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远谪南荒
宋制，谪官奉到诰命之后，必须立即离任，不待交代，不得逗留，被押解的使臣催督同行。苏轼于绍圣元年（1094）闰四月初三奉到新命：
依前左朝奉郎、责知英州（今广东英德）军州事。
即日进上谢表，辞告文宣王庙（孔庙），火急治装，率领全家眷口，星夜启程就道了。
然而，侍御史虞策复言苏轼罪重责轻，再诏：降官为左承议郎。按官制：朝奉郎为正七品，承议郎为从七品。在苏轼看来，都是一样。
苏轼一家，沿着太行山前进。时在梅雨季节，天色阴沉，心情更是沉重。到了距定州西南百里的赵州临城道中时，天气突转晴朗，使苏轼西望太行，草木可数；冈峦北走，崖谷秀杰，甚是高兴。因他回想去年冬季赴定州任时，取道于此，却逢连日风埃阴晦，未尝了了得见太行；而今远戍岭外，终于看到此山北走的雄姿。中国人有崇拜山岳的传统，因为高山与天最为接近。当此晦黯的行程，得见高山岳岳，想到韩愈当年，遇大赦由郴州赴江陵府任法曹参军，路过衡山，有《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诗说：我来正逢秋雨节，阴气晦昧无清风。潜心默祷若有应，岂非正直能感通。须臾净扫众峰出，仰见突兀撑青空。来定州时，风云晦暗，象征此行的不吉，正已应验。现在远赴谪所，则天气已经晴朗，岂非不久可赦还的吉兆？与韩愈的经验一样，苏轼仰望丽日晴空的太行山脉，精神为之一振，便对儿子们欣然说道：吾南迁，其速返乎！这是韩退之衡山的吉兆。
继至相州南四十里的汤阴县，旅途饥疲，遂在道旁摊肆里打尖。大家停下车来，喝了豌豆大麦粥。
苏轼要儿子们注意，苏家环境，今不如昔了，现在黄尘蔽天、赤地千里的路上，能够得到青斑照匕箸，脆响鸣牙龈的新鲜豌豆吃，已很不易，人须勇于忘怀昨日的玉食，则今晨的一盂麦粥，未始不是无上的享受。
途中作诗寄定武同僚，则曰：
人事千头及万头，得时何喜失时忧。
只知紫绶三公贵，不觉黄粱一梦游。
适见恩纶临定武，忽遭分职赴英州。
南行若到江干侧，休宿浔阳旧酒楼。
御史刘拯，落井下石，再言：苏轼敢以私愤行于诏诰中，厚诬丑诋，不臣甚矣。指的仍是那篇吕惠卿责降诏。于是，朝廷再加重惩处：
合叙复日不得与叙，仍知英州。
十余日间，三改谪命，朝局之乱，可以想见。哲宗虽有召章惇为相之意，而李清臣还想抢前一步得手，所以竭力表现变革，恢复熙丰的旧法，除命各路常平使者等等，异常忙碌。
闰四月的天气已很炎热，乘着牲口走这么漫长的道路，如何得了。苏轼自忖：犯三伏之毒暑，陆走炎荒四千余里，则必将死于道途。十四日到达滑州，乃状奏朝廷，请求皇帝顾念八年经筵之旧，准赐坐船前往。
十八日至汴京附近的陈留，苏氏眉州乡邻杨济甫派他的儿子杨明（子微）遄程赶来相送。这位晚辈，自言懂得术数，他看苏轼绝对不会死于岭外。苏轼听了很高兴，说：若是应验了你今天这句话，一定为你写《道德经》一部，以当酬谢。
雍丘县令米芾派专使来迎，苏轼答书说：
辱简，承存慰至厚，哀感不已。平生不知家事，老境乃有此苦。蒙仁者矜愍垂诲，奈何，奈何。入夜目昏，不谨。
从此信中可以看出苏轼在元祐一朝八年间，虽然官至殿阁学士，封疆大吏，但却并无积蓄，依然两袖清风，面对流亡，就不免捉襟见肘起来。
苏辙罢门下侍郎，出知汝州军州事，早于上（四）月二十一日到任。苏轼自陈留绕道临汝，往别其弟。
苏辙的经济情况，原来很穷，所谓债务山积者是也。但自元祐以来，久官京师，宋朝的俸禄制度，京官比外任官优厚，久居一地，消耗也少，不比苏轼，常年南北奔走，一点俸给，全都在道路上花光了。
苏辙分俸七千，交给苏迈，决定由他带领一大半眷口，住到宜兴去。可以靠那里的一点田产生活，也免苏轼后顾之忧。 1
兄弟相聚不过三四天，前途阴雾重重，混沌一片，也没有什么话好说。匆匆别去，回到陈留，幸已得旨准许舟行，他们一家就在那儿登船续发。
哲宗既已决心绍复熙丰新政，首即起用章惇为相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
翰林学士范祖禹力谏章惇不可用，以龙图阁学士出知陕州。右相范纯仁承宣仁太皇太后病榻上谆谆嘱托，竭力奋斗，但也无法挽救这个变局，只得坚决求去，乃以观文殿大学士出知颍昌府。两范先后罢去，元祐大臣，几已尽矣。
闰四月二十二日，章惇抵京莅职，马上援引他的同党蔡卞、林希、来之邵、张商英、周秩、翟思、上官均等入朝，分据要津，把持言路，个个弹冠相庆。
帝又召蔡京为户部尚书。京，字元长，仙游人。他是蔡卞的哥哥，而卞又是王安石的女婿。蔡京于元丰末年曾知开封府事，司马光复差役法，阖朝反对，但他固执己见，令限五日之内办好，大家又认为期限太促，绝无可能。唯独开封府如期报办，司马丞相大为欣赏。这次还朝，适逢章相又欲变复役法，置司讲议，久而不决。蔡京便与章惇说：取熙宁成法施行之耳，何以讲为？雇役遂定，似此毫无原则、一味逢迎的小人，奸伪可知；而北宋后期，却将国家命运托付到这帮人的手上，实在可悲。
苏轼行至南都，南都已经喧传朝中群魔乱舞，一股仇恨的烈焰，像火山爆发一样，烧遍了汴京。章惇、蔡卞领头，热烈策划如何向元祐诸臣一个一个地报复，不论已经死亡的，或已贬谪在外的，都要一网打尽。这一伙人凶焰高涨，肆无忌惮，甚至在殿陛上狂言怒詈，叫嚣成市。
