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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马入尘埃

2024-07-20 〔苏东坡新传〕 李一冰 第三章 尘埃 新传 苏东坡 李一冰

西湖三载与君同,马入尘埃鹤入笼。

(《次韵周邠寄雁荡山图》)

一 湖畔孤鸿

中国之东南,尤其是俗称江南的这一地区,由于长江的冲积作用,使它成为一大片土壤肥沃的三角洲,农桑发达,物产富饶。虽然迟至公元四世纪前后,始行开发,但在唐代,它已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支柱;五代时,钱镠建吴越国于此,开发的程度更形增长;至宋,遂有苏常熟,天下足之称。这一地区农田收成的丰歉,往往代表民生经济的宽裕或贫乏,而左右国家的财政,故有天下谷仓之目。

三吴境内水路纵横,货物流通便畅,所以到处都有新兴的商业城市建立起来。各地所生产的粮食和大宗民生物资,汇集在直通开封的大运河边,舶运京师,供养都城中百万市民之所需。杭州,是运河南端的起点,与北端的苏州,同为江南经济的中心都市。

杭州在北宋当年,是京朝人眼中的东南第一大都会,如袁褧《枫窗小牍》说:汴中呼余杭百事繁庶,地上天宫。嘉祐三年(1058),梅挚出守杭州,仁宗赐诗宠行,首联即曰:

地有湖山美,东南第一州。

梅在任中,就在吴山上造了一座有美堂,欧阳修作记曾说:今其民幸富完安乐。又其习俗工巧,邑屋华丽,盖十余万家。环以湖山,左右映带。而闽商海贾,风帆浪舶,出入于江涛浩渺、烟云杳霭之间,可谓盛矣。记北宋杭州之盛,极言尽美如此,对于门人苏轼之行将赴杭任官,欧阳修心里非常快慰,临别,对他道:西湖有僧惠勤,人很文雅,长于作诗。我曾作《山中乐》三章赠他,你公暇若欲求友于湖山间而不可得者,则不妨往寻惠勤。

苏轼于熙宁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抵杭州任,到官三日,就往西湖孤山,访问惠勤、惠思二僧。

西湖孤山,在钱塘门外四里许的北山路上,湖中一峰独立,碧波环绕,必须坐船才到,山前山后,林木幽深。唐宋间,这一带地方,古刹名蓝,参差相望,山后到处都是花圃,为湖上一大胜境。苏轼去的这一日,天色晦暗,似有雪意,初见西湖,又在僧舍的纸窗竹屋里盘桓终日,顿觉心情舒坦,几乎就已不想回家了。作《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诗:

天欲雪,云满湖,楼台明灭山有无。

水清石出鱼可数,林深无人鸟相呼。

腊日不归对妻孥,名寻道人实自娱。

天寒路远愁仆夫,整驾催归及未晡。

出山回望云木合,但见野鹘盘浮图。

兹游淡薄欢有余,到家恍如梦蘧蘧。

但这不过是长时间的积郁,得一日的疏解而已。正如庄周之梦为蝴蝶,固然自以为是栩栩然的蝴蝶了,而从梦中醒来,则仍然是个蘧蘧然的庄周。

当时的杭州太守沈立,字立之,历阳人,以右谏议大夫出为江淮发运使,知越州,甫于今年正月才调到杭州来。他是个精勤吏事的好官,苏轼屡以湖上棠阴来颂扬他的爱民,两人相处不坏。而其他同僚,如监司张靓、俞希旦等,则大多是浮沉利禄的俗吏,苏轼常苦无可与言,但又不能不口是心非地敷衍他们,曾向老弟抱怨道:居高忘下真何益,气节消缩今无几。

苏轼天生是个率性任情的人,在虚伪的官僚社会里,不能乡愿,就变成了怪物狂者。他觉得自己从未矫世违俗,何以却与世俗格格不入。同乡岑象求将以提举梓州路常平还蜀,在送行诗里,苏轼倾吐苦水道:我本不违世,而世与我殊。拙于林间鸠,懒于冰底鱼。人皆笑其狂,子独怜其愚。苏轼自认疏懒和拙于应付,是他的无可救药的痼疾,此病不除,则其精神上之陷于孤独,也就很难自拔了。

人生,被命运播弄,发生变化,常在意外,如这变化竟然荒谬到令人不能自信时,则你已陷入命运的陷阱,遍身芒刺,动弹不得了。

在荆公变法所发生的政争中,苏轼是反对派中的少壮分子,他的激烈而动人的言论,为众目所共睹;他与保守派重臣间的交往活动,更被新政人物侧目疑忌。他是这样一个反对新政的彰著人物,却被派到地方政府来,地方官在职责上,必须遵守中央命令,执行新法,推行新政,否则即是渎职,所以他到杭州来做通判,本身即是一大讽刺。

江南是国家经济的命脉,在富国强兵的总目标下,重建财经政策的重点,必置于此。王安石要为天下生财,要充裕国库的收益,也必然要以全力督促这个地区积极进行新政。其时青苗、募役、市易诸法,都已先后颁布实施。募役法虽然也遭人反对,但实际施行时,倒还相当顺利,地方上的大地主,每户只消缴纳六百贯文的免役钱,就可免掉差役的痛苦,这办法甚受有钱人欢迎;拿不出钱来的贫民,本来服惯差役,只要不另加苛杂,也就无可反对;单丁女户,到底是少数,阻力不大。只是青苗法的流弊却很严重,起先是执行的官吏强迫推销贷款,现在则已到了受贷的老百姓还不出钱来,被官府逮捕、拷打、追保以致入狱等,一连串压迫的惨剧,就天天在地方政府的公堂上,热烈登场。

州政府里,问囚决狱是通判的职务。预言这恶法必将有此恶果的苏轼,却必须每日冠带整齐,高坐堂上,看衙役着力鞭棰这些穷人,在一片号哭声中,签署无情的判词这是何等不堪的工作,这是何等荒谬的命运。

杭州发运使李杞和了前举游孤山诗,苏轼再以原韵答诗曰:

兽在薮,鱼在湖,一入池槛归期无。

误随弓旌落尘土,坐使鞭棰环呻呼。

追胥连保罪及孥,百日愁叹一日娱。

白云旧有终老约,朱绶岂合山人纡。

陶潜自作《五柳传》,潘阆画入三峰图。

吾年凛凛今几余,知非不去惭卫蘧。

苏轼刚强独立,不能首鼠两端,以一个激烈的反对论者,却无可奈何地来执行新法,一批一批囚首垢面的人犯,觳觫堂下,哭声震瓦,而堂上的这位通判,惭汗满脸,手执判笔,逡巡难下,落笔时几乎没有一次不是热泪盈眶,隐隐作痛的良心,总在汩汩泣血。

衙门旧例,除夕这一天,必须将狱中囚犯提出来逐一点名,这也是属于通判的公事。熙宁四年(1071)除夕,别人都回家过年去了,苏轼却须在都厅里值班,眼看铁索锒铛的犯人,一个个从堂下走过,执笔点名,一直忙到天黑,还没点完,不能回家。苏轼心想:我和他们没有两样,他们为了要吃饭才犯法,我亦不过为了生活才贪恋这份俸禄,做这违心丧志的事情。心底里有个冲动,很想学一学古人,将这些人犯暂时开释,让他们各自回家去过个年,但却没有这份胆量,暗自惭愧,作《题狱壁》诗:

除日当早归,官事乃见留。

执笔对之泣,哀此系中囚。

小人营糇粮,堕网不知羞。

我亦恋薄禄,因循失归休。

不须论贤愚,均是为食谋。

谁能暂纵遣,闵默愧前修。

苏轼就任后,公事就一直非常忙碌,即使向来酷爱山水,而且此身已在西湖,却无时间可以逛个痛快。郎中蔡准(蔡京的父亲)新春邀他游湖,苏轼说:

湖上四时看不足,惟有人生飘若浮。

解颜一笑岂易得,主人有酒君应留。

君不见钱塘游宦客,朝推囚,暮决狱,不因人唤何时休。

又曰:君不见壮士憔悴时,饥谋食,渴谋饮,功名有时无罢休。心雄万丈的志士,竟因区区衣食而憔悴,如何能叫他心甘情愿。

苏轼厕身官僚群中,精神上总觉得非常孤独。京中旧友刘恕从九江寄了诗来,胸中浩气忽然为之复苏,作《和刘道原见寄》诗曰:

敢向清时怨不容,直嗟吾道与君东。

坐谈足使淮南惧,归去方知冀北空。

独鹤不须惊夜旦,群乌未可辨雌雄。

庐山自古不到处,得与幽人子细穷。

这首诗,固是对风骨嶙峋、使新政头痛的刘恕,致其一片向往之情,但也反映出群乌中的苏轼,心头却有无边的寂寞,出口谈治乱,一生溷尘垢,他曾那么痛苦地自忏。

这寂寞腐蚀心灵,使人产生虚无的念头。如几乎同一时期内所作的《和刘道原咏史》那首诗,他写下了现实世界中先知的寂寞,古往今来作为一个天才所抱持的生命的沉哀。诗曰:

仲尼忧世接舆狂,臧谷虽殊竟两亡。

吴客漫陈豪士赋,桓侯初笑越人方。

名高不朽终安用,日饮无何计亦良。

独掩陈编吊兴废,窗前山雨夜浪浪。

整顿农田水利,是新政的基本工作。王安石执政之初,即分遣诸路常平官,使专责办理调查、开发农田水利等事务,其后又不断派遣劝农专使到地方来考察和督导。这批人中,不免有人仗势凌人,百般挑剔,动辄以检举奉行新法不职来威胁地方官吏,弄得地方官战战兢兢,如逢豺虎。苏轼看在眼里,满怀愤懑,忽然觉得还是老弟运气好,他做学官,没有吏责,虽然生活清苦,但可不遭这批恶棍虐侮,于是作《戏子由》诗:

宛丘(陈州古名)先生(子由)长如丘,宛丘学舍小如舟。

常时低头诵经史,忽然欠伸屋打头。

斜风吹帷雨注面,先生不愧傍人羞。

任从饱死笑方朔,肯为雨立求秦优。

眼前勃溪何足道,处置六凿须天游。

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

劝农冠盖闹如云,送老齑盐甘似蜜。

门前万事不挂眼,头虽长低气不屈。

余杭别驾(自称)无功劳,画堂五丈容旂旄。

重楼跨空雨声远,屋多人少风骚骚。

平生所惭今不耻,坐对疲氓更鞭棰。

道逢阳虎呼与言,心知其非口诺唯。

居高忘下真何益,气节消缩今无几。

文章小技安足程,先生别驾旧齐名。

如今衰老俱无用,付与时人分重轻。

台州推官孔文仲过江来看他,苏轼兴奋不已,他说:一对高人谈,稍忘俗吏卑。

苏轼说他自己生性只合是一匹遨游原野的麋鹿,如今却跑来做立仗马那种仪仗队里,金鞍玉勒装饰起来的马匹,旁人看得非常华贵,在它自己只有厌恶。立仗马终日无声,那是用皮鞭子训练出来的,不准一嘶,此非马的本性。苏轼很激愤地说:一样为别人劳作,我宁愿拉盐车,也不做仅存皮骨的立仗马。

这年深秋,雨水丰足,苏轼白天听人说今年农家的收成都很好,夜雨敲窗,辗转不能成眠,深悔当年无端放弃家乡的田园生活,实在大错特错,秋怀难遣,竟至通宵不寐,坐以待旦,《秋怀二首》诗,有曰:

念我平生欢,寂寞守环堵。

壶浆慰作劳,裹饭救寒苦。

今年秋应熟,过从饱鸡黍。

嗟我独何求,万里涉江浦。

居贫岂无食,自不安畎亩。

念此坐达晨,残灯翳复吐。

二 湖寺寻僧

群芳谱中,唐人独重牡丹,洛阳花会,万人空巷,宋亦承袭此一余风,每年春天,看花是件大事。杭州安国坊(今众安桥畔)吉祥寺的和尚守璘养牡丹千本,有几百样不同的品种,每年花开,也都有盛会。

熙宁五年(1072),暮春三月,苏轼从沈太守等往吉祥寺赏花,置酒作乐。数以万计的老百姓也赶来参加花会,其中有五十三个代表,以金盘彩篮载花来献官长,吏民同欢,饮酒乐甚,连向来不饮的人,都喝醉了,舆台皂隶的头上都插了鲜花。当此春风骀荡、花光娇艳的景色里,苏轼忽然有种迟暮的感觉,觉得自己已经苍老得不配戴花,其实在那时候他还只三十七岁,只是诗人敏感,在美好的造物前自卑而已,醉吟道:

人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

醉归扶路人应笑,十里珠帘半上钩。

苏轼曾说: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西湖的开凿,始于唐穆宗长庆二年,水源本来出自钱塘江,杭州刺史白居易于钱塘门至武林门之间,筑塘防海,始将江水与湖水相隔绝。

湖产鱼鲜,腴美非凡。吴越建国,不许百姓网捕湖鱼,特权人物才能享受,名曰使君鱼,经常设置湖兵千人,打捞葑草,湖光山色,益发明媚。宋天禧年间,真宗从宰相王钦若的建议,指定西湖为皇家的放生池,禁捕鱼鸟,目的则为人主祈福,所以当日湖中,游鱼成群,并不畏人。

吴越建国时,所建府治之西,即为西湖。天下的好山好水,大抵都在郊野,只有西湖却在城市之中,使杭州有城市山林之乐。苏轼歌颂西湖,有曰:城市不识江湖幽,如与蟪蛄语春秋。试令江湖处城市,却似麋鹿游汀洲。

六月二十七日,苏轼独上钱塘门外昭庆寺前的望湖楼喝酒,天忽阵雨,他尽情观赏了湖上的雨景,醉书五首绝句,其第一首曰: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

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躺在瓜皮小艇上,随波上下,眼看湖边群山,一一似在跃动;夜坐小艇,随风容与,便觉得天上那一轮皓月,总跟在船的左右。所以苏轼诗说:水枕能令山俯仰,风船解与月徘徊。苏轼说过,西湖游者,贤愚不一,所得深浅,随人而异,但能像他这样深入自然流变中,于静中见动,充分享受湖山之美的,该是千年来西湖的第一知己。

湖上有乌菱白芡不论钱,乱系青菰裹绿盘的鲜果,有往来水上的卖花女,献花游女木兰桡,细雨斜风湿翠翘的绮丽风光。她们乘着小艇,追到你的舷边来兜售白兰、茉莉花串成的花球,这个买卖,现在仍还存在。

西湖的美好,使苏轼情不自禁地想道: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一时既然都还做不到,则站在杭州,聊为中隐,实也不坏。近一年来,苏轼的心情,从未有如今日这样畅快,湖风为他吹凉热躁,湖水为他洗尽烦忧,他高唱道:

