六菩萨记》说：自长女之夭，不四五年而丁母夫人之忧。其后五年，而丧兄希白（苏澹），又一年而长子（景先）死，又四年而幼姊亡，又五年而次女卒。至于丁亥之岁，先君（父苏序）去世，又六年而失其幼女（嫁程之才之八娘），服未既，而有长姊之丧。悲忧惨怆之气，郁积而未散。越四年，轼、辙兄弟又丁程太夫人之忧，所谓三十年之间，而骨肉之亲零落无几，这也是促使老苏誓去远游四方的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曾不几年，丧母之后，苏轼又悼妻亡。距妻亡十一个月，治平三年（1066）之四月，老父忽又疾革，二十五日逝世，享年五十八岁。苏洵所编礼书，甫经脱稿，由欧阳修领衔，与礼官李柬之、宋敏求、陈绎、李育、姚辟、苏洵等联名奏上，尚未得报；而私撰《易传》，亦未完稿。临终前，苏洵遗嘱两件大事：未完成的《易传》，希望他们两兄弟续写成书；兄澹（希白）过世得早，子孙未立，要他们照顾；妹嫁杜氏，死而未葬，要轼负责葬事。苏轼涕泣受命。后于熙宁元年遵遗命为这个杜氏姑母茔葬于眉山，又当他官可荫补亲族时，奏请荫补大伯父（苏澹）的曾孙苏彭，都决定于这个时候。

苏洵逝世事，奏闻于朝，英宗诏赐银一百两，绢一百匹。苏轼辞赐银绢，为父求赐官爵。六月九日诰赠光禄寺丞，同时特饬有司备具船只，载送灵柩归蜀。

韩琦、欧阳修各致厚赙，均辞不受。

据欧阳修所撰墓志，苏洵的著述有《文集》二十卷、《谥法》三卷、又《易传》未成。另见于其他著录者则有《洪范图论》《皇祐谥录》（《宋史艺文志》）及《批点孟子》二卷。

六月，兄弟扶护父亲的灵榇和王弗夫人柩，一舟两棺，自汴入淮，溯江而上。

至江陵，初识他夙所敬佩、风骨嶙嶙的刘挚，其时他为江陵府的观察推官；在途中又与史馆的同事李师中相遇，其时师中方欲出守凤翔，赴任中山。

兄弟护丧还乡，遵礼在家守制。治平四年八月，合葬父母于武阳（彭山）县安镇（蟆颐）山之老翁泉；同时葬王弗夫人于其侧。

家居无事，苏轼在整理旧书中，发现父亲疏写数纸祖父（苏序）的事迹，似乎是想要写篇行状而并未完稿的残篇，于是决定代他父亲了此心愿，撰《苏廷评行状》。然后又将这篇行状抄录副本，写了信托人携交曾巩，求撰墓碣书。《曾南丰集》有《赠职方员外郎苏君墓志铭》，即是轼所求文。

居丧期间，听了许多道家的神秘故事，也看了不少名画，他的族兄僧惟简从成都来看他，以苏辙所得的河朔兰亭拓本交他带回寺去刻石，并为作跋。苏轼在凤翔所购得的四扇吴道子画四菩萨真迹的门板，这次也带回家来，就代他父亲施舍给惟简的庙中，要惟简造一大阁，专藏此画，且绘苏洵像于其上，以为永念。造这大阁预算需钱百万，苏轼认捐二十分之一。 9

熙宁元年（1068）七月除丧。十月，苏轼续娶王弗夫人的堂妹王闰之为继室。闰之夫人字季璋，青神县王介（君锡）的幼女，其弟王箴（元直）于苏轼前次母丧归乡时，两人尝同坐在庄门前吃瓜子炒豆者，现在则已长大，时从苏轼问学。

十二月，轼、辙兄弟再度携同家属还京，将乡中祖坟的修护照看，田宅的出纳经纪，亲戚家的酬酢等事，委托了老邻居而又总角之交的杨五哥（济甫），如遇大事，则要堂兄子安做主。

同乡的父执辈王淮奇（庆源）、蔡褒（子华）、杨宗文（君素）来送行，蔡褒在他纱縠行的老宅中为种荔树一棵，说待荔树长大，望能见他回来。

但是苏轼此去，过了二十二年，他还在杭州任上，不能还乡，《寄蔡子华》诗，无限惆怅：

故人送我东来时，手栽荔子待我归。

荔子已丹吾发白，犹作江南未归客。

五　荆公变法

宋代继承天下于唐之安史、黄巢之乱，五代十国的军人割据之后，国家经历长达六十余年的分裂和战争，民穷财尽，积弱已深，而开国不到二十年，外患又起，初受北方契丹族辽人的入侵，一败于高梁河，再败于歧沟，大小八十一战，宋只胜了太原一仗。太宗两次亲征，被辽兵包围，仅得身免，而股为箭伤，每年都要发病，自此签订了不平等的澶渊之盟，年输大宗币帛，暂得相安。