苏轼的谪命，已经三改。现在章七得势了，对于这位英雄人物的性情，轼最了解。惇有为恶务彻的毒辣、睚眦必报的狠劲，祸患恐怕不止于此，更大的严谴，亦在意中，所以寄定州同僚孙敏行（子发）书说：
某旦夕离南都，如闻言者尚纷纷。英州之命，未保无改也。凡百委顺而已，幸勿深虑。
五月抵边，行至汴上，晚辈晁以道（说之）置酒饯行，酒酣，情绪激越难制，非一发泄不可，素不善歌的苏轼遂引吭自歌古《阳关》一阙。这，岂同平常的筵边唱曲，直是长歌当哭而已！
元人陈秀明《东坡诗话录》引苏轼手记一则：
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
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
余十八年前中秋夜，与子由观月彭城，作此诗，以《阳关》歌之。今复此夜，宿于赣上，方迁岭表，独歌此曲，聊复书之，以识一时之事，殊未觉有今日之悲，悬知有他日之喜也。 2
这最后两句勉强自慰的话，实在比痛苦还要感伤。
苏轼这一路行来，沿途多遇故旧。如至韦城，遇吴安诗的外甥欧阳思仲，为感激安诗因撰苏辙告词而落职，特在客邸书《松醪赋》一幅，托欧阳转致；渡黄河，见杨济甫之子杨明；过雍丘，晤米芾和马梦得；至汴上，与晁说之饮别，遇任伯雨同舟共载；抵山阳，徐积（仲车）来慰问；至九江，与杭州同僚苏坚（伯固）相晤，其时伯固将赴湖南澧阳，所以作《归朝欢》一曲赠他；至虔州，与俞括入崇庆院观宝轮藏等等，真可以说是交游天下，故旧满路了。无奈再此前行，一过大庾岭，将被投入一个完全陌生的炎荒之地，孤独的恐惧，化作他无限凄凉的高歌。
门人张耒，向在京师为著作郎兼史院检讨，在馆八年，苜蓿自甘，后擢起居舍人，现在正以直龙图阁知润州事。苏轼到扬州，张耒受官法限制，不能迎谒老师，特地挑选了两名兵士王告和顾成，随从南行，沿途照料，一直护送到惠州。苏轼很得力于这两人，与文潜书有：
来兵王告者，极忠厚，方某流离道路时，告奉事无少懈。顾成亦极小心，可念。
六月初七，阻风于金陵。初九，儿子们为遵亡母的遗言，再度恭奉阿弥陀佛像于金陵清凉寺，作水陆道场，祈求先灵冥福。佛事毕，苏迈一房眷口，先赴宜兴，部署一切。
金陵崇因禅院长老宗袭，新造一尊观世音菩萨像，妙相庄严，苏轼也往瞻拜，就在观音前许下一个心愿：吾如北归，必将再过此地，当为大士作颂。
续向当涂进发，际此流金铄石的溽暑时节，船上闷热不堪。苏轼忽然记起杭州中和堂的东南颊，下瞰海门，洞视万里。即使是三伏天，也常有萧然的清凉。而他现在所要去的前途则是炎荒的广南，这就使他作诗怀念独有人间万里风的杭州中和堂来了。
距当涂六十五里的慈湖夹，船被大风所阻，停了下来。这条水路，全是韩愈当年贬谪潮州时所走过的路径，韩诗中记述的地方情景，目前一点没有改变。苏轼闷在船舱中，也写下《慈湖夹阻风五首》，首先即说我行都是退之诗，真有人家水半扉。，一申他那异代同命的寂寞之感。
这五首诗，看似平常记行写景之作，其实尽是苏轼此日虽身在苦难中，仍不失英迈自许的气概之作，如：暴雨过云聊一快，未妨明月却当空政治的暴风雨可以摧残我于一时，而我本明月，无妨志节皎然于人世；且并水村欹侧过，人间何处不巉岩世路艰难，何独岭外，只要小心应付，未尝不可逃过；弱缆能争万里风六十老翁，万里行役，何惧之有。
人生的际遇，常有山穷水尽、绝处逢生的奇迹。五诗中的第二首，即是写此秘密的心愿：
此生归路愈茫然，无数青山水拍天。
犹有小船来卖饼，喜闻墟落在山前。
一个人被命运投弃于水天无际的荒江上，不知如何才能突破迷茫，找到出路。彷徨中，突然看到有卖饼的小船过来，知道村落就在山前，不能没有蓦然回到人间的喜悦。这短短二十八字，写出苏轼被蒙在命运的黑雾里，危疑震撼中，寻求一线生机的渴望。
苏轼躺在船头，卧看落月，船夫在叫：风转向了！于是他们就可以开船，继续上路了。
人生经历患难愈多，精神境界便自不同。如此次途中，与好友参寥书，苏轼但言：
某垂老再被严谴，皆愚自取，无足言者。事皆已往，譬之坠甑，无可追计。从来奉养陋薄，廪入虽微，亦可供粗粝；又子由分俸七千，迈将家大半，就食宜兴，既不失所外，何复挂心，实翛然此行也。已达江上，耳目清快，幸不深念。知识中有忧我者，以是语之。
英州南北物皆有，某一饱之外，亦无所须。承问所干，感惧而已。
所干，宋人的口语，意为需要什么帮忙。
另一方面，章惇、蔡卞执政的朝中，却是恨火方盛，力谋报复。王安石配享神宗庙廷了；安石的女婿蔡卞已奉命将《神宗实录》重写，以张商英为谏官，正在准备大肆罗织。五月，元丰间与蔡确、章惇、邢恕互相交结，人称四凶之一的黄履，又被召回朝来，开复了御史中丞的原职。章惇用这凶手的目的，就是为了报复仇怨，所以元祐旧臣，便无一得免了。
侍御史虞策再度发难，章惇、蔡卞等幕后支持，重议对苏轼的处分，以为罪大责轻，应该再降。最后的决定是：苏轼，落左承议郎，责授建昌军司马，惠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
其间，还有一个故事。
章惇初登相位，即慨叹道：元祐初，司马光作相，用苏轼掌制，所以能鼓动四方，安得斯人而用之！