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

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湖山。

通判有巡视辖属各县的职责。七月初,正是铄石流金的酷热天气,苏轼出城坐船到余杭县去,夜宿法喜寺后的绿野堂。次日,从余杭转到临安的净土寺,时已正午,又热又饿,来不及参禅,先要忙着吃饭,饭后好好睡了一个午觉,诗曰:鸡鸣发余杭,到寺已亭午。参禅固未暇,饱食良先务。平生睡不足,急扫清风宇。苏轼从来不说装模作样的话,读这首诗,如见大热天里,一个饥渴的行路之人,跑进庙里来,求食求饮的急迫,每个人都会有过同样的经验,他和我们一样。

从净土寺步行到钱武肃王所建造的功臣寺去玩,不论庙貌如何金碧辉煌,他只觉得人间的荣华,隔世就归消歇,只有那盏长明灯,孤照深殿而已。

次往临安县西五十里,天目东北峰之径山,他只觉得天地那么辽阔,有生之伦既然同在一个天地的覆载之内,为何要自相残害。他在诗中说了一句真心话:近来愈觉世路隘,每到宽处差安便。从径山归来,自觉心情宽舒得多,所以又说:我行得所嗜,十日忘家室。

既回杭州,兴犹未尽,也不立刻回家,住到望湖楼去,邀观察推官吕穆仲来同游夜湖。穆仲是吕蒙正的孙子,苏轼的诗友,不巧他因事未能应约,苏轼就独自一人,坐上小艇,夜泛西湖。是日只有半月,须从三更看起,苏轼就三更、四更地细细欣赏夜湖之美,直到东方大白,才回上岸来。《夜泛西湖五绝》录三:

三更向阑月渐垂,欲落未落景特奇。

明朝人事谁料得,看到苍龙西没时。

苍龙已没牛斗横,东方芒角升长庚。

渔人收筒及未晓,船过惟有菰蒲声。

菰蒲无边水茫茫,荷花夜开风露香。

渐见灯明出远寺,更待月黑看湖光。

前人论诗者,说苏轼西湖诸诗,都特别加意出色。一日,饮酒湖上,初晴后雨,作诗二首,其一云: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此篇一出,在西湖诗中,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西湖本无定称,最早传说湖中曾有金牛见瑞,故唐人别集称之为金牛湖;郦道元注《水经》,称之为明圣湖;白居易治湖,作石函泄水,故大家又称之为石函湖;宋初,俗称放生湖。但至苏轼前诗流传众口,从此奠定了西湖的名称,更有人称之为西子湖者,亦本于此。

若欲求友于湖山间而不可得者这是欧阳老师对他说的话,同僚中既少可与言者,则何不求诸方外。

西湖僧寺之盛,冠于全国,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说,杭州内外及湖山之间,唐以前就有三百六十寺之多,钱氏吴越立国后,更增至四百八十寺。如此好山好水的供养中,必有静中生慧的智者,孤山所见的惠勤外,一定尚有高人在。苏轼到杭未久,情绪还很低落,往访上天竺的都师(僧官)慧辩,清谈终日,不料使他忧劳纠结的心情,获得意外的解脱,后来作《海月辩公真赞》说:

(都师)神宇澄穆,不见愠喜,而缁素悦服,予固喜从之游。时东南多事,吏治少暇,而予方年壮气盛,不安厥官。每往见师,清坐相对,时闻一言,则百忧冰解,形神俱泰。因悟庄周所言东郭顺子之为人,人貌而天虚,缘而葆真,清而容物,物无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盖师之谓也。

从此,苏轼每游湖上,就遍历寺院,留连僧舍,访求远离名利之场的和尚来做朋友。在这方面,所得甚多,日后作《怀西湖寄晁美叔同年》时,还说:

嗟我本狂直,早为世所捐。

独专山水乐,付与宁非天。

三百六十寺,幽寻遂穷年。

所至得其妙,心知口难传。

至今清夜梦,耳目余芳鲜。

熙宁年间,西湖僧中以诗名者,有清顺、可久二人。可久最工古诗和律诗,居钱塘门外的祥符寺,清苦耿介,不与贵游交结。有人送米给他,所取不过数升,日煮二三合食之,虽茹蔬菜,亦非每日皆有。舍房窗外,但红蕉数本,翠竹百竿而已。

一年,元宵之夜,祥符寺九曲举行灯会,游人杂沓,热闹非凡。苏轼悄悄将他的侍从遣开,独自步入祥符寺,往寻可久,原想找他聊天,不料他的房间一片漆黑,了无灯火,但闻檐卜(花名)余香,随风飘扬,竟是另一个世界,不禁叹仰留诗曰:

门前歌鼓斗分朋,一室清风冷欲冰。

不把琉璃闲照佛,始知无尽本无灯。

苏轼湖上寻僧,觉得佛门的道理,确能叫人跳出尘罗俗网,得于另一个清凉世界中,来重定生命价值的取向。一个人眼界远了,则纠结一身的是非烦恼,毵毵自落,心理上便能获得无限的平和。从这个时期开始,他就时亦涉猎佛书,虽非深入研究佛典,却可取以疏解种种心理上的压迫。

一日,漫游至宝严院,见壁上题有一诗曰:竹暗不通日,泉声落如雨。春风自有期,桃李乱深坞。苏轼问谁所作,人曰:清顺。苏轼立刻就去找他,清顺诗名,从此鹊起。这和尚在院中筑有借竹轩和垂云亭,苏轼为之作《垂云亭诗》。

江南五月,入梅天气,霪雨连月,苏轼寻僧去无路,潋潋水拍檐,气闷得慌,就邀了两个同僚登上湖中画舫,沿北山路各个庙宇,请来五六个僧人一同游湖,兴味甚浓,高兴得自谓:世人骛朝市,独向溪山廉。此乐得有命,轻薄神所歼。

在所交往的南北诸山众僧中,苏轼与上天竺的辩才法师交谊最深。辩才名元净,与海月禅师慧辩,都是天竺灵山寺明智大师的弟子,苏轼为作塔铭,称其心具定慧,学具禅律。凡人见了他,就会尊其道,奉其教,是个颇有影响力、道行很高的和尚。沈遘做杭州太守时,请他住持上天竺,香火鼎盛,起造很多座殿宇,崇楼杰阁,冠于浙西。苏轼对他的印象是:南北一山门,上下两天竺。中有老法师,瘦长如鹳鹄。不知修何行,碧眼照山谷。见之自清凉,洗尽烦恼毒。

苏轼有次子迨,长得高颅巨颧,家人昵呼之为长头儿,生来体弱多病,已经三岁多了,还不会走路,行动都要大人抱负,父母怕养不大他,要求辩才法师在观音菩萨座前为他落发,做了沙弥,取名竺僧。

法师为他摩顶祝赞后,没有几天,就能像平常的儿童一样行走了。辩才本是律宗,所以苏轼感叹道:乃知戒律中,妙用谢羁束。

苏州瑞光寺的名僧圆照禅师宗本,到杭州来住持南屏山下的净慈寺。一日,苏轼忽然兴起,飘然单乘独出,往谒宗本,诗言:欲问云公觅心地,要知何处是无还。语出《楞严经》,由此可见,苏轼求友方外,还是因为心理上的压迫太重,欲求疏解于佛门而已。

这一两年间,苏轼时患目疾,诗言:白发长嫌岁月侵,病眸兼怕酒杯深。又曰:迟暮赏心惊节物,登临病眼怯秋光。皆是。病中,推开公事,谢绝灯红酒绿的酬应,独自漫游湖上,他便有笙歌丛里抽身出,云水光中洗眼来的轻快。一日,往游虎跑的定慧禅寺,俗称祖塔院,苏轼但凡到得这等地方,就如游子回到家里一样,他的心情就会变得非常开朗、非常平静,《病中游祖塔院》诗:

紫李黄瓜村路香,乌纱白葛道衣凉。

闭门野寺松阴转,欹枕风轩客梦长。

因病得闲殊不恶,安心是药更无方。

道人不惜阶前水,借与匏樽自在尝。

现代的科学医说,安眠是心身疾病最好的治疗。苏轼漫游湖山群寺,也屡屡称道在寺院清静的环境中午睡的酣畅。如《瑞鹧鸪》词,有句云:老病逢春只思睡,独求僧榻寄须臾。又在宝山僧舍昼寝,题壁云:

七尺顽躯走世尘,十围便腹贮天真。

此中空洞浑无物,何止容君数百人。

从这首短诗看得出来,苏轼是个毫无心机的人,并且慢慢地在学习对世俗的容忍。

西湖诸山,盛产好茶,苏轼好饮而无酒量,但却能大量喝茶。有一天到湖上去沿路游览寺院,和尚们知道他讲究茗饮,都以上好泉水烹茶来招待他。一日之间,他竟痛饮酽茶七盏,欢喜得连羽化登仙都不稀罕了,题诗孤山道:何须魏帝一丸药,且尽卢仝七碗茶。

在寺里饱食斋饭,饭后午觉睡起,一瓯清茶,这是苏轼最大的享受。《佛日山荣长老方丈五绝》中,有一首记其无上的满足曰:

食罢茶瓯未要深,清风一榻抵千金。

腹摇鼻息庭花落,还尽平生未足心。

方外中也有很多奇才异能之士,如僧智周不读佛书,却穷研《易经》。宝山有个云阇黎,十五年足不出户,低头读书,什么人对他说话,都不理睬。苏轼第二次去时,知他死且葬矣,复至其室,空空洞洞,了无一物,不禁独自感叹道:却疑此室中,尝有斯人否?所遇孰非梦,事过吾何求。生命无常,故人生只是连绵起伏的梦境,和云阇黎之室一样的空虚。

僧昭素,善琴。苏轼说,昭素所作的微妙琴声,不知何所从来,但能散我不平气,洗我不和心。只是还有这颗心在,虽然可因艺术的力量,消散或清洗于一时,而人生凿枘的痛苦,却仍隐隐存在。

这是人生的悲哀。

三 监试乡举

太守沈立,调任审官西院,福建侯官人陈襄自陈州以尚书刑部郎中移知杭州,于熙宁五年五月间莅任。

陈襄,字述古,文惠公尧佐长子,举进士,历知县事,专心教化。熙宁初,因富弼之荐,入京为知谏院,改侍御史知杂事,上论青苗法为商鞅之术,乞贬王安石、吕惠卿以谢天下。安石想办法调开他,打算派他去做陕西转运使,而神宗不答应,留他在京修起居注。逾年,为知制诰。不久,又改直学士院。安石、惠卿等更加忌他,从他所撰的书诏中,挑瑕剔疵,终被外放,出知陈州。不到一年,改调到杭州来。

述古为政,认为教育是国家的根本,莅官所至,必先兴办学校,只要有空,也不辞亲自讲授。做官认真讲求民间利病,学者间称之为古灵先生。

陈襄的品德,苏轼十分敬视,但看两人在杭州重聚,苏轼作《和陈述古拒霜花》诗:

千林扫作一番黄,只有芙蓉独自芳。

唤作拒霜知未称,细思却是最宜霜。

人生中,能抗拒霜雪欺凌的,固是勇者,但有更高一层的生命本质,不经风霜锻炼,就开不出瑰伟的奇葩来,是谓宜霜。苏轼此意,甚为深曲,也许以此颂赞陈襄的风骨,也许自期得此境界。

苏轼为人,人人皆知其豪迈;而豪迈者,大多是从刚健的个性中化生出来的一种风度。苏轼治事的态度,就常看得到刚健不屈的一面。

史载熙宁四年(1071)五月,高丽始来入贡。

在此以前,高丽被北辽所阻,不通中国者已四十三年。是年,福建转运使罗拯令商人黄真出面,招待通好,高丽王就托黄真移牒福建,称愿备礼朝贡中国。罗拯奏上,朝议认为可以结合高丽,共谋北辽,决定接受。高丽王就派其国侍郎金悌等由登州上陆,入贡京师,自此朝贡不绝。

苏轼抵任未久,有一批高丽的朝贡使者到杭州来,他们自以为是外国的特使,根本不把州郡长官放在眼里。而担任押伴的使臣,本来都是本路的管库官,暂时兼差,他们却假借外国贡使的名义,乘势作威作福,甚至要与钤辖 1 分庭抗礼。苏轼叫人警告他们道:远夷慕化而来,理必恭顺,如今竟敢这样横暴放肆,不是你们教唆,决不至于如此,倘不立刻悛改,我这边马上出奏。押伴者大惧,气焰低了不少。

高丽使者发来的公文,但书甲子,不写年号。苏轼退还来文,拒不收受,谕之曰:高丽称臣本朝,而公文上不禀正朔,我怎么敢收。高丽使者急忙换了文来,恭书熙宁某年。由是时人莫不钦佩这位通判临事刚健不屈,处理得体。

熙宁五年(1072)秋八月,苏轼主持本州乡试,闱场设于州廨内中和堂之望海楼。

关于科举取士之法,神宗以王安石的变更计划,依照程序,下中书省复议,中书言:

古之取士,皆本学校。道德一于上,习俗成于下,其人材皆足以有为于世。今欲追复古制,则患于无渐。宜先除去声病对偶之文,使学者得专意经术,以俟朝廷兴建学校,然后讲求三代所以教育选举之法,施之天下。

于是,上述更定科举之法,于熙宁四年(1071)二月公布施行。从此罢废明经诸科,罢进士之试诗赋,各专治《易》《诗》《书》《周礼》中的一经,兼以《论语》《孟子》。每试四场,初本经,次兼经大义,题凡十道,次论一首,次策三道。中书省撰七义式颁行。

叶梦得《石林燕语》曰:熙宁以前,以诗赋取士,学者无不先遍读《五经》。余见前辈虽无科名人,亦多能杂举《五经》,盖自幼习之,故终老不忘。自改经术,人之教子者,往往以一经授之,他经纵读,亦不能精。教者未必皆读《五经》,故虽经书正文,亦多遗误。今人问答之间,称其习为贵经,而自称敝经,尤可笑也。

是试经而经亡,这个样子的士风,这个样子的试法,怎能选拔得出真正的人才?苏轼心里非常沮丧,只因职务上不能拒绝这个差使,勉强承担,心里不抱太大的希望。

苏轼作《监试呈诸试官》诗,说他自己本是山野中人,只为家贫才出来谋求廪禄。少年时虽也弄过文字辞章之学,但也只是用过功而已,并无什么天赋,所以旋得旋忘,距今且已十年,旧学大都荒废。假如现在叫他重来应考,一定会被罚饮墨水 2 ,听到开科诏下,就会吓得浑身出汗。杭州是东南要会,济济多士,实在不敢随意品题。