不料羌夏又崛起于西北，他们以游牧民族强悍的骑兵，环伺边境，年年入侵。沿边地方，遭受扫荡式的洗劫、掳掠和破坏，政府不得不在沿边设置重兵，又须消耗极大的军费和补给。后来虽稍平靖，但是宋朝每年均须输与白银一百二十五万余两，其他庆节、聘问、赂遗近幸诸费，几是正额的一倍。似此敲骨吸髓的剥削，使原本疲弱的国力，不但没有休养生息的机会，更是斫伤日甚，几至衰竭的困境。

何况辽居上游，俯以临宋，夏与辽结，托以自重，掎角之势已成，宋朝腹背皆是强敌，这是一个充满危机的时代，而年轻有为的神宗皇帝，适于是时践祚。

神宗赵顼，是英宗的长子，母为宣仁太后高氏，生于濮王府邸，嘉祐八年始侍英宗入居庆宁宫，隆准龙颜，仪表英伟，治平三年（1066）十二月被立为太子，四年正月正式即位。

神宗在藩邸时，留心国事，已知民穷财困，军政敝弛的情况，有志于富国强兵，而深患历来的执政皆非其人，譬如濮议，只是讨论如何尊礼他的祖父一事而已，无关国计民生，但是朝臣聚讼纷纭，数年不决，舍大论小，心里甚不谓然。

神宗好学深思，即位后，更欲奋发有为，心里隐藏着一段国恨家仇，曾于滕元发（范仲淹的表弟）陛见时，因他向以熟谙兵学出名，所以留他长谈天下事，语及北辽，神宗说：太宗自燕京城下兵败，被北虏穷追不舍，仅得脱身。行在服御的宝器，都为所夺。随行的宫嫔，皆沦陷虏中。太宗股上中了两箭，每年都要发病，其崩，也是箭创复发之故。像这样的不共戴天之仇，我们还要年年捐献金帛以事之，为人子孙者，应当这样的吗？

言下，不禁唏嘘哭泣起来。 10

宋太祖对于唐及五代藩镇之祸，亲身体验，非常警惕，所以建国之初，竭力裁抑兵权，建立一个文治国家，是其基本政策。文彦博对神宗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就是说明宋代行士大夫政治的特性。

士大夫十有九为文章之士，果于有为者少，乐于无事者多，尤其是出身高门华族的子弟，更缺乏淬厉奋发的志气；而且表面上国家承平百年，大家也就耽于苟安，但求逸乐，因而形成非常保守的政治风气，民心士气，也一样萎靡不振，这是神宗所不满意的现实。苏轼也说：

夫天下之未平，英雄豪杰之士，务以其所长，角奔而争利，惟恐天下一日无事也。是以人人各尽其材，虽不肖者，亦自淬厉而不至于怠废。天下既平，则削去其具，抑远天下刚健好名之士，而奖用柔懦谨畏之人。不过数十年，天下靡然无复往时之喜事也。于是能者不自激而无以见其能，不能者益以弛废而无用。当是之时，人君欲有所为，而左右前后皆无足使者，是以纲纪日坏而不自知。（本集策略第四）

神宗所面对的现实，就是这样一个墨守成规、无人乐有作为的朝局。神宗首先试探几个老臣。

一日，对文彦博说：天下敝事甚多，不可不革。

彦博对曰：譬如琴瑟不调，必解而更张之。但他并无具体建议。神宗认为国家当前最大的困难，在于欲举兵而兵不足，欲足兵而饷不济，所以政事之先，理财为急。过了几日，又试探他说：

当今理财，最为急务。养兵备边，府库不可不丰。大臣宜共留意节用。

神宗的心事，不便直讲，恐怕引起敌国注意，只好说养兵备边。文彦博的对答，就更不着边际。

四月，知汝州富弼入见，神宗与他从容坐语，竟至日昃。帝问以治道，富弼知道皇帝锐于有为，对曰：

人君好恶，不可令人窥测。可窥测，则奸人得以附会其意。陛下当如天之鉴，人之善恶皆所自取，然后诛赏随之，则功罪无不得其实矣。

久之，帝又以当前大事为问，则对曰：

陛下临御未久，当先布德泽，愿二十年口不言兵，亦不宜重赏边功，干戈一起，所关祸福不细。帝默然良久。

环顾盈廷朝士，几乎无人可以与言大计。神宗苦闷之中，马上想起一个夙所闻知，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的王安石来。