有人推荐林希（子中），但他现任礼部侍郎，名位高于中书舍人。章惇立刻保证给予同省执政的地位，他就俯首听调了。自此，凡元祐名臣的贬黜制文，都出于林希的手笔。 3
林希与苏轼为进士同年，素相厚善。元祐初，苏轼被擢起居舍人，曾推林希自代，因此得除记注官。后来又为杭州交代的前后任，平日诗筒书问，往来不绝。当苏轼进翰林院日，林希撰启致贺，有曰：父子以文章名世，盖渊云司马之才；兄弟以方正决科，迈晁董公孙之学。褒美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现在为利禄所诱，执笔草苏轼谪降惠州的告词，则丑诋不遗余力，如言：
朕初即位，政出权臣。引轼兄弟，以为己助。自谓得计，罔有悛心。忘国大恩，敢肆怨诽。若讥朕过失，何所不容？乃代予言，诬诋圣考。乖父子之恩，害君臣之义。在于行路，犹不戴天；顾视士民，复何面目？以至交通阉寺，矜诧幸恩；市井不为，缙绅共耻。尚屈彝典，止从降黜。
今言者谓其指斥宗庙，罪大罚轻。国有常刑，朕非可赦。宥尔万死，窜之远方。虽轼辩足以饰非，言足以惑众。自绝君亲，又将奚憝？保尔余息，毋重后愆。可责授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
苏轼一行，抵达当涂县时，责授建昌军司马的告词才刚下来。在苏轼看来，一切都是任人摆布的情势，无所谓轻重好坏；英州（广东英德）、惠州（广东惠州），皆在广南，都是大庾岭外，心里毫无计较。只是万里投荒，他没有理由要拖累儿辈，事实上也无法挈带全家同去，所以坚决主张，他要独自一人前往贬所。
他的儿媳们绝对不肯让这六十老翁，在无人照顾之下，独行万里，到那完全陌生的炎荒去生活，大家环绕着他涕泣求行。最后决定，他只带幼子苏过一人同去，叫次子苏迨带领二、三两房眷口到宜兴去，跟大哥苏迈同居。是年，苏过二十三岁，已有侍父远行的能力了。
六月二十五日，苏轼在当涂旅次，亲书六篇自作的赋，赠别次子。本集《书六赋后》云：
予中子迨，本相从英州。舟行已至姑熟，而予道贬建昌军司马，惠州安置。不可复以家行，独与少子过往，而使迨以家归阳羡，从长子迈居。迨好学，知为楚词，有世外奇志，故书此六赋，以赠其行。绍圣元年六月二十五日。
苏轼一向保持朴素的家风，在京师时，家伎不过数人。这与当时士大夫们邸宅里檀歌不息、美女如云的豪侈风气比起来，真是十分寒碜。且自外放颍、扬以来，本来准备退休，已先陆续遣去数人。到这时候，还留在家里的，不过寥寥二三人而已。
姬妾，原是富贵荣华的附件，没有与家主共患难、同死生的义务，何况此去是南蛮瘴毒之地。所以，苏轼要开阁放伎，各替她们安排一个去处。
唯有朝云，她坚决不肯在这患难之中，离弃家主于不顾，尤其是王夫人已经过世了，这孤独的老翁，岂能没有一个妇人照顾他的起居饮食？所以，她热情而又果敢地表示，一定要随侍苏轼南行。
这种风义，这份热情，使苏轼大为感动。后在惠州，读《白乐天集》，想到乐天那么热爱樱桃小口的樊素，但最后，樊素还是离开了老病的乐天，远走高飞。遂作《朝云诗》一章，记其感念之情。诗前有引，曰：
世谓乐天有鬻骆马，放杨柳枝词，嘉其主老病不忍去也。然梦得有诗云：春尽絮飞留不住，随风好去落谁家。乐天亦云：病与乐天相伴住，春随樊子一时归。则是樊素竟去也。
予家有数妾，四五年相继辞去，独朝云者随予南迁。因读《乐天集》，戏作此诗。朝云，姓王氏，钱唐人，尝有子曰幹儿，未期而夭云。
关于白乐天的放伎卖马，是这样的：
乐天于唐大和三年（829）五十八岁时归洛阳，即纳樊素为家伎，侍乐天者凡十年。至开成四年（839）十月，老年的乐天，得了风痹症，体弱目眩，左足不支。陈寅恪论其事曰：既然生理的不可能有伎乐，患了风痹，当然遣伎。类推，足力不支，当然卖马。
不料樊素临别依依，辞曰：素侍主十年，凡三千有六百日不忍遽去，卖骆马则曰：五年花下醉骑行，临卖回头嘶一声。项藉顾骓犹解叹，乐天别骆岂无情。就因这骆马回嘶，樊素陈辞，使乐天终于不忍割舍，作《不能忘情吟》二百五十五言，两俱留之。
但是明年三月作《春尽日宴罢感事独吟》曰：病与乐天相伴住，春随樊子一时归。则樊素毕竟还是去了。
而朝云则随侍苏轼万里投荒，同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去生活，使苏轼对这个红粉知己，不得不心许她与结发夫妻无异。希望将来能够同向三山仙去。诗曰：
不似杨枝别乐天，却如通德伴伶玄。
阿奴络秀不同老，天女维摩总解禅。
经卷药炉新活计，舞衫歌扇旧因缘。
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巫阳云雨仙。
从当涂分手，苏迨等人遂去宜兴，苏轼与儿子过、朝云并二老婢，主仆五人，径向江州（江西）进发。 4
传说苏轼侍妾，除朝云外，还有一个碧桃，也于此时亲自从南康送至江西都昌县安顿。苏轼还为她留题一诗：鄱阳湖上都昌县，灯火楼台一万家。水隔南山人不渡，东风吹老碧桃花。原诗石刻在县治内，《都昌县志》亦载其事。 5
二 过岭