苏轼说他回想嘉祐初年的文风,非常卑靡,雕镂割裂,竟至不能句读,千金碎全璧,百衲收寸锦。正如一盘珍美菜肴中却夹杂许多沙砾,使人不能下咽。幸亏欧阳学士有那么大的气魄,力创变革,文风始振,当时的士人还群相惊疑,肆力诋斥,现在到底可以相信他的卓见了。

但是,试法又变,诗赋被视为雕虫小技而罢废了,时尚大唱经学的高调,像我这样既老且钝的人,实已难于适应,希望各位容我闭口,容我偷懒,滥竽在望海楼里听听秋涛,睡睡午觉。

苏轼这首诗中,将他满肚皮不合时宜的牢骚,尽情发泄。同时,与叶梦得书说:某被差本州监试,得闲二十余日,在中和堂望海楼闲坐,渐觉快适。借此逃避无穷的吏事,饱看钱塘江上的秋潮,在试院中煎茶自娱。

望海楼位居凤凰山腰,唐武德七年建置,楼高十八丈,面对钱江,当兹八月秋潮时节,苏轼日在楼上饱看著名胜景的钱江潮,作《望海楼五绝》中,有一首云:

海上涛头一线来,楼前指顾雪成堆。

从今潮上君须上,更看银山二十回。

唐人好酒,至宋始以饮茶为日常生活中一种重要的享受。善于享受生活的苏轼,尤好茗茶,只要能够偷得浮生半日的闲暇,不辞亲自生火煎茶。一瓯好茶在手,从袅袅茶烟中,便能把自己从忧烦劳苦的尘网中,解脱出来,神游太虚,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心灵里的宽容,如其自言:乳瓯十分满,人世真局促。意爽飘欲仙,头轻快如沐。

《试院煎茶》诗,苏轼详细记述他的煎茶方法,以为第一要有新鲜的泉水,注入铫中,先用文火慢慢烧,一面取出精琢的石碾来,将翠绿的茶饼放入碾船里,细细研磨,一面静听壶中水沸的声音。

水有三沸。初发,水泡仅如蟹眼一样微细;逾时,沸声渐大,如风动簧管,嘈嘈低吟,则壶中水面,起泡已大如鱼眼,是为一沸。到这时候,应将炭火煽旺,使鲜红的火焰不断跃起,是谓活火。活火急煎,壶水便四向腾涌,散如滚珠,沸声益发激越清澈,是为二沸。二沸是汤之最佳火候,过此,壶水腾波鼓浪,是为三沸,汤已太老了。

碾好的蒙茸新绿,放入茶瓯,将二沸的水冲入,则茶在瓯中,翠屑旋转,清香四溢,然后细细品味,尘俗顿消。苏轼说,我虽患贫,不能如文潞公(彦博)那样,用名贵的定窑花瓷作饮器,有艳丽如花的姬妾侍茶,但望能于睡足一个好觉后,有一瓯好茶喝,不要再为那五千份考卷牵肠挂肚,就已经非常满足了。

乡贡进士试,例于八月十五发榜,这一年考生特别多,总在千名以上,眼看考卷山积,显已来不及如期出榜,遂作《催试官考较戏作》诗说,纵已不及于中秋节前出闱,但也不要错过八月十八看潮,添点蜡烛,赶夜班完成评卷工作,白袍考生都站在试院大门外,焦急等候看榜哩。

经此催促,始于八月十七发榜,外间风评虽然很好,眼昏烛暗细行斜,考阅精强外已夸。但是,苏轼心里明白,这样的考试,人才未必出头,惘然道:秋花不见眼花红,身在孤舟兀兀中。细雨作寒知有意,未教金菊出蒿蓬。

试事忙完未久,九月初,苏轼突然接到座师欧阳修于今年闰七月薨逝颍州的讣告。欧阳修于熙宁四年(1071)六月致仕,回到颍州家居,不过一年,灯尽油干,倏忽谢世。苏轼为官守所牵掣,不能亲往吊唁,只好在孤山借惠勤僧舍,设位祭奠,依门生服座主丧之礼成服,恸哭失声,作祭文略曰:

呜呼哀哉!公之生于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国有蓍龟。斯文有传,学者有师。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为。譬如大川乔岳,不见其运动,而功利之及于物者,盖不可以数计而周知。

今公之没也,赤子无所仰庇,朝廷无所稽疑,斯文化为异端,而学者至于用夷。君子以为无为为善,而小人沛然自以为得时。譬如深渊大泽,龙亡而虎逝,则变怪杂出,舞鳅鳝而号狐狸。

昔我先君,怀宝遁世,非公则莫能致。而不肖无状,因缘出入,受教于门下者,十有六年。于兹闻公之丧,义当匍匐往救,而怀禄不去,愧古人以忸怩。缄词千里,以寓一哀而已矣。盖上以为天下恸,而下以哭其私。呜呼哀哉!

这篇祭文,应是苏集中的大文章之一,尤其第二节论及时世这一段,充分写出哲人云亡,邦国殄瘁之痛。苏轼之哭欧阳者,亦所以哭国家的阽危和生民的困苦。

十月十日,太守陈襄宴该科乡荐贡士于中和堂,亲赋《登彼公堂》四章以勉中式的举人,嘱苏轼为序,遂撰《送杭州进士诗叙》。文中说:熙宁五年钱塘之士贡于礼部者九人。显有刊误。盖以杭州文风之盛及应试者千人以上,中式的举人决不止于九人,想是刊刻落字之故。

四 相度堤岸工程

熙宁四五年间,荆公制订新法,陆续颁行天下。浙西各地,除青苗、免役、市易等外,更须兼行水利和盐法。

盐是任何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必需品,愈是穷人,盐在消费比率中的地位愈高,向来是政府重要的税源。宋代,盐和茶且因是政府专卖的物资,在国家财政收入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江南是食盐的主要产地之一,政府在各地遍设榷场,统一购销。由于公定的收购价格偏低,不但使盐民的生活困苦不堪,而盐法尤为峻刻,小民偶犯盐例,立即流配(充军),于是强者常常结合为一支数百人的盐枭集团,多带刀杖,公然武装贩运。地方政府兵力不足,无力制止,又因他们除了贩运私盐外,不做其他坏事,所以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不管他们了。但是私盐在总产量内占了相当大的数量时,便明显影响国家收入,中央政府就不得不管了。

熙宁五年(1072),据两浙发运使的报告,杭、越、湖三州,不行新法,盐的公卖收益不足。于是,中央派遣卢秉提举两浙盐事。

王安石初设制置条例司,第一次派赴各路考察农田水利的八个特使,卢秉是其中的一人,根据卢秉调查地方盐业所制订的改革方案,就叫卢秉盐法,名义上虽说是要振兴盐业,改善盐民生活,实际上则是欲以酷烈的刑罚,杜绝私盐的贩卖而已。

卢秉奉派前来督导两浙盐务,一方面调派北方的军队一千人到杭、越、湖来,加强缉私的力量;一方面厉行盐法,计算历年来盐户的亏课,不如期清偿者,一律用刑狱追索。沿海制盐的灶户,被迫得走投无路,家破人亡者,比比皆是。有人奏劾他任事以后,盐课虽然增加了,但是刑狱累累,甚至有母亲手刃亲生儿子的惨事发生。据苏轼所见:两浙之民,以犯盐得罪者,一岁至万七千人而莫能止。(《上文侍中论榷盐书》)但是,王安石强辩道:捕盐法急,可以止刑。

杭州仁和县的汤村,有赭山、岩门盐场,卢秉主于该村开凿一条运盐河,征召农民千余人为开河的夫役,转运使檄请苏轼前往工地,督导工程进行。

这一千多名被征服役的老百姓,丢弃了自家繁忙的田事,却来开凿河道,只为运盐之用,生活的忧虑不说,而其时天又久雨不歇,一路皆是泥淖,人人被雨淋得浑身湿透,简直就像猪鸭一样,在泥浆中打滚。河道中段,有一处地下涌沙,长达数里,开凿更是困苦。苏轼要察看实际施工的情形,也必须在这上淋下淖、窄不容足的工程线道上与牛羊争路,心里愤郁不平,作《汤村开运盐河雨中督役》诗,为老百姓叫屈道:盐事星火急,谁能恤农耕。薨薨晓鼓动,万指罗沟坑。天雨助官政,泫然淋衣缨。人如鸭与猪,投泥相溅惊。说他自己:下马荒堤上,四顾但湖泓。线路不容足,又与牛羊争。心里着实抱怨,即使回家种田去,顶苦也不过像这样在泥浆中打滚而已:归田虽贱辱,岂失泥中行。

晚上,寄宿在当地的水陆寺里,则曰:乞食绕村真为饱,无言对客本非禅。披榛觅路冲泥入,洗足关门听雨眠。他就这样辛苦地做他不愿做的差事,只为一饱而已。

其后,他又公差到有盐场十所的盐官县去,天寒地冻里,奔走乡野,夙兴夜寐,疲惫不堪,作诗寄州衙同僚说:新月照水水欲冰,夜霜穿屋衣生棱。野庐半与牛羊共,晓鼓却随鸦鹊兴。夜来履破裘穿缝,红颊曲眉应入梦。奔波得一身狼狈,皮袍断裂了缝线,靴子走穿了洞,他真不知所为何来。

从盐官回杭不久,漕司又请苏轼赴湖州视察新筑的堤岸工程。

荆公实施新政,首先调查全国农田水利的情况,制定农田水利条约,以这个条约,作为后来开发农村的指导原则。

为天下谷仓之江南地方,当然是开发工作的中心地区,朝廷多次所派专使和监督财政的两浙路转运使,也都特别选任通晓地方情况的农业专家来担任工作。

江南平原内,有一太湖,古称震泽,跨越现代的江浙两省,面积号称三万六千顷,湖水东溢,为浏河、黄埔、吴淞诸水,分注长江。太湖之水,像个大网,网脉向四方流布,泽润沃野,江浙的富饶,赖有此湖。但在宋代,太湖流域几乎年年发生湖水泛滥的灾害,使这一片肥沃的田原,归于荒败。政府为挽救财政的困乏,自仁宗朝就开始研究江南水利问题,讲求对策。名臣范仲淹首创治水的议论,依照传统方法提出了有关疏导海口的几个方针,未能触及湖水泛滥的实际成因。不过因他提倡,引起世人注意,续有各种不同的水利学说发表,其中以苏州人郏亶(正夫,嘉祐进士)的治田说,最有力量。

郏亶认为湖水泛滥的最大原因,是大地主、官僚和寺观等社会上的特权分子,用尽方法将沼泽地围起堤墙来,占为私有,称为水田(又称湖田、园田或圩田),人人如此筑堤围田,必然将自然的水道堵塞,使太湖的水,失掉了出口,使一向担任排泄湖水的吴淞江,完全失却了功能。

所以郏亶认为传统的治水说,不足以消灭泛滥,要尽水之利,必须以治田为先。治田成功,可以化水患为水利,达到增强生产的效果。

王安石的农田水利政策,其精神在于抑制富豪的土地兼并,所以郏亶的治田说,极受王安石的赞同,就派他担任办理江南水利的职务,俾便实行他的计划。计划中,对于大地主们各为自家田地所挖设的引水道,必须先加整顿,而整顿沟洫,又必先改编私地。郏亶一经着手,立即遭到地主们强力的反对,造成民间极大的骚乱与动荡,连王安石的左右手吕惠卿也反对郏亶的做法。不得罪于巨室,是官僚们的金科玉律,郏亶的水利事业,做了不到半年,就完全失败了。

郏亶遭遇反对做不下去时,中央派赴江南善后其事者,是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大科学家沈括。王安石对正为江南水利问题发愁的神宗举荐沈括时说道:

沈括是江南人,熟知该地的土地利弊,其为人谨密,决不会轻举妄动。

神宗沉吟道:事须慎重计划,不能再有第二个郏亶,留下大害。

沈括实地考察后,制定计划,奏报朝廷许可,并也得到当地人民的一致支持。

湖州的改修堤岸工程,即是沈括计划中的一部分。

湖州位于太湖南岸,距杭州八十公里。知州孙觉,字莘老,高邮人,相貌奇丑,曾问学于陈襄,登进士第,嘉祐中擢右正言,熙宁初知谏院,因与王安石异议,出知广德军,现任知湖州事。他就沈括的计划,将太湖南岸原有的木造堤防,全部改用大石块重筑,堤高一寻(八尺)有奇,长达百余里。这个堤岸,目的即在防御松江的溢水为患。

其实改造堤岸,仍然只是权宜之计,如遇长期霪雨,真的发起大水来,水位涨过堤岸的高度,必然仍将溢水为患,木造石造都是一样。

两浙转运使檄请苏轼前往湖州实地考察,苏轼之注意江南水利问题,此行是其发端。

苏轼与孙莘老是在京师时的老朋友,行前先寄以诗,历数湖州的名产,如湖岛上的橘子、顾渚山的紫笋茶、梅溪的带蒂木瓜和吴兴厨子脍鱼的手艺等,要他请客,而曰:未去先说馋涎垂。

孙觉举行盛大的宴会招待苏轼,轼行酒令,莫谈时事,违令者罚酒一大盏。《赠孙莘老七绝》中的第一首即是:

嗟予与子久离群,耳冷心灰百不闻。

若对青山谈世事,当须举白便浮君。

不料此事在后来诗狱中亦成罪案之一,真是没有不说话的自由。

苏轼认为改筑石堤的工程,实在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而自己又不是办水利事务的人,却被转运使派了这个差事,所以赠诗第二首,流露了心里的不平,诗曰:

天目山前绿浸裾,碧澜堂上看衔舻。

作堤捍水非吾事,闲送苕溪入太湖。

现代的心理学家说,人在失意的时候,常常会寻求美食,用放纵食欲来补偿心理上的缺憾。赠诗中又一首就说他坐在船上,看人家网鱼,那地方的刀鱼,腴美非凡,他就想望糟鱼的滋味:

三年京国厌藜蒿,长羡淮鱼压楚糟。

今日骆驼桥下泊,恣看修网出银刀。

苏轼在湖州结识了几个不得志的穷朋友,气味相投,倒是十分愉悦。一是进士同年邵迎(茂诚),本不相识,如今方才初见。十五年来,邵氏官仅止于州县,后又穷死无嗣,苏轼为作《邵茂诚诗集叙》者。一是秀才贾收(耘老),乌程人,自此订交,诗筒往返甚密。