在当时的政治社会里，大家心目中的王安石，是个馆阁之命屡下，辄辞不起的高士，朝廷数欲授以美官，他都辞不应召。嘉祐时，来朝为知制诰，未及大用，又因母丧而出居江宁，韩维和吕公著和他比较接近，非常佩服他的品德和学问，逢人便为称扬。北宋官场里面，人人勇于猎官，争权夺利，视为本等，像王安石这样耿介自重的人，实所罕见，使国之大老如富弼、文彦博、韩琦、司马光等都视之为圣人复出，非常钦重。

神宗在颍邸，韩维为太子记室，讲书时，如获神宗称许，便说：此非维之说，维友王安石之说也。韩维迁官庶子时，又荐王安石自代，因此，神宗对王安石这个名字印象很深，即位未久，便欲召见其人，而安石不至。神宗问辅臣道：安石历先帝朝，屡召不赴，人以为不恭；现在召又不至，果真是病还是有所要求呢？

其时左相韩琦专权，右相曾公亮很不服气，他就趁这机会力荐安石，想用他来离间韩琦，遂对曰：安石真辅相材，必不欺罔。

韩琦求去，以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入对，帝泣曰：侍中必欲去，今日已降制矣。然卿去，谁可属国者？王安石何如？

韩琦对曰：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

于是召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安石迟迟其行，六七个月后，才到閤门报到。熙宁元年（1068）四月，越次召对。

帝问：治国以何者为先？

安石对曰：择术为先。

帝又问：唐太宗如此？

安石对曰：陛下当法尧舜，何以太宗为哉！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繁，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但末世学者不能通晓，以为高不可及耳。

帝曰：卿可谓责难于君，朕自视眇躬，恐无以副卿此意，可悉意辅朕，庶同跻此道。

接着一日，讲席终了，群臣告退，帝独留安石坐，说：有话欲与卿从容谈论。接下去说道：唐太宗必须有魏徵，汉昭烈必须有诸葛亮，然后可以有为。但魏徵、诸葛，都不是随时可有的人物。

安石对曰：陛下诚能为尧舜，则以天下之大，人民之众，百年承平，学者不为不多，而虑无人助治，是陛下择术未明，推诚未至。即有贤者，亦将为小人所蔽，卷怀而去。帝曰：何世无小人，虽尧舜之世，亦不能无四凶。惟能辨四凶而诛之，此所以为尧舜！

安石退而进《百年无事札子》，论曰：天下无事，过于百年。虽曰人事，亦天助也。伏惟陛下知天助之不可常，知人事之不可急，则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

这番话，针对神宗亟欲有为的兴奋心理，发生极大的作用。越日，遂再召安石问曰：卿条陈众失，想必已一一有所经画，试为朕详言设施之方。

安石对曰：天下风俗法度，一切颓坏，在于廷臣。庸人则安习故常而无所知，奸人则恶直丑正而有所忌，有所忌者创之于前，而无所知者和之于后，虽有昭然独见，恐未效功，早为异论所胜。陛下诚欲用臣，恐不宜遽，谓宜先讲学，使于臣所学本末不疑，然后用之，庶粗有所成。

神宗对于当时的保守政风及那些老成的旧臣，本不满意，一听安石变风俗、立法度的新论，有深得我心，契合非常之感。这情形，很像秦孝公之得商鞅，刘备之见孔明，君臣遇合，如鱼得水。

自此，神宗专任安石，而安石之主张变法，也确为时势之所急需。强敌压境，外患严重，幸无战争，但须年付北辽和西夏无穷的需索，割地献金，了无餍足。而庙堂内外，泄沓成风，人皆安于无事，不乐有为。按照实际，大宋帝国到这时候，早已民穷财尽，国用空虚，军备政事两皆窳败的衰颓局面，再不及时振奋求变，则未来的命运，恐怕就不堪设想了。

所以王安石倡言变法之初，朝中重臣莫不对他高远的理想寄以厚望，也都钦佩他那任劳任怨的政治勇气与抱负。不幸他自视过高，而个性又非常偏执，满朝臣士，在他眼中，不是庸人，就是奸人，目无余子，而独行其是。譬如与人论政，难免两议不合，他就当面骂人：公辈坐不读书耳。有人提出与他相异的意见，他就一概诋之为流俗之见。甚至对神宗说：陛下要以先王正道，胜天下流俗。故与天下流俗，相为轻重。流俗权重，则天下之人归流俗；陛下权重，则天下之人归陛下。