苏轼舟过庐山之下，远望群山，峰峦间乱云腾涌，天色阴霾。独立船头，仰望山岳是何等伟大，人则非常渺小，情不自禁地对着庐山也自默祷起来。时未及午，浮云尽散，天色豁然晴朗，迎面众峰凛然，倚天无数青壁。于是，这多难的老人，脸上便自绽出一丝微笑。
时序进入八月，某夜，船泊分风岭，已经是三更天了，岩边忽然人声鼎沸，许多官差明火执仗，要上苏家船来。
原来本路发运使已知朝廷新颁的后命，对于这个已被严谴的罪官，小题大做，连夜派了五百人来拦截，要收回官方供给的坐船。
苏轼不得不低声下气地跟来人商量：乞准连夜赶往星江，只要靠着埠头，即可自行雇船，随将官船缴还。幸得来人许诺，但是苏轼并无把握能够半夜之内赶到星子，迫得望空向顺济王（龙神）默祷曰：
轼达旦至星江，出陆至豫章，则吾事济矣。不然，复见使至，则当露寝埔溆矣。 6
不久，江风掠耳而起，篙师亟亟升帆，船帆吃饱了风，就很快开行了。抵南昌吴城驿，再祷于顺济王庙（每个沿江码头，皆有此庙），留题于望湖亭上。
苏轼此时，流离道路，身受着无比刻薄的政治迫害。然而，他作望湖亭诗，却曰：
八月渡重湖，萧条万象疏。
秋风片帆急，暮蔼一山孤。
许国心犹在，康时术已虚。
岷峨家万里，投老得归无？
中国的文人，一朝失意，不是高蹈林泉，吟风弄月，便是醇酒妇人，佯狂玩世。而苏轼不然，他自认是尘凡中的一个普通人，虽然环境逼得他只想隐遁求全，但却并不真能忘怀大地上的芸芸众生，也不能掩熄他自己生命中的光热。即使他所一生服务的政治，变得那么颠倒错乱，而此时此际又身受着刻毒的欺凌，但血管里流着的志士热血，并不真能冷却。到他吟出许国心犹在，康时术已虚时，任何人都能体会到苏轼生命的灰烬里，依然埋着不熄的火种。
到了豫章（南昌），苏轼自己雇了船，继续舟行，然而前途等着他的，是长达三百里的赣石之险。
自赣州府城之北，章、贡二水汇合处开始，一直到万安县界，这条三百里长的水路，不但江流湍急，而且水面下怪石列布，木船碰上巨石，立刻船沉人溺。这许多水底嶙峋，人称赣石。赣石形成一十八个险滩，其中以黄公滩为最险。苏轼身在丛险中，朝廷告下：
苏轼落建昌军司马，贬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
这篇告词，即是前举林希的手笔。苏轼读后，但说：林大亦能作文章耶！其时，行程适过赣石最险恶的黄公滩，乃作《八月七日初入赣，过惶恐滩》诗苏轼故意将黄公滩写作惶恐滩，以纪此一时的心境：
七千里外二毛人，十八滩头一叶身。
山忆喜欢劳远梦，地名惶恐泣孤臣。
长风送客添帆腹，积雨浮舟减石鳞。
便合与官充水手，此生何止略知津。
进入虔州地界，游了郁孤台、光孝寺的廉泉、尘外亭和天竺寺。苏过也步和父亲的韵脚，作了《题郁孤台》诗（《斜川集》）。
苏轼十二岁那年，老泉从虔州漫游归家，给他讲过：虔州近城山中天竺寺里，有白乐天手书真迹的一首诗，笔势奇逸，墨迹如新。这首诗曰：一山门作两山门，两寺原从一寺分。东涧水流西涧水，南山云起北山云。前台花发后台见，上界钟清下界闻。遥想吾师行道处，天香桂子落纷纷。就诗而论，不是一首好诗，辘轳体的文字游戏而已。因为这是一个乡居童子，静听远归的老父，说故事一样讲给他听的旅途见闻，其中蕴蓄着无限温暖的亲情，所以印象非常深刻。四十七年后，这从前的童子，今已五十九的高龄，又是身在负罪被谪的境遇中，也到了虔州的天竺寺，不免去重寻白乐天这个旧存手迹，不料诗已亡失，现在只有石刻在了。牵动心事的苏轼，为之感涕不已，他的哀伤是四十七年真一梦，天涯流落泪横斜 7 。
苏轼身遭迫害，顿有无地自容的困窒。于是，道家离世的神秘思想，便很自然地吸引了他。八月二十三日，与王岩翁同谒虔州祥符宫，他以非常的虔敬，瞻拜了冲妙先生李思聪所制的观妙法像，自言：以忧患之余，皈命真寂。自惟尘缘深重，恐此志不遂，敢以签卜。求得一签云：
平生常无患，见善其何乐。
执心既坚固，见善勤修学。
苏轼再拜受教，决心从此学道，诚惶诚恳地说：敢有废坠，真圣殛之！
绍圣元年（1094）九月，遂度大庾岭。
岭在江西省大余县南，广东南雄市北。唐张九龄开山径，植梅岭上。宋时立关于此，名曰梅关。地居赣粤交界之处，以五岭分隔中原文明与南国炎荒。在那个时代，人们对岭外地方还很陌生，众皆认是蛮荒瘴恶之地。
宋不杀大臣，大臣负罪，以贬谪岭外为最重的惩罚。元祐前期，蔡确在安州作《车盖亭诗》，谤讪太皇太后，元老文彦博主张要贬蔡确于岭外，范纯仁听到这消息，便向宰相吕大防劝说道：我朝自乾兴以来，无人被责过岭，此路早生荆棘已近七十年。现在如从我们手上，重加开启，将来政局发生变化，恐怕自己也就不免了。大防闻言，遂生警惕，不敢作此主张。
不料哲宗亲政，政局果然大变，而第一个被贬岭外的，却是从未执行过实际政务，而且是当今皇上自少至长、一向敬爱的师傅。政治这东西，真是不可思议，像风一样，是一种权力所化生的气势，毫无理性可言，气势所至，便成为不可抗拒的力量，苏轼便是被此一气势所冲决到岭外来的第一人。
但是，人生亦无非一场大梦。
死生祸福，非人所为，人亦执着不得。苏轼今日行于大庾岭上，孑然一身，宠辱两忘，决心要把自己过往的身世，一齐抛弃在岭北，要把五十九年身心所受的污染，于此一念之间，洗濯清净，然后以此清净之身，投到那个叫作惠州的陌生地方，去安身立命。