最重要的是,苏轼此时,始知世有黄庭坚其人。

孙莘老是庭坚的岳父,取出他的诗文稿来请苏轼鉴评,苏轼读后耸然惊异,赞叹不绝。莘老说:庭坚诗文之好,人人皆知,但少一个像你这样的人物,为之称扬。

其时,黄庭坚在北京(大名府)国子监当教授,未能识面,一个滞留北方,一个徘徊江南,一直没有接触的机会。改元元丰后,苏黄间才有诗书往还,开始文字之交。

苏轼自来杭州,几乎席不暇暖地奔走于辖属各县之间,使他有机会深入民间,体味穷乡僻壤里老百姓真实的生活内容。他们被政府横征暴敛,被胥吏压迫,被豪强侵凌,种种苦难,口不能言,只好咬紧牙关,忍受饥饿与贫困。一幅一幅悲惨的景象,呈现在苏轼的眼前。

古往今来,知识分子本于良知,都自觉有为民代言的责任,何况亲眼看到人民的苦难,已经如此深刻和普遍。除非本是没有心肝的人,何忍默不作声?然而,苏轼现在是外官,在严格的官僚体制下,没有说话的地位,他不能说,也不敢说,于是,如其弟苏辙为作墓志铭中所代申述者:

初,公既补外,见事有不便于民者,不敢言亦不敢默视也。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言者从而媒孽之。

如此次湖州之行,道中作《画鱼歌》,乃因三吴水乡,吴人惯于杖头钉上长钉,用这钉杖划水取鱼,俗称画鱼。苏轼初看觉得非常新鲜,但忽又联想到法网诛求中整个社会的惊惶和混乱,与钉杖搅乱的水底泥中的鳅鲵一样可怜。诗曰:

天寒水落鱼在泥,短钩画水如耕犁。

渚蒲披折藻荇乱,此意岂复遗鳅鲵。

偶然信手皆虚击,本不辞劳几万一。

一鱼中刃百鱼惊,虾蟹奔忙误跳掷。

渔人养鱼如养雏,插竿冠笠惊鹈鹕。

岂知白梃闹如雨,搅水觅鱼嗟已疏。

这一年(熙宁五年,1072)秋冬间,久雨不晴,稻谷都遭水淹。好不容易等到天晴收割,而市场上的粮价已被压得很低。农民缴税,本来法律规定纳米交钱,任从民便。但自新法实行后,到处都钱荒米贱,于是官吏就一定要钱不要米。农民将米换钱,只剩得一半的价值,也等于加倍纳税,这是法外的剥削。

苏轼一腔悲愤,作《吴中田妇叹》,前一段写水患,后一段写虐政,是一首颜色鲜明的政治社会诗,诗曰:

今年粳稻熟苦迟,庶见霜风来几时。

霜风来时雨如泻,杷头出菌镰生衣。

眼枯泪尽雨不尽,忍见黄穗卧青泥。

茅苫一月陇上宿,天晴获稻随车归。

汗流肩赪载入市,价贱乞与如糠粃。

卖牛纳税拆屋炊,虑浅不及明年饥。

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

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

龚黄者,指汉朝的龚遂与黄霸,二人俱以恤民著称,如今循吏满朝,而人民更苦,其意盖有讽焉。河伯妇用《史记》西门豹治邺的典故,意谓人民被逼得走投无路,不如效河伯妇之投河。

另一篇《鸦种麦行》,则是指述地方豪强之掠夺农民辛勤的成果,体例甚似西方的寓言诗:

霜林老鸦闲无用,畦东拾麦畦西种。

畦西种得青猗猗,畦东已作牛毛稀。

明年麦熟芒攒槊,农夫未食鸦先啄。

徐行俯仰若自矜,鼓翅跳踉上牛角。

忆昔舜耕历山鸟为耘,如今老鸦种麦更辛勤。

农夫罗拜鸦飞起,劝农使者来行水。

五 富春山行

熙宁六年(1073)正月下旬,苏轼巡按属邑富阳和新城两县。先至富阳,独游普照寺,自普照至东西二庵,山行终日,静如太古,不见一人。一路上松吟雨细,梅香入袂,向庵僧盛赞此山景色清绝时,不料庵僧却说:入山太深,就出不去了。苏轼突然领悟:居僧笑我恋清景,自厌山深出无计。我虽爱山亦自笑,独往神伤后难继。苏轼是个标准的儒学者,满怀淑世精神,要与众人同歌共哭,怎能忍耐山中的寂寞而离群索居,所以说:作诗寄谢采薇翁,本不避人那避世。

二月,早发新城,微雨初霁,策马山行,临流听溪泉汩汩,万虑皆澄,看到西崦农家,正在准备饷田的饭盒,煮芹烧笋,对于一个饱食腴肥的人,自是一种诱惑,《新城道中》二首之一曰:

东风知我欲山行,吹断檐间积雨声。

岭上晴云披絮帽,树头初日挂铜钲。

野桃含笑竹篱短,溪柳自摇沙水清。

西崦人家应最乐,煮芹烧笋饷春耕。

人是大自然中的一分子,万物有情,彼此都是朋友,所以东风知道他将山行,吹去积云,天色赶快放晴,山岭头上像戴了一顶白色的絮帽,树上亦挂着一面金光闪亮的铜锣。

山村人的俗语,说岭上的云是山戴了絮帽,树间的朝日是挂了一面大铜锣,虽似鄙俚,则是何等亲切,苏轼将以之入诗。

新城令晁端友,字君成,巨野人,沉静清介,是个无求于人的君子。《新城道中》第二首中有细雨足时茶户喜,乱山深处长官清句,即是赞美晁令治道之言。君成工于文辞,诗更是写得好,苏轼与他交往甚熟,但还不知他亦能诗,其不善表现自己也如此。

君成有子补之,字无咎,聪明强记,于文无所不能,其时随父住在任所,初得拜见这位鼎鼎大名的文豪。

后一年,苏轼再至新城,次于陈氏园,晁补之来谒。补之十七岁从父于杭州时,见钱塘风物之美,曾作《七述》一篇,这次带来向苏轼呈教。轼读后叹道:这都是我心里原来想写的东西,却已被你写尽,我只好搁笔了。又和了他的诗,补之由是为人所知。苏门四学士中,入门最早的就是这位晁无咎,当时,他还只是个二十二岁的惨绿少年。

苏轼经行新城山村,身入竹篱茅屋趁溪斜,春入山村处处花的环境里,觉得山野小民,生活简朴,欲望低微,若要使能各安其生,并非难事。眼前所见,烟雨蒙蒙鸡犬声,有生何处不安生。倘如盐不公卖,就不会发生卖牛买刀、贩运私盐的勾当,人各自力耕作,也不劳政府派遣使者劝督,故《山村五绝》曰:但令黄犊无人佩,布谷何劳也劝耕。盐不官卖,山中小民,也不致因为官盐太贵,盐法太凶,而长时期地淡食。苏轼面对这些忍穷无语的山中小民,心生悲悯,故曰: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

山里的年轻人,贷得了青苗钱,就贪恋城市生活,一年中大半时光都在城中游荡,等到钱被商人以酒食、博务骗光了,只学得一嘴城里口音回来,却背上了无力偿还的官债。苏轼想:政府如不那么滥放青苗钱,山里人就不会惹这个杀人亡家的祸。诗曰(《山村五绝》之四):

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

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苏轼生在庶民之家,意识中自认是众民之一,岂因为官作吏,就此脱胎换骨?大家同是天民,血肉相连,自有一份同歌共哭的感情。如今眼见新法下老百姓的生活秩序紊乱了,负担越来越重,法网越来越严,到处都是贫困、饥寒、债务,以至胥役的勒索,公堂里的鞭扑,塞满监狱的囚犯,种种惨状,不一而足。这都是庙堂中峨冠博带、坐而论道的贵人们所看不到的景象,却使他热血奔腾,情不自禁地写下了那些呼号疾痛的诗篇,本意不在讥讽什么,但以他那尖锐的性格,所说的话,往往利如匕首,使人流血,苏轼之偏遭时忌,这是原因之一。

自新城坐船回杭,出富春江,经桐庐,过严子陵钓台,在舟中作《行香子》词:

一叶舟轻,双桨鸿惊。水天清影湛波平。鱼翻藻鉴,鹭点烟汀。过沙溪急,霜溪冷,月溪明。

重重似画,曲曲如屏。算当年虚老严陵。君臣一梦,今古空名。但远山长,云山乱,晓山青。

归安朱祖谋《东坡乐府》编年,得考见者,苏轼自来杭州,始有词作,此阕亦其初制。

当年的词,多为筵前歌唱而谱,刘攽(贡父)在徐州,初次听人歌唱轼所作词,觉得非常新鲜,寄诗道:

千里相思无见期,喜闻乐府短长诗。

灵均此秘未曾睹,郢客探高空自欺。

不怪少年为狡狯,定应师法授微辞。

吴娃齐女声如玉,遥想明眸颦黛时。

刘攽还是初次得见苏轼的词作,非常新奇,就调笑他,定是倚翠偎红中吴娃齐女(是时轼已在密州)传授的师法。苏轼辩解道:十载飘然未可期,那堪重作看花诗。门前恶语谁传去,醉后狂歌自不知。

一回杭州,苏轼急忙赶到吉祥寺去看牡丹花。春已老,花亦将谢,问寺僧得知,陈太守今年还未来过,苏轼代花不平,作了一首短诗给陈襄:

今岁东风巧剪裁,含情只待使君来。

对花无信花应恨,直恐明年便不开。

陈襄读了这首小诗,立即邀请大家次日上午同往吉祥寺赏花饮酒,苏轼席上再赋一诗,代花致意:

仙衣不用剪刀裁,国色初酣卯酒来。

太守问花花有语,为君零落为君开。

一般人看花,只是片面欣赏花的色香,即使是诗人吧,以花喻美人为已足,苏轼则体会到花亦能言,她与我们一样有灵犀一点相通的感情存在。两诗一写牡丹的幽怨,一写牡丹的深情,谁能不信她就是我们心中那个爱娇的女孩?

回杭州席不暇暖,苏轼又往西距百里的於潜县察看县政,游寂照寺,为寺僧惠觉题《绿筠轩》这首家喻户晓的诗:

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

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

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

傍人笑此言,似高还似痴。

若对此君仍大嚼,世间那有扬州鹤?

八月十五,观钱塘江潮,是杭州人一年一度的盛事。苏轼与太守陈襄同游,有观潮调寄《瑞鹧鸪》词,有看潮五绝,题于江边安济亭上。向例:江边有弄潮健儿,能冲浪搏潮做种种表演,官中设利物(奖品)以奖励之,因年有溺毙者,已经朝旨禁断,轼作五绝中有一首云:

吴儿生长狎涛渊,冒利轻生不自怜。

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

后来乌台诗案指是讥讽朝廷水利工程之难成,真是胡言乱语。

又往临安县巡视,县令苏舜举是进士同年,特意远至太平寺迎见,为苏轼说了一个故事:数日前到州里去,却被训狐押出。

苏轼问是何故,舜举说:我计划了一本《人户供通家业役钞规例》,自认相当简要。前日,特意送呈本州诸官,不料大家都不以为然,待呈至转运副使王廷老时,他很不高兴,差人押我出城。

苏轼看了舜举写的规例,觉得确很有用,不知何以如此,便问舜举所说训狐是什么。舜举说:从前听人讲过一个笑话,说燕子以日出为旦,日入为夕;蝙蝠却相反,以日入为旦,日出为夕,争论不决,同去求凤凰做个判断。路上,遇到一只禽鸟,对燕子说:不必去了,凤凰在假,也有人说在瞌睡,现在都是训狐权摄。

训狐是宋代骂人的俗谚,苏轼将这个故事写入《径山道中次韵答周(邠)长官兼赠苏(舜举)寺丞》诗,本意只在说明世上已无真正的是非,用以安慰这位同年宗兄的不平:吾宗古遗直,穷达付前定。餔糟醉方熟,洒面呼不醒。奈何效燕蝠,屡欲争晨暝。不如从我游,高论发犀柄。想不到说说故事,却又惹祸。

在秦汉时代,杭州只是一片汪洋泽国,西湖还在钱塘江底,群山所出之水,皆入江中,东流于海。由于此一地理环境的关系,即使汉魏以后,沧海变为桑田,杭州已成陆地,但它本是江海,所以水泉咸苦,居民也很稀少。直到唐朝的李泌来做杭州刺史,始造六口大井,分布城区内外,将西湖的淡水引到井中,供应全城人民饮用。

唐之长庆年间,刺史白居易又治湖浚井,作石函隔绝江水,刻石湖上,人称钱塘六井。

李泌所造六井,最大者在清湖中,为相国井;其西为西井;再西而北为金牛池;又北而西在附城者为方井、为白龟池;钱塘县治之南者为小方井。此六井中,金牛池久已枯废,宋朝嘉祐年间,太守沈遘(文通)在城南美俗坊重开一座南井,人称沈公井,补足了六井的数额。

陈襄来杭州莅事之初,问民疾苦,地方父老都说:六井年久失修,居民苦无饮水。

述古说:好,我陈某在此,怎么可以使人民没有水喝!于是就命僧人仲文和子圭,他们又约了如正、思坦一共四个和尚,共同来做这件修井的工程。宋朝的寺院,责司社会福利事业,所以受命为此。

这四个和尚带领工匠,发沟易甃,完葺罅漏,很快就将六井中最大的相国井修好了,又在方井附近发现了久已堙没的古方井,一起加以浚治,于是淡水涌至,民足于饮。随后添建水闸,筑墙置钥,严加管护。

陈襄修复六井之明年,发生旱灾,江淮浙右各地都为缺乏饮水叫苦,唯有杭州,井不断水。

苏轼作《钱塘六井记》,详述工程的始末缘由。

六 红裙白酒

宋代士大夫间,宴游之风甚盛,筵席间,醇酒之外,还须有歌舞侑酒的妇人。所以政府定下特别的娼伎制度,规定隶身乐籍的伎女,一律由官府派员监督管理,称为官伎或营伎,她们的义务只应官府征召,工作限于歌舞侑酒,不能以官员为营业对象。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说:宋时阃帅郡守等官,虽得以官伎歌舞佐酒,然不得私侍枕席。若官员与官伎有私,即属违法。如蒋堂知益州,被人检举私官伎而降官;熙宁中,祖无择坐与官伎薛希涛通,为王安石所弹劾皆是。

官伎之外,达官贵人之家,自设家伎之风甚盛。以致京师中下等的家户,不重生男重生女,生女则爱若拱璧掌珠,待得稍稍长大,就随其资质,教以各种艺业,以备士大夫家采拾娱侍。侍女的名目繁多,有所谓身边人、供过人、针线人、堂前大杂剧人等,就中以厨娘最为下色,然非极富贵之家不可用。 3

北宋当年,豪门巨室,竞以家伎的声容出众,夸耀于人,而士大夫亦很少能有不耽声色的,甚至如小宋(祁)者,坦然承认读书即为做官,做官即为享乐。

宋庠,仁宗朝为相。某年上元之夜,独坐书斋读《易》,见隔院弟(宋祁)家灯火通明,管弦嘈杂,喧饮直到天亮。他就叫人传语其弟:相公寄语学士,闻昨夜烧灯夜宴,穷极奢侈,不知还记得某年上元,同在州学内吃腌菜煮饭时否?宋祁笑道:却须寄语相公,不知某年某月某日同吃腌菜煮饭,是为甚底?