安石既目盈廷朝士皆为流俗，则这番话不啻是教皇帝与群臣对立。这种绝对排斥他人的态度，使人人对他不满，如御史中丞吕诲说他好学而泥古，不通世务；参知政事赵抃、唐介说他难当大任；侍读孙固认为他狷狭少容，没有宰相的度量。

然而神宗仍欲付以大政，对安石说：人皆不能知卿，以卿但知经术，不晓世务。

安石对曰：经术正所以经世务。

帝问：卿所设施，以何为先？

安石说：末世风俗，贤者不得行其道，不肖者得行无道，贱者不得行礼，贵者得行无礼。变风俗，立法度，最为方今之所急。

安石更揭橥人主制法，而不当制于法。人主化俗，而不当化于俗的大原则，来坚定神宗的信心，神宗也决心付与大政。熙宁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遂除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开始执政。这个月里，苏轼、苏辙兄弟刚刚回到汴京。

安石在朝，得皇帝的专任于上，独行其是，大家只好暂时缄默，而整个行政中枢，几成瘫痪，只有王安石一人，在唱独角戏。当时人说中书省里的人物，有生老病死苦之分，盖指王安石生，曾公亮老，富弼病，唐介死，赵抃苦。

安石执政，神宗首从其议，诏设制置三司条例司，以安石与知枢密院陈旭（升之）共领其事。

宋朝本有三司使之设，包括户部、盐铁与度支三使，掌理全国财赋，而王安石所另设的这个制置三司条例司，其范围为掌经画邦计，议变旧法，实为一个最高国策的企划机关。这个议变法、定国策的组织，却以财经组织的形态而成立，则新法的目的，完全侧重财政需要，已经十分明白。宋朝老百姓的税负甚重，熙宁时全国的岁入，比唐代已经高出二三十倍，生产总额的增加有限，哪里还有增税的余地？如要在此之外设法搜括，其流于聚敛，实为必然的趋势，而聚敛造成民生的痛苦，也是持重的旧臣群起反对之最大原因。

苏轼还朝，依例请求注（派）官，以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这官告院属于吏部，掌管官吏和将士的勋封、官告等事务。一般来说，这是一个储才之地；对苏轼来说，则是被投闲置散，所谓职务，不过司官方辞章的撰制而已。

苏辙到京后，闻神宗有养兵备边，府库不可不丰之语，因以上疏曰：所谓丰财者，非求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财者而已。事之害财者三：一曰冗官，一曰冗兵，一曰冗费。疏上，神宗批付中书说：详观疏意，知辙潜心当世之务，颇得其要，郁于下僚，使无所伸，诚亦可惜。即日召对延和殿，亲任为新设立的制置三司条例司的检详官。神宗面命，辙不敢辞。

安石又起用章惇为三司条例官，曾布检正中书五房公事，推荐吕惠卿同为条例司的检详文字。

惠卿，福建泉州人，自真州推官秩满入京，与安石论经义，大蒙赏识，即加延揽。从此事无大小，安石皆倚惠卿为主谋，凡所建请章奏，亦都由惠卿主稿，而苏辙与他却常议论不合，时生龃龉。

安石被命执政，御史中丞吕诲首先发难，袖章弹劾。当时司马光还说他：众喜得人，奈何论之。吕诲说：安石虽有时名，然好执偏见，轻信奸回，喜人佞己，将败国事。疏上，神宗不听，还其章，遂求去，出知邓州。

熙宁二年（1069）七月，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使薛向主其事。均输本以从贵就贱，用近易远调节物资，平定物价为主，用意很好。不过此事如由政府来做，不免有官营买卖、与民争利之嫌，诚如苏轼所言：虽不明言贩卖，既已许之变易，变易既行，而不与商贾争利，未之闻也。苏轼更说，若官吏更从此中贪黩，则商贾之利未必可得，而整个政治风气，却将为之败坏。（《上神宗皇帝书》）

知谏院范纯仁奏言王安石变祖宗法度，掊克财利，民心不宁。又进所作《尚书解》，阐明尧舜禹汤文武的行事。神宗亟于求治，轻易延见小臣，纯仁谏曰：小人之言，知小忘大，贪近昧远，愿加深察。及均输法行于六路，纯仁奏曰：陛下欲修先王补助之政，今乃效桑弘羊均输之法，掊克生灵，敛怨基祸。疏中攻击王安石欲求近功，忘其旧学。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鄙老成为因循，弃公论为流俗。异己者为不肖，合意者为贤人。人才不可急求，积弊不可顿革。倘欲事功急就，必为更新于：2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