苏轼的学养，使他的眼界不致如一般人那么狭窄，那么局限一隅而患得患失。现实社会逼得他走投无路时，他的精神生活活跃起来，就另有一个神秘的想象世界收容了他。
将这想象世界形象化的，就是道家海上三神山（瀛洲、方壶和蓬莱）的理想环境。在那一片充满和平，没有名争利夺的自然生活里，餐霞服气，炼丹修养，倘与神仙同化，便得长生不老。此一神秘的向往，帮他超脱坎坷的世网，助他回归虚静的自然生活，使他对所热爱的生命，不致陷于完全绝望。
苏轼往大庾岭途中，就是凭借这种向往，使他的心灵境界，骤然从平凡人世的悲惨现实中，一跳登上了想象世界永恒的边缘。
苏轼认为放逐海滨，适足成全他刬落一切过去，勘断诸般尘缘，阴学长生的心愿。即此梦境，使他想起李太白流夜郎赠韦太守诗中，有一联句子：仙人拊我顶，结发受长生。这十个字，个个闪烁着璀璨的光芒。作《过大庾岭》诗，就很大胆地全部借了过来。诗成，题于岭巅龙泉钟上：
一念失垢污，身心洞清净。
浩然天地间，惟我独也正。
今日岭上行，身世永相忘。
仙人拊我顶，结发受长生。
在岭路上，苏轼偶于林麓间，遇见两个道人。他们看到苏轼，便退回茅屋里去，深入不出。轼很诧异，对押送他的使臣说：此中有异人，可同访之。进了屋子，这两个道人都在，气度潇洒，问使臣道：
此何人？
苏学士。
得非子瞻乎？道人说。
学士始以文章得，终以文章失。使臣说。
两道人相视而笑，说：文章岂解能荣辱，富贵从来有盛衰。
苏轼默忖：何处山林间无有道之士乎！ 8
过了大庾岭，遂从南雄下始兴，到韶州，过月华寺而至曹溪，一路游山玩水，南国风光，一新耳目。
曹溪南华山南华寺，是六祖慧能的道场，原名宝林寺，宋太平兴国三年重建，改名南华。苏轼至寺，礼拜大鉴塔，塔藏六祖真身。为题宝林两个大字，作寺额，现在犹存。
《南华寺》诗说：我本修行人，三世积精炼。中间一念失，受此百年谴。抠衣礼真相，感动泪雨霰。一种忘失本来面目、误落人间的悲哀油然而生。
然后，过英州，游碧落洞，下浈阳峡，遇到他那学道的朋友潮阳吴复古（子野）于舟中。复古见面，对于得失祸福之事，一字不提，但劝苏轼道：邯郸之梦，犹足以破除虚妄而归真。何况阁下今日，已经目睹而身经了，亦可以稍信矣。 9
至清远峡，游峡山寺，观瀑布。至清远县，遇见一位当地的秀才，大谈惠州风物之美，苏轼甚为高兴，作诗曰：
到处聚观香案吏，此邦宜著玉堂仙。
江云漠漠桂花湿，梅雨翛翛荔子然。
闻道黄柑常抵鹊，不容朱橘更论钱。
恰从神武来宏景，便向罗浮觅稚川。
他在广州，游了白云山上的蒲涧寺、滴水岩等名胜后，便与宝积寺、延祥寺的两位长老，冲虚观的道士，当地的巡检史珏同游罗浮。罗浮是岭南第一名山，也是有名的道教胜地。中国道教中，葛洪的灵宝教派即以罗浮山为法坛。罗浮海拔一千二百余米，白云隐现，风雨凄迷，山势峻拔，宛如浮于海上，故神话传说特多，十分吸引苏轼惶惶惑惑的心情。他们先至东莞县属的石泷镇，换乘小船溯溪十五里至泊头墟；上岸，改坐轿子走十五里至罗浮山；憩于延祥寺，由寺寻宝盖峰，攀登峭崖之上；入宝积寺，饮梁朝景泰禅师的卓锡泉，作《品水记》。翌日，游长寿观；再到冲虚观参观了葛洪丹灶的遗迹和朱真人的朝斗坛，坛北有洞曰朱明，这是道书中所说全国三十六洞天的蓬莱第七洞天，尊称为朱明耀真之天。苏轼去看，榛莽封道，进不去。山泉从洞中流出来，铿铿如鸣琴，水底满生菖蒲于石上。苏轼又往访道士邓守安、李道元，两人都不在；还宿宝积寺中阁，夜大风，适遇山烧，景色壮美，焰中爆裂有声，叹为奇观。
苏轼此行，游踪所至，皆有诗；从行的幼子苏过也几乎篇篇都有步韵之作，才华初露，头角峥嵘。做父亲的老怀欢慰，不言可喻，而最使他欣赏的是这小儿子，年纪那么轻，却也信起道家的养生法来，每天半夜里起来打坐；又学作赋，笔力甚健，所以苏轼《游罗浮山》诗说：
小儿少年有奇志，中宵起坐存黄庭。
近者戏作凌云赋，笔势仿佛离骚经。
负书从我盍归去，群仙正草新宫铭。
绍圣元年（1094）十月初二，他们一行，间关万里，到达了惠州贬所。
三 初到惠州
提举杭州洞霄宫的章惇，既相天下，接替了吕大防的地位，他这一帮人物，便竞先报怨，其中以张商英的表现最为凶悍。初被召为右正言，立即上疏言：
元祐诸臣，一切所为，无非翦除陛下羽翼于内，击逐股肱于外，天下之势，岌岌殆矣。今天日清明，诛赏未正，乞下禁省，检索前后章牍，付臣等看详，签揭以上。
商英是个热衷利禄的小人，但也颇有才干。元祐以来，极不得意，他要报复，遂定下了一网打尽的毒计。倘如照他疏述办理，就档存章牍来寻资料，则在当时尽废新法的国策之下，一切语言文字，皆是有凭有据的罪证，元祐臣工，还有谁能逃过这天罗地网？
哲宗朝绍述之祸的惨烈，从张商英言，类编元祐群臣章疏及更改事条一节，是肆毒缙绅、衣冠涂炭的一大始机。
五月间，章惇又把出名的凶手黄履引进朝来。秋七月，台谏官们便交章论司马光等变更先朝之法，为叛道逆理。竟然主张掘司马光、吕公著的坟墓，断棺暴尸。幸而哲宗将此问于许将，将对曰此非盛德事，才未实现，改为追夺赠谥，将墓上所立的神道碑，统统扑毁。
其时，朝中还留着一个铁面无私、刚正敢言的监察御史常安民，是他首先揭发蔡京之奸，又说：今大臣为绍述之说，皆借此名以报复私怨。指斥道：张商英求官于吕公著，谀佞无耻，近乃乞毁司马光、吕公著神道碑；周秩为博士，亲定光谥为文正，近乃乞斫棺鞭尸。陛下察此辈之言，出于公论乎？章疏前后至数十百上，皆不报。