这是当时上流社会的风气,贤者不免。

苏轼在杭,为一州的副***,亦不能没有家伎。他家向来俭约,但只数人而已,而且将她们看成侍卫、副官之类。苏轼惯常向客人介绍道:有几个搽粉的虞候,出来祗应。 4

熙宁七年(1074),十二岁的朝云进入苏家,即扮演这个角色。

宋自开国百年来,天下承平,社会安定,人人有生逢熙和盛世之感,朝廷重文轻武,士大夫们更是扬眉吐气,一朝通显,立即竞事奢华,度其靡丽的享乐生活,尤其在女色方面,极其放浪,极其沉湎地尽情恣纵。苏轼即曾感叹过,就他所目睹的三朝人物中,不沾声色之好的完人,他还一个也不曾见过。

譬如高龄八十五岁的词家张先(子野),那么一大把年纪,还要买妾,苏轼作诗戏他道:诗人老去莺莺在,公子归来燕燕忙。全篇皆用张姓典故,人以为难,但他心里并不认为应该。

苏轼在京,官虽不大,但是文名甚盛,为名公巨卿所推重,自是政治社会里的名流,才望出众的人物。所以自来杭州,凡是中央派驻在杭的官员,都纷纷邀他参与宴会,以有他在座为荣。朝夕饮宴,几无虚日,最先提出抗议的,当然是他的肠胃,苏轼对亲近的朋友诉苦道:到杭州来做通判,真是入了酒食地狱。 5

一般通例,士人不得志于仕途时,往往逃入醇酒妇人的圈子里去,麻醉自己,但是苏轼却只乐与朋友群居,性不昵妇人 6 。俞正燮《癸巳存稿》有一条记古之不昵妇人者,以为苏轼之所以如此,或由勤于人事,或历忧患,亦或由天性。就他所提出的这三个原因中,到底还是最后这个理由比较接近。苏轼性情豪爽,口没遮拦,凡事缺少耐力,非但不善与女人缱绻,甚至家里的妇人,包括他夫人在内,也不常见面说话。他只喜欢和朋友在一起高谈阔论,没有耐心跟妇人孺子厮磨。所以他虽常日参加饮宴,置身众香国里,却永远站在腻热氛围圈外,默默欣赏少女的风情,享受衣袂间散发出来的香气,而很能克制感情,决不在这方面形成泛滥。

这种心情,表现在他诗里,如《湖上夜归》,说他酒已喝得半酣,坐在轿子里直打瞌睡,梦中尚记梨花村,依依闻暗香。如《与述古自有美堂乘月夜归》,他说:鱼钥未收清夜永,凤箫犹在翠微间。凄风瑟缩经弦柱,香雾凄迷着髻鬟。都说明他这种局外旁观的欣赏态度。

苏轼当时还不到四十岁,但头发早白,自以为已老了,不宜唐突美人。如陈襄邀他去城外寻春,诗说:老来厌伴红裙醉,病起空惊白发新。游径山回来,陈襄邀他饮酒介亭,他诗说:惯眠处士云庵里,倦醉佳人锦瑟旁。他认为只有年轻人才有与少女们尽情厮混的权利,所以邀周邠同游径山,便说:少年饮红裙,酒尽推不去。肯将红尘脚,暂着白云履。

一日,苏轼在西湖船上望见杭州另一通判鲁有开(元翰)在有美堂上做酒会,投诗道:指点云间数点红,笙歌正拥紫髯翁。谁知爱酒龙山客,却在渔舟一叶中。次章却劝他道:遥知通德凄凉甚,拥髻无言怨未归。意思是你自有美妾在家里等你回去,你这一大把年纪的髯翁,却在外面与女孩子胡闹。

宴饮太多,苏轼实已非常厌倦,时亦托病逃席,但是喜欢热闹的陈襄不肯放过他,写诗来责备他屡不赴会,苏轼只好勉强举个理由,请他原谅:

我生孤僻本无邻,老病年来益自珍。

肯对红裙辞白酒,但愁新进笑陈人。

苏轼欣赏有气质的女孩,而极不喜欢妖艳的女人,这可从他创下的一个名判中看得出来。

当他来杭未久,陈襄公出,苏轼权摄州事,有一官伎,因其性善媚人,人称九尾野狐者,陈状请求出籍,苏轼判曰:五日京兆,判断自由。九尾野狐,从良任便。

杭州有三个颇负诗名的官伎,那是周韶、胡楚和龙靓。周韶色艺更为一州之冠,她的嗜好也与众不同,喜欢茗饮,曾与蔡襄斗茶,而且胜了,因此名望更重。她听说这个代理太守那么宽大,马上援例陈状乞嫁。苏轼知道此姝是陈襄所嬖,提笔判道:慕《周南》之化,此意诚可嘉。空冀北之群,所请宜不允。周韶无奈。 7

稍后,苏颂来杭,陈襄设宴接待,召韶侑酒,她就托这位贵宾向陈太守关说,苏颂指着檐间白鹦鹉道:可作一绝。她略一思索,援笔写呈。

陇上巢空岁月惊,忍看回首自梳翎。

开笼若放雪衣女,长念观音般若经。

其时,周韶有服,穿得一身缟素,楚楚可怜。一座嗟叹,陈襄动了不忍人之心,便准了她的请求。周韶再拜泣谢,其同辈胡楚、龙靓都有诗送她。 8

事后,陈襄很是懊悔。翌年,苏轼于常润道中作《有怀钱塘寄述古》五首之一,还代陈襄惋惜:

草长江南莺乱飞,年来事事与心违。

花开后院还空落,燕入华堂怪未归。

世上功名何日是,樽前点检几人非。

去年柳絮飞时节,记得金笼放雪衣。

最后一句,苏轼自注杭人以放鸽为太守寿九字,实亦聊为掩饰而已,果是放鸽,则第二联两句又作何解?

陈襄和作之第三、第四两联,更是怀念这个女孩子的深情不解,也是一首好诗:

春阴漠漠燕飞飞,可惜春光与子违。

半岭烟霞红旆入,满湖风月画船归。

缑笙一曲人何在,辽鹤重来事已非。

犹忆去年题别处,鸟啼花落客沾衣。

苏轼年未四十,但借口老了,声色场中,他只当作过眼云烟,竭力不让自己留滞。然而,感情这东西,有时并不完全能用理智控制,尤其本来热情的人。所以在杭州最繁华的沙河塘闹区,似有一个他所默默向往的女孩,惜乎不知道她的名字,集有《戏赠》一诗道:

惆怅沙河十里春,一番花老一番新。

小桥依旧斜阳里,不见楼中垂手人。

也有他喜欢的女孩要离开时,作《赠别》诗,也会一往情深起来。如言:

青鸟衔巾久欲飞,黄莺别主更悲啼。

殷勤莫忘分携处,湖水东边凤岭西。

这期间,苏轼有《薄命佳人》之作,这是他对那些沦落风尘的女孩子,所付与的诚挚同情:

双颊凝酥发抹漆,眼光入帘珠的皪。

故将白练作仙衣,不许红膏污天质。

吴音娇软带儿痴,无限闲愁总未知。

自古佳人多命薄,闭门春尽杨花落。

《东坡乐府》有乳燕飞华屋那阕《贺新郎》词,杨湜《古今词话》造作杭伎秀兰为府僚所责,苏轼为作此因以解其困云云的故事,言皆鄙陋,极不可信,而毛本竟据以为苏轼自注的题语,尤其可笑。因为这个假故事传说甚广,所以附记一笔。

七 常润道中

苏轼一行作吏,百不自在,眼前所见,十九是浮沉利禄的无知下士,沐猴而冠,俨然作态,心里塞满了无比的厌憎。老者章传道劝他,稍稍自己贬抑一点,才能适应这个现实,苏轼昂然道:如尔自贬,终不谐俗,故不为也!

既不能自贬以和光同尘,做这违志的工作,更是精神折磨,痛苦万分。苏轼就念兹在兹地希望挣脱现在这个官职,认为即使回家去种田,也比现在好。物质生活好坏,苏轼本不在乎,至少可以保持身心的自由与快乐。

行在新城山路上,眼见三月不知盐味的七十老翁,还挂着镰刀在田间劳作,眼见村中少年,游手好闲,再也不能安分守己地做个好农夫,一腔悲愤,使他热血沸腾,觉得自己这个形同帮凶的工作,再也做不下去了,但是如要弃官回乡,则先得试探一下在陈州的老弟的意思,于是他引述后汉马援的故事,续作《山村五绝》中的最后一首。

《后汉书》说,马援征伐交趾国时,行军中上雾下潦,毒气熏蒸,天上的飞鸢,都跕跕堕水而死。身在这样的绝境中,使他想起堂弟马少游,从前曾经劝他为人何必胸怀大志,徒然自苦。马少游道: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泽车,御款段马,为郡掾吏,守坟墓,乡里称善人,斯可矣。致求盈余,但自苦耳。所以,苏诗曰:

窃禄忘归我自羞,丰年底事汝忧愁。

不须更待飞鸢坠,方念平生马少游。

苏氏兄弟,虽然那么友好,但两人天赋气质,全不相同。苏辙才气不如老兄,但没有他那种任性的毛病,也没有他那种浪漫的想头,为人处世,非常踏实,苏辙《栾城集》中《次韵子瞻山村五绝》之一说:

贫贱终身未要羞,山林难处便堪愁。

近来南海波尤恶,未许乘桴自在游。

被老弟浇了一头冷水,苏轼在写给故乡王庆源叔丈信中,记其进退无据的悲哀曰:

某此粗遣,虽有江山风物之美,而新法严密,风波险恶,况味殊不佳。退之所谓居闲食不足,从官力难任。两事皆害性,一生常苦心。正此谓矣。

苏辙于熙宁三年(1070)春,从张方平去陈州为学官,至本(六)年春,已届三年任满。时适文彦博罢枢密使,以司徒兼侍中,出判河阳,原拟征辟苏辙为河阳学官,辙亦有谢启愿就,尚未赴任,却为齐州太守李师中邀去济南,为齐州之掌***。

李师中,原任知秦州军州事,因为屡次上章攻击王韶的西征军,且于调查苏轼贩卖私盐、苏木、瓷器的诬案中,师中拒作伪证,为当道所忌,将他调知登州,现在则自登州移守齐州。

九月,苏辙将赴济南,有《自陈适楚戏题》诗:

庠斋三岁最无功,羞愧宣王禄万钟。

犹欲谈经谁复信,相招执籥便须从。

陈风清净眠真足,齐俗强梁懒不容。

久尔安闲长自怪,此行磨折信天工。

他很谦虚地说:陈州三年无功,不配再做学官,到齐州去做总揽一切的幕僚长,就没有在陈州那么清闲了,但这是天道的报还,不该诧怪。他之所以自待者如此。

熙宁六年(1073)秋,言官罗拯上言,两浙淮南东路灾伤,乞行贷恤。诏赐两路粮三万石。

十月,沈括奉派察访两浙,奏言常润二州,岁旱民饥,欲令本路计合修水利钱粮,募阙食人兴工,从之。赐两浙淮南东路常平米各五万石,付转运使以赈饥民。

漕司奉诏后,即檄杭州通判苏轼赴常润一带放粮,十一月启程,与柳瑾同行。

瑾字子玉,丹徒人,与王安石为进士同年,其子仲远是苏轼族妹小十二娘的夫婿,论辈分,柳子玉是苏轼的姻丈。柳家住在金山,子玉此行,将往监安徽舒州的灵仙观,顺道附载同行。

严冬酷寒,大雪纷飞中,两人至临平镇一个僧舍里,同访隐士陈烈,诗曰:僧房有宿火,手足渐柔和。对于一个冲风冒雪的行旅之人,最重要的到底还是一炉炭火。经秀州(嘉兴)而至无锡,登惠山,钱道人以天下第二泉的惠山水烹小龙团茶,来招待这两位远道而至的诗人,然后攀登惠山绝顶,瞭望太湖,石路萦回九龙脊,水光翻动五湖天。非常羡慕孙登还能登山长啸,一吐胸中浊气,而苏轼不能。

忙于处理繁杂的赈务,忙于奔波道路,时光过得真快,忽已年尽岁除。这年除夜,苏轼舣舟城外,竟至野宿度岁,非常念家。独自一人睡在船舱里,衾冷如冰,通宵不寐。回想自来杭州,大部分时间,都耗费在道路奔波上,是不是他一生的命运,都将如此漂泊?行歌的哀伤,野哭的凄凉,苏轼今夜,兼而有之,舱中一灯如豆,冻被无温,既然辗转难眠,索性挑灯起坐,成《除夜野宿常州城外》二首:

行歌野哭两堪悲,远火低星渐向微。

病眼不眠非守岁,乡音无伴苦思归。

重衾脚冷知霜重,新沐头轻感发稀。

多谢残灯不嫌客,孤舟一夜许相依。

南来三见岁云徂,直恐终身走道途。

老去怕看新历日,退归拟学旧桃符。

烟花已作青春意,霜雪偏寻病客须。

但把穷愁博长健,不辞最后饮屠苏。

熙宁七年(1074)春,过丹阳,公毕,续赴润江(今镇江),特往藏春坞拜访老名士刁约(景纯),诗酒流连,互相唱酬。面对世情淡薄的老人,轼作赠诗,亦仍不免流露其一腔漂泊无归的感伤,如言:

人间膏火正争光,每到藏春得暂凉。

多事始知田舍好,凶年偏觉野蔬香。

溪山胜画徒能说,来往如梭为底忙。

老去此身无处着,为翁栽插万松冈。

又陪柳瑾同回金山,子玉在家设宴招待这位晚辈。柳家三个外甥,长名闳,字展如;次名辟,都是妹婿仲远之子,面求舅舅的法书,苏轼为他们写了一纸行书,告诉他们道:字要写得好,单单勤于练习不够,还须读书多。所谓: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这两句话,常被后世论书法艺术者,引为圭臬。

苏轼在金山寺里,与柳瑾共饮,喝得酩酊大醉,睡倒在宝觉法师的禅榻上,半夜醒来,题诗壁上,不说自己酒量不好,却运用俗语骂酒道:恶酒如恶人,相攻剧刀箭。我醉都不知,但觉红绿眩。将大醉时的感受,写得淋漓尽致。

柳瑾雅兴不浅,要邀八十一岁的刁约来同游金山,同访金山寺的宝觉、圆通二长老,苏轼很羡慕他们养生有术,老而弥健,打趣柳瑾道:你还算不得老,且看刁丈。

君年甲子未相逢,难向人前说老翁。

更有方瞳八十一,奋衣矍铄走山中。

苏轼在润州逗留,时已四月,回想去年十一月离杭,时方大雪,今则春光已老,忽忽已过半年,陈襄诗来催他早点回去:锦袍公子归何晚,独念沟中菜色民。苏轼何尝不想家,尤其挂念吉祥寺的牡丹,深恐错过花期,《常润道中有怀钱塘寄述古五首》中说:谷雨共惊无几日,蜜蜂未许辄先甜。应须火急回征棹,一片辞枝可得粘?

任务未了,还有许多地方要去,对于这样无休无尽的行役,实在厌倦极了,心里又念着家,托名代人寄远,作《少年游》词:

去年相送,余杭门外,飞雪似杨花。今年春尽,杨花似雪,犹不见还家。

对酒卷帘邀明月,风露透窗纱。恰似姮娥怜双燕,分明照、画梁斜。

钱塘令周邠(开祖),是苏轼在杭州同僚中唱和最得的诗友,他将任满赴京,也寄诗来催归一别,轼赠诗曰:羞归应为负花期,已见成阴结子时。与物寡情怜我老,遣春无恨赖君诗。又送其赴京曰:十年且就三都赋,万户终轻千首诗。天静伤鸿犹戢翼,月明惊鹊未安枝。写尽诗人的寂寞,行者和送行者,一样是飘泊天涯,身无归着的可怜。

就因为心里充满了许多奔波道路、漂泊无归的感伤,所以一旦身临久已向往的荆溪,这可怜的诗人,就情不自禁地做起梦来了。

至宜兴,苏轼往访同年单锡,同泛荆溪。

宜兴,古称阳羡,本是江南鱼米之乡,境内有三湖九溪,而以荆溪最负盛名。这条溪水源自芜湖,流入海圻,所以又称圻溪。除此以外,它还有个极美的俗名,叫罨画溪,据杨慎《丹铅总录》说,画家称杂色的图画叫罨画,荆溪两岸风景的多彩多姿,可从这个绝美的溪名中想象得见。

苏轼泛舟溪上,顿觉头脑清明,心情开朗,情不自禁地赞叹道:一入荆溪,便觉意思豁然!

十七年前,苏轼登进士第,参与琼林宴时,与同年蒋之奇共席。蒋是宜兴人,对蜀人苏轼盛称他家乡的风土之美,相约将来服官退休后,同到宜兴去卜邻而居,共乐荆溪。苏轼今日始得亲履其地,之奇之言,果然不虚。

荆溪两岸,林木翳茂,溪光山色,明媚照人,都是诗人最好的供养。惠山细腻的黏土,常州晶莹的大米,皆是江南第一的特产。尤其民风纯朴,物价低廉,适合一个寒士于此度其宁静的农庄生活。苏轼距离退休的年龄还很远,但他实在太爱这座江南小城了,遂骋其遥远的想象,预约陈襄将来如到宜兴来访,他一定杀鸡饷客。一刹间,心里充满了一片罨画溪上的田园美梦,诗曰:

惠泉山下土如濡,阳羡溪头米胜珠。

卖剑买牛吾欲老,杀鸡为黍子来无?

地偏不信容高盖,俗俭真堪着腐儒。

莫怪江南苦留滞,经营身计一生迂。

五月始至常州,然后到无锡,到苏州,与曾任御史,为疏劾王安石被排出京,现在提举宫观 9 的刘述(孝叔)相会,同游虎丘,至炎夏六月,才回到杭州交差。这次常润赈饥一役,道路奔波,足足七个多月。

这时候,执政五年多的王安石,已经罢相。

安石专政,使持重的先朝旧臣一个一个消极求去,这样重大的政治变化,即使禁中,也不免震动。而实施新法所发生的不良反应,陆续传入深宫,使皇室中人大为不安。有一天,光献太皇太后曾劝神宗道:

祖宗法度不宜轻改。吾闻民间甚苦青苗、助役,宜罢之。

此以利民,并非苦之。皇上答道。

安石确有才学,但是结怨太多,要保全他,不如暂时外放的好。

群臣中只有安石能为国家做事。

其时,神宗之弟岐王颢在侧,进曰:太后之言,不可不思。

神宗怒曰:是我败坏天下吗?你来做好了。

颢泣曰:何至于如此呢!

这次谈话,不欢而散。

外面有许多不好的消息,传到宫里来,光献太皇太后再也忍耐不住。一日,对神宗流涕道:安石乱天下。

这次,神宗心里本已动摇,听到劝说,默不作声,却流下泪了。

熙宁六七年间,河东、河北、陕西大饥荒,流亡到京西来的难民,无虑数万。监安上门的小官郑侠(介夫,治平进士),每日见这大批难民逃到京里来,老幼杂沓,拥塞道途,多数人扶病带伤,形容憔悴,身上穿的衣服,鹑衣百结,没有一件完整的,甚至有人以树皮草根为粮,其中更有身披锁械、押解入京的犯人,他们身上还背着家里拆下来的屋瓦和木材,这是他们唯一的财物。悲惨的景况,简直令人不能相信此乃人间光景。

郑侠心生悲悯,就按逐日所见,绘成一幅《流民图》,附以疏状,亲诣閤门,请求代奏。閤门官吏不肯接受,郑侠就谎称是秘急文件,发马递上,奏疏里面说:陛下征伐外夷,别人所上的都是国家胜强的图录,而没有人画出天下流离失所、饥寒交迫之状进献御前的。此图百不及一,但经圣览,亦可流涕。陛下观臣之图,行臣之言,天如不雨,即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

神宗再三地细看郑侠这张《流民图》,长嘘短叹,郁郁不乐,晚上又把它带进寝宫去,以致整夜都不能成眠。

其时各地久旱成灾,尤以国家财经中心的两浙和淮南东路被灾最为严重。神宗忧形于色,以为新法病民,天已示警,心理开始动摇。安石说:水旱常数,尧汤所不免。陛下即位以来,累年丰稔,今旱暵(干)虽久,但当益修人事以应之。

神宗奋然道:此岂细事,朕所以恐惧者,正为人事有所未修耳。今取免行钱太重,人情咨怨,自近臣以至后族,无不言其害者。

待看了郑侠的《流民图》,一夜不眠后,神宗下了决心,也不和安石商量,径自下令开封府体放(停收)免行钱,命司农发常平仓救济灾民,命三司查察市易的弊害,停止青苗免役的追索,并罢方田等,一共十有八项。

于是,王安石坐不住相位了,上章乞解机务。神宗虽还挽留,而安石去意已坚,章凡六上,乃以观文殿大学士出知江宁府,并从安石之请,以韩绛代安石为同平章事,吕惠卿为参知政事,时在熙宁七年四月。五月以翰林学士三司使曾布提举市易司。

吕惠卿是个阴狠险毒的真小人,知道神宗对王安石敬信未衰,而韩绛则是个出身世家的标准官僚,乡愿作风。二人登台后,墨守安石成规,不敢少失。当时的人称韩绛为传法沙门,吕惠卿为护法善神。

其实,吕惠卿心里最怕的是王安石东山再起,不久,就挑起安石之弟王安国与李士宁之狱。凡可以陷安石者,无所不用其极。即使是同时并起的老搭档曾布,也因市易发生争执,被他设计排出中枢,落职出知饶州。

苏轼有咏史(王莽、董卓)二诗,周必大《二老堂诗话》曰:陆放翁听王性之说,东坡作《王莽》诗汉家殊未识经纶,入手功名事事新,是讥讽安石事事欲求变革的作风;《董卓》诗只言天下无健者,岂信车中有布乎,讥安石终遭惠卿、曾布内叛。刺董卓者是其义子吕布,吕合惠卿姓,布合曾子宣之名。

八 别西湖

苏轼自常润归来,太守陈襄已届瓜代之期,诏与知应天府的杨绘对调。

陈襄设宴有美堂,告别僚佐,苏轼受嘱赋《虞美人》:

湖山信是东南美,一望弥千里。使君能得几回来?便使樽前醉倒更徘徊。

沙河塘里灯初上,水调谁家唱?夜阑风静欲归时,惟有一江明月碧琉璃。

此后送旧迎新,自有许多宴会,粉白黛绿,檀板金樽,需要新词供伎乐歌唱,所以苏轼写了许多词,如送述古迓元素的《诉衷情》,孤山竹阁送述古的《江城子》,西湖送述古的《菩萨蛮》等,西湖这一阕是:

秋风湖上萧萧雨,使君欲去还留住。今日漫留君,明朝愁杀人。

佳人千点泪,洒向长河水。不用敛双蛾,路人啼更多。

陈襄启程离杭,苏轼一直追送到临平舟上,别绪离情,心里无限的空虚落寞,作《南乡子》别词,道归家路上所感:归路晚风清。一枕初寒梦不成。今夜残灯斜照处,荧荧。秋雨晴时泪不晴。

这年秋天,京东、河北两路,又发生蝗灾。蔽天的飞蝗,蔓延及于淮浙,苏轼又被派赴临安、於潜、新城一带,督导各县捕蝗。他眼见蝗害的严重,说:

轼近在钱塘见飞蝗自西北来,声乱浙江之涛,上翳日月,下掩草木,遇其所落,弥望萧然。

群飞的蝗虫发出来的声音,竟能盖过如千军万马奔腾而至的潮声,天上一片乌黑,遮得日月无光,一下来,千顷绿稻,立刻卷光,声势之大,令人不寒而栗。

苏轼连日尽在田野间察看飞蝗的来势,检查受灾的情况;晚上又须与有关人员研讨捕蝗的方法,劳累不堪。一处事定,又须再去一地,这种单调的胥吏工作,更使他心里充满委屈的感觉。当他在临平和於潜两县间的山上,行至浮云岭上时,体力更是疲惫难支,慨然有被人当作厮役差遣之耻,气起来就想毁车杀马,扯碎衣冠,逃归乡里去读书。但是,这个秘密的心事,除了弟辙,没处可说,乃作《捕蝗至浮云岭,山行疲苶,有怀子由弟二首》之一云:

霜风渐欲作重阳,熠熠溪边野菊黄。

久废山行疲荦确,尚能村醉舞淋浪。

独眠林下梦魂好,回首人间忧患长。

杀马毁车从此逝,子来何处问行藏。

苏轼后来回忆在杭州所受的委屈,寄同事周邠诗说:西湖三载与君同,马入尘埃鹤入笼。心里的挣扎之苦,情见于辞。

幸而任期即将届满,苏轼因弟在济南,所以上章朝廷,请求派个山东的差使,图个近便。熙宁七年九月,告下:苏轼以太常博士直史馆权知密州军州事。苏轼如愿以偿,到任谢表中,有携孥上国,请郡东方。自惟何幸,动获所求的感激之辞。

苏轼在杭三年,他的幼子过(叔党)是熙宁五年(1072)在杭州出生的,这时候,他已有三个儿子了。后来与他同度患难的爱妾朝云,则于今年进入苏家之门,她还只是个十二岁的垂髫少女。

从应天府任上调来杭州的杨绘,字元素,四川绵竹人。神宗朝为御史中丞,极得皇上眷顾,将有大用,与滕元发二人联合攻击宰相曾公亮,事机不密,公亮上章先辩,神宗自此不悦,后又极论新法,被曾布责难,遂遭外放。他是一个聪明活泼,极好醇酒妇人,才子型的人物。七月到任,九月朝廷告下,苏轼又将从杭州赴密,相处的时间很短,但是即在这个短短的时间内,游宴不绝。至苏轼新职发表,杨太守更一再饯别于中和堂和湖上。《东坡乐府》中有一连串和杨元素的歌词,皆是筵边的迭唱,如和杨元素时移守密州的《南乡子》:

东武望余杭,云海天涯两渺茫。何日功成名遂了,还乡。醉笑陪公三万场。

不用诉离觞,痛饮从来别有肠。今夜送归灯火冷,河塘。堕泪羊公却姓杨。

又如重阳节日作《浣溪纱》词说:可恨相逢能几日,不知重会是何年。两人的交好,与一片索寞的离情,处处可见。

苏轼将行,于九月二十日往别西湖南北二山中的道友,其实亦是与西湖告别的最后一游。苏轼自己说,他有一种神秘的感觉,自来西湖,每到之处,常常觉得这个地方,从前都曾来过,印象犹很清晰,他归之为前生旧游的记忆。《和张子野见寄三绝句》中,特有一首《过旧游》诗说:

前生我已到杭州,到处长如到旧游。

更欲洞霄为隐吏,一庵闲地且相留。

又在密州时有《答钱塘主簿陈师仲书》云:

一岁率常四五梦至西湖上,此殆世俗所谓前缘者。在杭州尝游寿星寺,入门便悟曾到,能言其院后堂殿山石处。

何薳《春渚纪闻》有一则曰:西湖寿星寺老僧则廉说,苏轼做杭州通判时,始与参寥同登方丈,就对他说:某平生未尝到此,而眼前所见,都如素所经历的一样,自此上至忏堂,当有九十二级。派人去数,果如其言,轼便语参寥道:某前生,此山僧也。今日寺僧,皆吾法属。

后来苏轼每至该寺,就解衣般礴,久而始去。其时,则廉还是一个沙弥,常常在旁伺候,炎夏天热,苏轼来时,就脱光上衣,在竹荫下袒露乘凉,看见背上,有七粒黑痣,如星斗状,世人都不得见。

《咸淳临安志》:寿星院在葛岭下,智果寺侧,后晋天福八年(943)所建,有寒碧轩、此君轩等建筑,苏轼皆有诗。与陈襄书中称之为寿圣,也许是旧名,不足深考。不过苏轼第一次在杭州时,还未与於潜诗僧参寥相识,其同行相语者,必是另一和尚,传闻小误而已。

杨绘有事于湖州,与苏轼同舟离杭。张先、陈舜俞约苏轼同访湖州太守李常,亦与偕行。

常字公择,建昌人,少时读书于庐山白石僧舍,手自抄书,几至两目尽盲,既登进士第,将他手抄书九千卷,庋藏老家,苏轼为作《李氏山房记》。熙宁初,任秘阁校理,出知地方,不脱学人从政的本色。