新政派人人弹冠相庆，唯有资格最老的吕惠卿顶不得意，盖因他在政治舞台上演惯了戏，做工太好，一旦被人揭穿，便变得一文不值了。冬十月，诏以吕惠卿知大名府时，常安民进言于帝曰：北都重镇，而除惠卿？惠卿赋性深险，背王安石者，其事君可知？今将过阙，必言先帝而泣，感动陛下，希望留京矣。皇上很注意他这句话，决定试试看。吕惠卿至京，请面对，见了哲宗，一说到先皇帝时，果然伏地大哭。皇上厌恶极了，正色不答，惠卿之计不售。
常安民再论章惇颛国植党，乞收主柄，而抑其权。终被论为党于苏轼兄弟，出为滁州监酒税。
章惇党既已整肃死人，当然不会放过活口。虞策再攻苏辙以汉武帝比先朝，止守近郡，罪大责轻，请远谪以惩其咎。哲宗说：已谪矣，可止也。但右正言上官均又并攻吕大防和苏辙，说他二人擅权欺君，窃弄威福，朋邪诬罔，同恶相济，列举六大罪状，同时牵入李之纯和现在一力投靠的杨畏、虞策、来之邵等，说他们以前都是大防、苏辙的党羽，现在皆应同时清算。
于是，苏辙被特降为左朝议大夫知袁州。
这篇谪词，也出于林希的手笔，开头就说：太中大夫知汝州苏辙，父子兄弟，挟机权变诈之学，惊愚惑众。
苏辙读到时，双手捧着告词，哭了。他说：某兄弟固无足言，先人何罪耶！ 10
这篇告词中，说到宣仁太皇太后之任用苏辙，则曰：垂帘之初，老奸擅国，置在言路，使诋先朝。林希代皇上撰文，竟使孙儿大骂祖母为老奸，陷哲宗于忤逆不道。利令智昏，连他自己想想也良心不安，据说某日，草制罢，掷笔于地曰：坏了名节矣！ 11
言官有言，三省同议，认为吕大防、刘挚、苏辙三人，所受处分，不过落职降官，黜知小郡，实在罪重谪轻，情法相违，请求更加详酌；而监察御史周秩则说：挚与辙讥斥先朝，不减于轼，大防又用轼之所谋所言，而得罪轻于苏轼，天下必以为非。章惇等又编了一张黑名单，列文彦博以次三十人，拟全部窜逐岭外。李清臣为反对章惇，所以进言：更先帝法度，不能无过，然皆累朝先臣，若从惇言，必大骇物听。皇上乃下诏曰：大臣朋党，司马光以下各以轻重议罚，其布告天下。这张黑名单中的元祐大臣，才得暂时幸免远谪，改为：
降授知随州的吕大防行秘书监，分司南京，郢州居住；降授知黄州的刘挚，试光禄卿，分司南京，蕲州居住；降授知袁州的苏辙，试少府监，分司南京，筠州居住。在苏轼到达惠州之前，辙已回到元丰年间曾监酒税的江西高安去了。
章惇与苏轼之间，为何有这样的深仇大恨，文献无征，不甚明白。
哲宗绍述熙丰新政的这个时代，刚一揭幕，那些见风转舵的言官们，放下在京朝的执政大臣不论，第一个拿来开刀的，即是远在定州的苏轼，这情形甚不可解，有人解释为：其时哲宗已有召章惇为相之意，朝中做官的，都想拿打垮苏轼来作晋见新相的见面礼。果然如此，则章惇对苏轼欲得之而甘心的毒念，在当时的官僚社会里，必是尽人皆知的常识了。
苏轼被责知英州为闰四月初三，后二十余日，章惇才到京任职。他一登上相位，果有重议苏轼讪谤罪责之论，续有责授建昌军司马、惠州安置的后命，则章惇对苏轼的恶意，果是事实。
苏轼与章惇交识甚早，同游仙游潭时，苏轼不敢走两谷间的独木桥，章惇平步而过，毫不畏惧。苏轼说笑道：子厚他日必能杀人。
元祐初，同在京师，又一类似的故事：
章子厚与苏子瞻少为莫逆交。一日，子厚坦腹而卧，适子瞻自外来，摩其腹以问子瞻曰：公道此中何所有？子瞻曰：都是谋反的家事。 12
当时戏言，殊不知章惇今日，所要谋反的，所要杀的，却是苏轼。
有人说熙宁八年（1075），章惇知湖州，苏作《和章七出守湖州二首》诗，有方丈仙人一联，使章惇疑在讥嘲他的出身，因此结怨。
这话有个故事的背景：章惇的父亲章俞，少年时，行为很不检点，与他早寡的岳母杨氏私通，生了章惇。原想将这私生儿溺毙算了，幸得杨氏之母不忍，劝她留了一手，用一大盒，将这新生儿缄封在内，送与章俞。
章俞推算这孩子的五行（八字）很好，断定将来可以光大门楣，所以雇用乳母，将他养大了。后来登第做官，与苏轼相交，苏作《送章七出守湖州》诗，首联：方丈仙人出渺茫，高情犹爱水云乡。章惇疑心是在嘲笑他这不大体面的出身，因此怀恨在心。至绍圣开元，得相天下，遂逼令苏轼渡海，意在报复云云。 13 此说流传甚广，人云亦云，其实不确。
章惇出知湖州后五年，苏轼因诗狱一案，被谪黄州。那时候，忧谗畏讥，非至亲知交，不敢以文字与人，独与章子厚书，坦述自己和弟辙经济窘迫的情况，娓娓详道黄州的生活；可见他们之间的交情依然深切。宰相王珪在神宗面前谗害苏轼，章惇代抱不平，苏轼贻书有子厚平居遗我药石，及困急，又有以救恤之的话，两人交谊何尝有所芥蒂？
元祐初，章惇知枢密院事，与司马光时时发生摩擦，司马不堪虐侮，幸赖苏轼居中调护和疏通，才得稍解。
这许多事实，皆足证明章惇于元祐元年春出知汶州，退出中枢政府之前，与苏轼的交谊还是非常完满的，并无嫌怨。可是，章惇这次离京以后，惇轼之间，确也再无往来形迹。
当然，元祐时期，苏章二人的政治立场不同，内外有别，使他们疏远了，这是非常自然的情势，不足以发生深仇大恨。所以，章惇相天下，首欲除掉并不在朝的苏轼，后又千方百计，非欲置之死地不可，恐怕私怨的成分不大，而是政治夺权的情势下，严重的猜疑所造成的祸患。
问题的症结，恐怕还是在于苏轼与哲宗的关系。