他们一大堆毫无政治意味的朋友,相聚湖州,欢宴几无虚日。李常好酒,又适逢生子做三朝,大会宾客,分赠洗儿钱和玉果,苏轼开他玩笑道:犀钱玉果,利市平分沾四座;多谢无功,此事如何到得侬。(《减字木兰花》)又与周开祖(邠)书云:

寻自杭至吴兴见公择(李常),而元素(杨绘)、子野(张先)、孝叔(刘述)、令举(陈舜俞)皆在湖,燕集甚盛,深以开祖不在坐为恨。

这六个朋友连日欢聚,以歌词名满天下的张先,时已八五高龄,兴致甚好,赋《定风波》令,有见说贤人聚吴分,试问。也应傍有老人星句,谓之曰六客词。

苏轼离湖州时,刘述、张先与他同至松江,夜半月出,置酒垂虹亭上,赏月欢饮,兴致淋漓。想起湖州之会,张先率先自唱六客词,觉得这是人生中难得的欢娱,大家都很兴奋。

苏轼在京口将与杨绘相别,席上作《醉落魄》词以赠,这阕词,不是抒写一般的离情别绪,而别有一番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伤。一则是苏轼与元素同为蜀人,都是从那块万山环抱中、温暖而富饶的盆地里跑出来的人,现在一样流落在东海之滨,归乡无期;二则自己固然是初出茅庐,主知未深,所以一中小人的谗言,立即得罪外放,固其所宜,不料以元素之久膺帝眷,位在要津,亦因反对新法而被弃,蓬梗飘零,错在出处。不太轻易伤感的苏轼,此词却充满了哀戚,充满了怜悯,难怪日后两人同以罪贬,相遇于黄州时,杨绘要说从前有天涯同是伤沦落一句,恰是今日的诗谶,相与唏嘘感叹不置。原词:

分携如昨,人生到处萍飘泊。偶然相聚还离索,多病多愁,须信从来错。

尊前一笑休辞却,天涯同是伤沦落。故山犹负平生约,西望峨眉,长羡归飞鹤。

十月,苏轼这一年中,第三次又到苏州,再为苏守王诲(规父)席上的嘉宾,坐中有与之相熟的歌伎,颜色凄然地一再问他:这回去了,还再来不来?苏轼深为感动,作《阮郎归》:

一年三度过苏台,清尊长是开。佳人相问苦相猜,这回来不来?

情未尽,老先催,人生真可咍。他年桃李阿谁栽?刘郎双鬓衰。

离苏时,又有苏州闾门留别的一阕《醉落魄》,疑亦为此姝所作,为了安慰伊人,似乎也留有后约。一个在事业世界里失意的人,极容易掉进儿女情长的温柔乡去,逃避现实中的寂寞,苏轼甚少风流韵事,此词宜再引录:

苍颜华发,故山归计何时决!旧交新贵音书绝,惟有佳人,犹作殷勤别。

离亭欲去歌声咽,潇潇细雨凉吹颊。泪珠不用罗巾浥,弹在罗衫,图得见时说。

过京口,与同年胡宗愈(完夫)、王存(正仲)、孙洙(巨源)剧饮,与李常书说:此行天幸!既得李端叔与老兄,又途中与完夫、正仲、巨源相会,所至辄作数剧饮笑乐。人生如此有几,未知他日能复继此否?

孙洙欲往海州,遂与同行。

苏轼本来计划乘此调差的机会,可以从海州绕道前往济南探望老弟,看看新生的侄子虎儿。兄弟俩自从熙宁四年九月同谒欧阳修后,颍州一别,至今又已三年不见了。无奈在湖州耽搁的时间太多,现在必须赶往密州到任,而且时入严冬,从海州到济南去必走的青河,已经冰冻停航,苏轼只得徒呼奈何。

自海州冲风冒寒,径趋密州,世传有野店鸡号的一阕《沁园春》,为苏轼《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之作,元遗山认为此篇极害义理,不知谁所作,世人误为东坡。如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胸中万卷,笔头千字,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等句,其鄙俚浅近,叫呼炫鬻,殆市驵之雄,醉饱而后发之,虽鲁直家婢仆且羞道!而谓东坡作者,误矣 10 。

苏轼从来没有觉得致君尧舜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他也不会是一个袖手旁观说风凉大话的人,遗山确有真识,故录其说。

九 密州利病

熙宁七年(1074)十二月初三,苏轼到密州任。

密州位于山东半岛之西南,即今山东诸城,居潍河上游的东岸,本为汉之东武县,隋改诸城,兼置密州。此地开发虽早,但自经济中心移转江南后,其重要性就大为降低,文明程度也就远落在江南之后了,苏轼称之为桑麻之野,但有一个好处,公务比较清闲。

苏轼一入州境,沿路看见农民忙着用蒿蔓杂草将死掉的蝗虫包裹起来,挖地深埋,累累相望者二百余里,捕杀的总数,报官的就几有三万斛之多,飞蝗来势之大,不难想见。

苏轼一下车,立即查问蝗灾,哪知当地的官吏却讳言道:蝗不为灾。甚至睁着眼睛说瞎话:蝗虫来,为田地除草。苏轼近在杭州亲眼见过,飞蝗自西北来,上蔽天日,声如海浪,如碰到它们飞下来,则顷刻之间,一望无际的绿野,都成了赤地,这还不过是京东的蝗虫,部分飞入淮浙的余波而已,而京东的官吏却说:蝗不为灾。苏轼愤然道:将谁欺乎!

他于到任后的第二十天,上奏朝廷,报告京东蝗灾的严重情形,请求朝廷豁免秋税,或与倚阁青苗钱,以资救济。

同日,上书宰相韩绛,除蝗灾外,还说到手实法的流弊,方田均税之患,役法的分等,并且竭力反对拟议中将在京东榷盐的打算。

这年秋天,朝廷实施吕惠卿制订的手实法。先由政府规定标准物价,令各户主自行填报家产,除职业上必需工具及食料外,所有一切财物都须列报,登入官方簿籍,从其总值,课以五分之一的财产税,其间派人挨家逐户逐项检点调查,如有隐匿,一律没收,并且奖励民间告发,告发者可得没收物三分之一的奖金。这个制度固然使政府收入大增,而中上之户,多被仇人检举,弄得家家破产,人人不安。苏轼函中说:

手实之法,独恃告讦。昔之为天下者,恶告讦之乱俗也,故有不干己之法。而今公开告讦之门,揭厚赏以求人过。岂吾君敦化,相公行道之本意?

论方田均税之患,以为路人皆知其非,税之不均也久矣,而民安其旧。今乃夺甲与乙,其不均又甚于昔日,而民怨兴矣。

苏轼在杭州,亲见食盐专卖的弊害,亲自断过违犯盐法的小民,破家亡命。自来京东,见官不卖盐,狱中没有盐囚,路上没有被流配的盐犯,正自欣喜,不料漕司移来文书说:有个王伯瑜的建议,计划变更京东河北盐法,置市易盐务,收归官卖。苏轼慨然太息道:密州盐税,岁收钱二千八百余万,为盐一百九十余万秤,这还不过是一郡之数而已,官办市易盐务,有能力全部收买吗?假使不能全部收买,盐民又怎肯就此舍弃不煎?官不买的余盐还不照样都成了私盐,即使用严刑峻法使老百姓个个不敢私卖,则存盐亦岂不等于粪土?苏轼向韩丞相呼吁道:愿公救之于未行。

但是,韩子华官僚世家,他这时候,谨守王安石遗规以取相位,此函并无多大作用。不久,即见三司使章惇的主张,认为河北与陕西,皆为边防,河北独不榷盐,是为不公,力主河北京东之盐,皆应官卖。朝廷已派专使实地考察,并召密州监司周革入觐。苏轼虽再上书文彦博,力辩河北与陕西不同,东北民风强悍,榷盐祸不可测,但是事已成议,没有办法追究了。

熙宁政风,已经非常败坏,非常紊乱,地方官吏以蒙骗为能,而中央机关则各自弄权行势,甚至擅造单行法来欺压地方。当时,初行手实法,司农寺行文各路说,如不按时施行,将以违制论罪。苏轼大怒,对提举常平官说:违制之坐,若自朝廷,谁敢不从。今出于司农,是擅自造律(立法)。

提举官知道这位太守刚强不屈的脾气,大惊,婉解道:公且从缓。怕苏轼出奏。

宋设九寺,属尚书省,分别办理各项业务,司农寺职掌仓储、苑囿、库务之类,对付郡县,态度蛮横。苏轼上书元老文彦博,揭发其擅自造令,欺压郡县道:

比来士大夫好轻议旧法,皆未习事之人,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常窃怪司农寺所行文书,措置郡县事,多出于本寺官吏一时之意,遂与制敕并行。

近者,令诸郡守根究衙前重难,应缘此毁弃官文书者,皆科违制,且不用赦降原免,考其前后,初不被旨。谨按律文,毁弃官文书重害者,徒一年。今科违制,即是增损旧律令也,不用赦降原免,即是冲改新制书也。岂有增损旧律令,冲改新制书,而天子不知,三公不与,有司得专之者!今监司郡县,皆恬然受而行之,莫敢辨,此轼之所深不识也。

苏轼指司农寺之增损律令冲改制书,完全依据法律而言,宋律、刑统(杂律弃毁制书官文书条):诸弃毁官文书者,准盗论。而贼盗、盗制书条:诸盗官文书者杖一百,重害文书加一等。杖一百加一等,才徒刑一年,而今司农寺擅以违制论罪,刑统(职制、被制书施行违者)条:诸被制书,有所施行,而违者,徒二年。显然是增损律令,变用法条,目的是擅自加重刑罚,以建立权威。

至于罪刑之能否获得赦降原免,只有法律条文内或皇帝的敕才能规定可用或不可。现在司农寺普通行政文书里,擅自作了不用赦降原免的规定,岂非冲改制书?

京东民风强悍,盗贼纵横,《水浒传》里晁盖、宋江等人替天行道、劫富济贫的大寨梁山泊,就在山东寿张、郓城、东平三县境内。苏轼上文彦博书说:密州民俗武悍,恃(特)好强劫,加以比岁荐饥,椎剽之奸,殆无虚日。那个时代,人祸多因天灾而起,天灾使老百姓饥寒无食,弱者辗转死于沟壑,而强者就只好铤而走险,恃强行劫了。苏轼有《论京东河北盗贼状》,略曰:

比年来蝗旱相仍,盗贼渐炽。今又不雨,自秋至冬,方数千里,麦不入土。明年春夏之际,必生饥荒,寇攘为患。而近年以来,公私匮乏,民不堪命,今流离饥馑,议者不过欲散卖常平之粟,劝诱蓄积之家。盗贼纵横,议者不过欲增开告赏之门,申严缉捕之法。皆未见其益也。

常平之粟,累经赈发,所存无几矣。而饥寒之民,所在皆是。人得升合,官费丘山。蓄积之家,例皆困乏。贫者未蒙其利,富者先被其灾。乃知上不尽利,则民有以为生,苟有以为生,亦何苦而为盗。其间凶残之党,乐祸不悛,则须敕法以峻刑,诛一以儆百。今中民以下,举皆缺食,冒法而为盗则死,畏法而不盗则饥。饥寒之与弃市,均是死亡,而赊死之与忍饥,祸有迟速。相率为盗,正理之常。虽日杀百人,势必不止。

状末,苏轼鼓勇对亟欲富国强兵,湔雪国耻,因而坚持府库不可不盈的神宗皇帝,进其逆耳忠言曰:

苟非陛下较得丧之孰多,权祸福之孰重,特于财利少有所捐。衣食之门一开,骨髓之恩皆遍。如此而人心不革,盗贼不衰者,未之有也。

苏轼到任后,详研盗案,立即悬赏缉盗,随获随给赏金,因此人人奋力协助官府,供给线索,合力缉捕,颇收一时之效。

依照法律规定,获强盗一人,判死刑者,给赏五十千文;判流以下刑者,给半,即二十五千文。不料近忽有旨,灾伤之岁,都降一等计奖,即降一等,只有半数。如获流刑以下,仅得十二千五百文,告官者和捕盗者,通常有四五个人,假使敌不过强盗,就会被盗所杀,舍弃了生命,幸而胜了,亦已与盗帮结了仇,其难如此,而四五人平分十二千五百钱,要他们用性命来拼,怎么办得到?

苏轼给文彦博信上说:灾伤之岁,尤宜急于盗贼,若又纵盗而不捕,则郡县之忧,非不肖所能任也。

苏轼自从被排出京以来,已经很久不敢公然论政,于忍无可忍之时,只能写下几首托事以讽的诗篇,希望引起有力者的注意,婉转达到为民请命的目的。现在则为主持一郡的疆臣,面对老百姓的饥寒疾苦,岂能心无所念?何况牧养生民,本是地方官的责任,他又何能恝置事外?故一再上书当国的宰相韩绛,三朝元老的侍中文彦博,希望得到救助,心里则还惴惴自惧,函尾说:故不自揆,复发其狂言,可行则行之,否则置之。愿无闻于人,使孤危衰废之踪,重得罪于世也。

苏轼治事,有他非常机警的特长,为一般能吏所不及,史本传和墓志都记载了他在密州的一个故事。有一帮强盗,秘密准备劫掠,安抚转运使派遣三班使率领悍卒数十人,到密州境内来追捕逃犯,当地政府必然要与之协作,苏轼诗所谓磨刀入谷追穷寇者,即是指此。不料这批外来的悍卒,横暴凶残,几又甚于强盗,甚至以禁物设赃,诬陷居民,为居民所斗杀,惊溃为乱。老百姓到太守衙门来奔诉,苏轼投其书于地,不看,说:必不至于有这样的事情。那些作乱的散兵,听到这个消息,心定了,逐渐集合拢来,苏轼这才传集人证事证,使他们不能抵赖,一一招认,他就分别予以明正典刑。

密州滨海多风,又不如江南那样,四处都分布湖沼和沟渎之水,所以常常苦旱。当地人民,相信常山的山神,祷雨最灵。苏轼莅任之明年四月,旱蝗相继为害,他便斋戒蔬食,往东武县南二十里之常山,祷于山神。祷后,果然下了一阵足够的雨。

不料一雨之后,五月复旱,苏轼再祷常山,许下重新庙宇的祈愿。

庙之西南,有一股流泉,折旋如车轮,余流溢于山下。苏轼叫人琢石为阑,构亭泉畔,曰雩泉亭。

十月常山庙成,苏轼往祭。回程,与梅户曹在铁沟地方会猎,习射放鹰,豪兴十足,作诗并《江城子》词,词曰: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词成,写寄鲜于子骏(侁)曰:近作小词,虽无柳七郎(永)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写呈取笑。

十 超然台与盖公堂

苏轼之所以求为东州郡守,只为能与济南的弟弟苏辙较为近便,密州风土之不能与江南比论,他心里非常明白,未去之前,先有诗说:

胶西未到吾能说,桑柘禾麻不见春。

不羡京尘骑马客,羡他淮月弄舟人。

既到密州之后,则满眼尽是天灾人祸,纠结一团,互为因果,而郡守的能力有限,他除了尽心尽力做一切措施外,只好分别奏闻朝廷,上书相国和元老,请求救援。整整忙了两个月,倏忽已是除夕,眼前没有谈得来的朋友,忽又害起病来,卧床好几天了,情绪非常低落,《除夜病中赠段屯田》诗说:欲起强持酒,故交云雨散。惟有病相寻,空斋为老伴。萧条灯火冷,寒夜何时旦。倦仆触屏风,饥鼯嗅空案。数朝闭阁卧,霜发秋蓬乱。此生何所似,暗尽灰中炭。一个满怀抱负的志士,竟将自己生平,比作埋在寒灰下的炽炭,暗随年月,默默销熔,心情之苦,可以想象,而最不堪的则是自亦不解何以至此,精神上彷徨无主,次韵答乔太博诗,所谓颠倒不自知,直为神所玩。即有生命荏弱而浮脆,直被命运播弄的一腔恚恨。

刘攽、李常寄诗来问他密州近况,次韵答诗曰:

何人劝我此间来,弦管生衣甑有埃。

绿蚁濡唇无百斛,蝗虫扑面已三回。

磨刀入谷追穷寇,洒涕循城拾弃孩。

为郡鲜欢君莫叹,犹胜尘土走章台。

除了蝗虫、盗贼之外,密州更多弃婴,都丢在城外荒野。苏轼一路巡行,亲目所见,心实不忍。

他就筹出一笔经费来,凡是养不起婴儿的父母,由政府每月给米六斗,劝令不要抛弃,一年以后,骨肉之爱已生,就不会再被弃了。

在密州,不但再也没有弦歌侑酒的热闹场面,新法管制下,造公使酒都有限制,岁不得超过百石,酿造逾额,为法甚重。他曾要座客乔太博莫笑银杯小,诗说:我今号为二千石,岁酿百石何以醉宾客。请君莫笑银杯小,尔来岁旱东海窄。赵明叔(杲卿)教授家贫好酒,而苏轼则苦于无酒请客,次韵诗说:几回无酒欲沽君,却畏有司书簿帐。王驸马(诜)送他家酿碧香酒,苏轼本于宝剑赠与烈士之意,也拿来送与这位酒友。

过了年后的上元(正月十五),客逢佳节,苏轼不禁怀念此日的杭州。两地光景,完全不同,作《蝶恋花》词:

灯火钱塘三五夜,明月如霜,照见人如画。帐底吹笙香吐麝,更无一点尘随马。

寂寞山城人老也,击鼓吹箫,却入农桑社。火冷灯稀霜露下,昏昏雪意云垂野。

论这两个不同的世界,《超然台记》里也说:

余自钱塘移守胶西,释舟楫之安,而服车马之劳;去雕墙之美,而庇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观,而行桑麻之野。

行、住、游、观的差异如此,而饮食风味,南北更自不同,《和蒋夔寄茶》诗说:

扁舟渡江适吴越,三年饮食穷芳鲜。

金齑玉脍饭炊雪,海螯江柱初脱泉。

临风饱食甘寝罢,一瓯花乳浮轻圆。

自从舍舟入东武,沃野便到桑麻川。

剪毛胡羊大如马,谁记鹿角(小鱼)腥盘筵。

厨中蒸粟埋饭瓮(山东人埋肉饭下而食之,谓之饭瓮),

大杓更取酸生涎(山东喜食粟饭,饮酸浆)。

柘罗铜碾弃不用,脂麻白土须盆研。

故人犹作旧眼看,谓我好尚如当年。

幸而苏轼不论南北,都能随遇而安,适应这些生活小节,并无很大困难。只是新法实行后,公使库钱减少了很多,使得州郡长官,无以应付宾客,这才使他大为叹苦。

宋太祖当年废藩镇,命士人典全国州郡,设置公使库,除正供之外,地方余利,概归该库,州郡长官有权支配,供过客吏卒批支口食,官员赴朝,亦不必自行齑粮,用以厚养士大夫的廉耻。新法实行后,地方余利既被搜括一空,公使钱暴减,苏轼因此常常叹穷。他与通判刘廷式二人日常沿城寻觅废圃中野生的枸杞和菊花来吃。这一行动,也是有典故的:

唐朝诗人陆龟蒙,自号天随子,在书斋前的空地上手植杞菊为食,至夏五月,枝叶老硬,气味苦涩,他还照样嚼食,且作《杞菊赋》一篇以广其意。苏轼本来还不大相信这话,以为士人不遇,守穷节约就可以,何至于因饥饿而嚼啮草木。但自遭逢了今日景况,始信天随子的话不是没有可能,作《后杞菊赋》,叙曰:

而余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贫,衣食之奉,殆不如昔者。及移守胶西,意且一饱,而斋厨索然,不堪其忧。日与通守刘君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扪腹而笑。

苏轼自嘲道,日坐堂上,俨然是个太守,前有宾客来造访,后有掾属的趋走,早衙忙到中午,午后忙到酉时(下午六时),连一杯酒都没得喝,只好摘点草木来骗骗嘴巴,对着餐桌直皱眉头,举起箸来真是不堪下咽,只想呕吐。其实这都是夫子自嘲之语,实际情况是公使库钱短绌,没有能力设酒会客,寂寞不堪而已。赋中有一段解语,充分流露庄子的齐物思想,人生途程中,层出不穷的苦难,迫人自寻疏解:

怪先生之眷眷,岂故山之无有?先生听然而笑曰: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为贫,何者为富?何者为美,何者为陋?或糠覈而瓠肥,或粱肉而墨瘦。何侯方丈,庾郎三九。较丰约于梦寐,卒同归于一朽。吾方以杞为粮,以菊为糗。庶几乎西河、南阳之寿。

这是实话,枸杞和野菊,都是药草,枸杞属于茄科,是生长原野路边的落叶灌木,其果实为枸杞子,皮为地骨皮,有增强精力、返老还童之功。苏轼服用一年后,获得显著的药效,颜面加丰,气色旺盛,他最担心的白发也日渐转黑起来;野菊有明目之效,对于时患目疾的苏轼,当然有益。所以,说嚼啮杞菊疗饥,固是诗人的夸张之辞,以此养生,则是事实,但以堂堂太守之尊,亲自采药原野,也算得上是穷境了。

住过一年,对于当地的风土人情,慢慢习惯起来,精神也渐次安定。苏轼便差人到安丘、高密的山上去采伐木材,来修理破败的官舍、荒芜的庭园。动工后,发现园北有一废旧城台,台上视野很好,顺便稍加葺治,就成了一座高而安、深而明、冬暖夏凉、可以登临眺望的休闲之地。南望是若隐若现的马耳山、常山;其东则为庐山;西望穆陵,隐然如城;北为浩淼的潍河,风景甚是壮阔。苏轼要老弟给它取个台名,苏辙建议叫它为超然台,理由是:

天下之士,奔走于是非之场,浮沉于荣辱之海,嚣然尽力而忘返,亦莫自知也。而达者哀之,二者非以其超然不累于物耶!

熙宁八年(1075)十一月,台成,苏辙作《超然台赋》,苏轼作记曰:

雨雪之朝,风月之夕,余未尝不在,客未尝不从。撷园蔬,取池鱼,酿秫酒,瀹脱粟而食之,曰:乐哉,游乎!方是时,余弟子由适在济南,闻而赋之,且名其台曰超然,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

苏轼游于物之外也的智慧,在《宝绘堂记》(熙宁十年作)中发挥得更透彻。文曰:君子可以寓意于物,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则人为主体,人居物外,来欣赏物,则天下没有不可欣赏之物;留意于物,则物为主体,人陷物内,而随物之得失而流转。所以游于物外,乃是无往而不乐的条件。东坡少时读《庄子》有深得我心之叹,这种喟叹在后来现实政治的诡谲诈变之中,在争权夺利之中,在自己横遭诬陷之中,转化成透彻的智慧。这种智慧使他痛切地感到只有庄子的超越现象世界,审乎无假,不与物迁的哲学,才能打开一条精神上的出路,以齐得失、忘祸福、混贵贱,而与万物齐一。

苏轼从庄子哲学中体会出生命之最高价值,在于精神之独立与自由。一个人要达到这种境界,则必先排除无穷的物欲及放纵的激情,这两者都是使人不能超然物外的最大桎梏。

酒友赵杲卿(明叔)家贫好饮,不论酒好酒坏,只要能醉的都好。他嘴里常常挂着一句胶东俗谚:薄薄酒,胜茶汤;丑丑妇,胜空房。苏轼认为这句俗语其言虽俚而近乎达,就扩充其意,作《薄薄酒二首》,兹录其一:

薄薄酒,胜茶汤;粗粗布,胜无裳;丑妻恶妾胜空房。

五更待漏靴满霜,不如三伏日高睡足北窗凉。

珠襦玉柙万人相送归北邙,不如悬鹑百结独坐负朝阳。

生前富贵,死后文章,百年瞬息万世忙。

夷齐盗跖俱亡羊,不如眼前一醉,是非忧乐两都忘。

密州为汉代盖公的故里,但年代湮远,已无子孙故迹可寻。苏轼于黄堂之北,修建了一座聚会所,名之曰盖公堂。

秦自孝公至于始皇,立法更制,对老百姓施以严酷的统治,曹参亲见战乱之余民不聊生的痛苦,初为齐相,以如何安集百姓的方法,遍问齐国的长老和儒生,但言人人殊,无从定策,访得胶西有个盖公,善治黄老之术,派人请他来商讨。盖公说:治道清净,而民自定。推类尽言,皆是与民休息之道。曹参非常钦佩他的见解,将正堂让出来给盖公住,用其言而齐大治,后来又以其所以治齐者来统治天下,天下至今称贤。

熙宁变法,实施新政,只为急求有功,不惜以严刑峻法来实施聚敛之政,实与暴秦无异。老百姓的脂膏,已被剥削殆尽。苏轼自恨不在其位,无可挽救,更感叹近三年来,执政人物的此起彼落,但都不是医国之手,长此以往,后果不堪设想。苏轼此时向往盖公黄老之治,盖深感此时与民休息的重要而已。

熙宁七年(1074)四月,神宗为一连串的天灾人祸所刺激,决然权罢新法,而准了王安石的辞位。

安石既去,神宗诏以韩绛、吕惠卿、曾布三人共同执政。吕、曾二人最先发生内讧,不久曾布即被惠卿排出中枢,韩绛虽然职掌中书,而碌碌无所作为,于是大权就落入吕惠卿一人之手。

吕惠卿以迎合安石建立新法,为安石竭力援引而骤至执政,既已得志,一面防止安石东山再起,一面排挤韩绛。韩绛没有能力制伏这匹政治上的劣马,密请神宗复用安石,帝从其请,惠卿图穷匕见,列数安石兄弟的缺点,上奏神宗,哪知神宗对安石的信赖,岂是惠卿所能摇撼。帝将这一封事寄示安石,安石上表,痛切言道:忠不足以取信,故事事欲须自明;义不足以胜奸,故人人与之立敌。即是指此。

安石奉诏,于熙宁八年(1075)二月倍道入京,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再度秉政。秋冬间,韩绛、吕惠卿两皆罢出。

像这个样子朝三暮四的人事变易,苏轼作《盖公堂记》,喻之为三易医而病愈甚。这段托讽时事的寓言,比喻固然巧妙,而役使文字的经济手段,洪迈《容斋五笔》更认为可以做作文立说者的典范,而叹为东坡文章不可学。故录该段原文曰:

始吾居乡,有病寒而咳者,问诸医,医以为蛊,不治且杀人。取其百金而治之,饮以蛊药,攻伐其肾肠,烧灼其体肤,禁切其饮食之美者。期月而百疾作,内热恶寒,而咳不已,累然真蛊者也。

又求于医,医以为热,授之以寒药,旦夕吐之,暮夜下之,于是始不能食。惧而反之,则钟乳、乌喙,杂然并进,而漂疽、痈疥、眩瞀之状,无所不至。三易医而病愈甚。

里老父教之曰:是医之罪,药之过也。子何疾之有?人之生也,以气为主,食为辅。今子终日药不释口,臭味乱于外,而百毒战于内,劳其主,隔其辅,是以病也。子退而休之,谢医却药,而进所嗜,气全而食美矣。则夫药之良者,可以一饮而效。从之期月,而病良已。

昔之为国者亦然。

苏轼痛感朝廷如此用人,已经完全失掉原则,只被争权夺位的政客们所摆布,三易医而病愈甚。假如再不持之以慎重,杂药乱投,国家的危亡,可以立待。当今之时,盖公所说的治道清净,而民自定的话,值得三思,于是借题发挥他那一片忧时的怀抱,作《盖公堂记》。

熙宁九年(1076)八月十五,与僚友饮于超然台上,非常高兴。这个中秋夜,虽然大家一起欢饮达旦,为自来密州最快乐的一次盛会,但是客逢佳节,又不免苦念起在济南的老弟来了,大醉,作《水调歌头》词: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惟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此词从自然的流变说及人事的无常,从一种孤高的气氛中,透露出作者旷远的胸襟,历来被认为是中秋词中的绝唱。

十一月,告下,苏轼以祠部员外郎直史馆移知河中府。其时,天降大雪,与客饮于山堂,《与周开祖(邠)书》说:某已被旨移河中府,候替人,十二月上旬中行,想去益远矣。往日相从湖山之景,何缘复有。

十二月上旬,孔宗翰来代,先自荆林马上寄诗相告,苏轼答诗说:秋禾不满眼,宿麦种亦稀。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肤肌。朱轮未及郊,清风已先驰。何以累君子,十万贫与羸。

苏轼此篇移交致词,尽是对密州老百姓的怛恻之情,唯此民胞物与的人道主义精神,足以成就一个人的伟大。

1 《宋史职官志》:钤辖司掌军旅屯戍营防守御之政令,或一州一路。有兼二路、三路者。

2 五代之梁与北齐,试进士不中程者或选举滥者,皆罚饮墨水。

3 〔宋〕洪巽:《旸谷漫录》。

4 〔宋〕吕本中:《轩渠录》。

5 〔宋〕朱彧:《萍洲可谈》。

6 〔宋〕袁文:《瓮牖闲评》。

7 〔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

8 〔宋〕赵令畤:《侯鲭录》。

9 提举宫观:为安置罢退大臣而设,有俸无职。

10 〔金〕元好问:《遗山先生集》。

更新于:4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