哲宗皇帝生性仁厚，少时有不践蝼蚁的美德，所以绝对不是一个毫无人性的帝王，只因年少识浅，感情冲动，心理不太正常，便被小人利用而已。
哲宗的仁厚，从下面的事例可以看得出来。苏辙当廷顶撞，皇帝已经盛怒；但于出知汝州，侍御史虞策以为罪重责轻，乞加远戍时，哲宗便说：已谪矣，可止也。吕大防既谪安州，他的哥哥大忠自泾原入朝，哲宗还问：大防安否？而且说：执政欲迁诸岭南，朕独令处安陆（湖北），为朕寄声问之。大防朴直，为人所卖，二三年可复见也。
可见这青年皇帝，还算是个非常念旧的人。
哲宗之与苏轼，关系更不平常，自他十岁登位以来，苏轼即是侍从的近臣；经筵讲读，师生之间，相处融洽，又与程颐说书不同。翰林学士，职司天子的侍从兼顾问，天子任何行动，翰林学士皆预坐，几乎时时不离左右；至为翰林承旨，更独承天子的密旨，论君臣关系之近密，更无逾于此职者。任何人都会想到，哲宗对这旧臣，不会永远弃置的。即如苏轼已经出知杭州，宫中有派使者赴杭之便，哲宗还悄悄地亲自缄封一包茶叶，密赐苏轼。
更可察知皇上对苏轼的感情，与一般臣工不同。
皇上对于苏轼这种潜在而又深厚的感情，植根于少年时期的信赖心，可以被强烈的报复冲动所迷乱，蒙混于一时，使苏轼在那一阵政治风暴的锐势上，做了第一号牺牲品；但风波总有平静的一日，皇上一旦醒悟，说不定哪一天忽又念及这八年经筵之旧的师傅，谁能保证他不使出无上的君权，径以中旨给予召还呢？宋代的相权有限，到那时候，章惇无论怎么蛮横，也没有办法了。何况，自欧阳、司马谢世以后，苏轼名满天下，人望鼎鼎，绝非章惇可及，万一哲宗付以政柄，则章惇辈好不容易攫到的政权，岂不天摇地动，大势去矣！
基于这个理由，为了他们整个集团的利益，章惇未到之前，要想投靠他的人，已先对准苏轼，开了第一刀；而章惇上台之后，觉得这一号大敌，单是流放岭外、不得叙复等平常措施，还不足以杜绝后患，因此发展出后来种种非欲置之死地不可的毒计，皆是政治夺权的狠毒，并非个人私怨。
苏轼被谪的惠州，唐时叫循州，南汉时改名祯州，宋时才称惠州。州治即今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距广州三百里，位于东江之南岸。清时惠州辖属归善、博罗、长宁、永安、海丰、陆丰、龙川、河源、和平等九县及连平州。
惠阳城南有座飞鹅岭，所以又称鹅城。山明水秀，风景绝佳，可惜当时尚未开发，还是化外偏鄙之地。忽然来了苏轼这样一个鼎鼎大名的人物，不由得整个社会轰动起来。入境的外乡人少，极易受到注意和被辨认。所以，苏轼随便到哪里走动大家都知道他是谁，对他都很礼貌，一点没有异乡人隔阂的感觉。苏轼很是高兴，写《十月二日初到惠州》诗：
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
吏民惊怪坐何事，父老相携迎此翁。
苏武岂知还漠北，管宁自欲老辽东。
岭南万户皆春色（岭南万户酒），会有幽人客寓公。
苏轼初到，地方当局为表示礼遇，特别招待他在合江楼暂住。这合江楼在三司行衙中，是三司按临所居的宾馆，地居龙川江与西江合流之处，朱楼临槛，即是大江。苏轼住在楼上，远眺海山葱茏，云水浩渺，不禁有仙境不远之想。他说：江风初凉睡正美，楼上啼鸦呼我起。我今身世两相违，西流白日东流水。楼中老人日清新，天上岂有痴仙人。三山咫尺不归去，一杯付与罗浮春。
过岭以来，沿途地方官多来求见，如罗阳推官程天侔（全父）途中晋谒，自此订交，苏轼后来再贬海南，得他甚多照顾。惠州太守詹范，字器之，建安人，与已故的黄州太守徐大受（君猷）是非常交好的朋友，因此与苏轼一见投契。他也时时携酒来访，相与共饮，与当时黄州的情形一样。李安正出守苍梧，绕道来访，竟为居留十日。程乡县令侯晋叔及归善主簿谭汲来，陪他同游县西八十里的大云寺，松下野饮，设松黄汤 14 ，轼有词记游：
罗袜空飞洛浦尘，锦袍不见谪仙人。携壶藉草亦天真。
玉粉轻黄千岁药，雪花浮动万家春。醉归江路野梅新。
苏轼对这侯晋叔印象很好，认为颇有文采气节，实为佳士；所以后来将与程之才联络的重要任务，交给他办。
合江楼是三司行馆，只能暂时招待，不是谪官可以久居之地。月之十八日，苏轼数口便搬到嘉祐寺去住了。
合江楼在惠州府，为水西；嘉祐寺在归善县城内，为水东。县城沿江而筑，一面跨山，寺亦造在山边，山上有松风亭，与寺甚近。苏轼甚爱寺居的幽深窈窕，觉得不比合江楼坏。
岭南气候温和，十月下旬，松风亭下的梅花就已盛开了。苏轼想起当年贬谪黄州，路过麻城县春风岭上看梅的旧事，觉得梅花每与流落的生涯相纠结，不禁感慨万千，作诗曰：春风岭上淮南村，昔年梅花曾断魂。岂知流落复相见，蛮风蜑雨愁黄昏。又作：罗浮山下梅花村，玉雪为骨冰为魂。纷纷初疑月挂树，耿耿独与参横昏。先生索居江海上，悄如病鹤栖荒园。天香国艳肯相顾，知我酒熟诗清温。
虽然同样是在天涯流落中看到梅开，但在去黄州途中的春风岭上，细雨梅花，不免还有穷途失路的悲哀，而现在这栖园病鹤，他的心情却已非常平和。酒醒梦觉起绕树，妙意有在终无言。又曰：酒醒人散山寂寂，惟有落蕊黏空樽。苏轼的修养境界，便自完全不同了。
苏轼心境的平和，由于他已完全看透了人生。到惠州后数月，答参寥书，有极善譬喻的自述：
某到贬所半年，凡百粗遣，更不能细说。大略只似灵隐天竺和尚退院后，却在一个小村院子，折足铛中，罨糙米饭吃，便过一生也得。其余，瘴疠病人，北方何尝不病？是病皆死得人，何必瘴气？但苦无医药。京师国医手里死汉尤多。参寥闻此一笑，当不复忧我也。
岭南地热，春来特早，一过了年，就已百花齐放。大地上缀满了缤纷的彩色。苏轼寓居嘉祐寺，也和在黄州一样，日常以各处闲逛为消遣。绍圣二年正月二十六日，他和几个朋友野步走到嘉祐僧舍东南，见有一个本地人家，院子里杂花盛开，色香浓郁，苏轼禁不住扣门求观。
出来应门的林姓老媪，白发青裙，青年守寡，独居已经三十年。苏轼感叹之余，写下一首色彩非常浓艳的名诗：
缥蒂缃枝出绛房，绿阴青子送春忙。
涓涓泣露紫含笑，焰焰烧空红佛桑。
落日孤烟知客恨，短篱破屋为谁香。
主人白发青裙袂，子美诗中黄四娘。
最奇的是兄弟同在如此严重的患难中，他写寄苏辙的万里家书，却只传授在惠州啃羊脊骨的美味，好像一个向来寒素的老饕，道其一饮一啄的喜悦。书言：
惠州市井寥落，然犹日杀一羊。不敢与仕者争，买时嘱屠者，买其脊骨，骨间亦有微肉，热煮漉出（不乘热出，则抱水不干），渍酒中，点薄盐，炙微焦，食之。终日抉剔，得铢两于肯綮之间，意甚喜之，如食蟹螯，率数日辄一食，甚觉有补。子由三年食堂庖，所食刍豢，没齿而不得骨，岂复知此味乎？戏书此纸遗之。虽戏书，实可施用也。然此说行，则众狗不悦矣！
苏轼竭力挣扎，就是要挣脱这三十多年来的邯郸大梦。但是梦虽醒矣，却发现自己已被政治迫害所捆缚，茫茫来日，不知将有怎样的命运来到，仍然不免有心如挂钩之鱼那样的痛苦与焦灼。一天，他从嘉祐寺徒步上山往松风亭，山径陡峭，足力不济，坐在路隅休息时，忽然得了彻底的解悟。作《记游松风亭》短文曰：
余尝寓居惠州嘉祐寺，纵步松风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林止息。仰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谓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由是，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
若人悟此，虽兵阵相接，鼓声如雷霆，进则死敌，退则死法，当恁么时，也不妨熟歇。
四 借刀杀人之计
宋不杀大臣，是太祖高皇帝手定的家训，没有人敢于违背，违则不祥。苏轼既被窜逐岭外，几乎已是最重的惩治了，若不另有新的布置，甚难再度给予致命的一击。
唯有熟悉苏家家事的章惇，才能想到利用程之才与他有先世宿怨这个过节，设下借刀杀人的毒计。
程之才，字正辅，苏母成国太夫人的胞侄，也是苏轼亡姊八娘的夫婿。苏程两家本是亲上加亲的至戚，不料八娘嫁过去后，不得舅姑欢心，不得志而死，似乎不是善终。老苏痛失爱女，愤恨之极，作《苏氏族谱亭记》，对程家大肆毒骂，不但从此断绝与岳家来往，并且告诫子孙，不认这门亲戚，即使成国太夫人逝世，也不通讣吊。横亘在这两代间的怨隙，自仁宗皇祐五年（1053）至今哲宗绍圣二年（1095），已经四十二载，可以说是非常根深蒂固的了。
章惇知道苏程两家有这一段宿怨，所以特别起用程之才做广南这一路的提刑。提刑，即是世俗所谓巡按大臣，代表朝廷，巡察地方，有发奸摘伏、整肃官吏的大权；而且程之才本人也是个非常精干、敢作敢为的健吏，用他来对付一个流落在岭南的罪官苏轼，尽可以杀人不见一滴鲜血。
提刑驻节韶州，苏轼路过该地未久，程之才就跟着到任了。绍圣二年正月，新任提刑按临广州之后，他是必定要到惠州来的。与程家绝交时，苏轼还只十八岁，现在，他不知道要怎样与这位名分上既是表兄，又是姊丈的宪使见面。这是桩非常难处的事情，并不一定为了内中隐伏有什么杀机，苏轼甚为踌躇。
苏轼再三思量，这种事，除了挺身出来，面对现实，没有其他办法。程之才还在广州，苏轼就托与他同游大云寺的程乡县令侯晋叔，先为致意，探探之才的反应。
侯晋叔来回话：程之才示结非常关切，于是苏轼第一次写了给他的短柬：
近闻使旆少留番禺，方欲上问候，长官来，伏承传诲，意旨甚厚，感怍深矣。比日履兹新春，起居佳胜，知车骑不久东按，倘获一见，慰幸可量。未间，伏冀以时自重。
接着，接到苏辙来信说，在湖口见到程之才的儿子和媳妇，知道之才对他们不但没有恶意，而且颇为关怀。于是苏轼觉得轻松一点，继又写了第二封信，约他觌面晤谈：
窜逐海上，诸况可知，闻老兄来，颇有佳思。昔人以三十年为一世，今吾老兄弟不相从四十二年矣。念此令人凄断，不知兄果能为弟一来否？然亦有少拜闻，某获谴至重，自到此旬日，便杜门自屏，虽本郡守亦不往拜其辱，良以近臣得罪，省躬念咎，不得不尔。
老兄到此，恐亦不敢出迎。若以骨肉之爱，不责末礼而屈临之，余生之幸，非所敢望也。其余区区，殆非纸墨所能尽，惟千万照悉而已。
程之才寄来回信，说他对于两家陈旧的嫌隙，一向耿耿于怀，苦无机会沟通，表示甚深的遗憾。于是，苏轼复书，就说：
承谕，感念至泣下。老弟亦不免如此，蕴结之怀，非一见终不能解也。
苏程之间多年的隔阂，就是这样轻轻突破的，至于后来怎样演变，只好等到见面以后，听其自然发展了。
苏迈在宜兴，苦念南行的老父，大岭隔绝，音讯难通，一家人忧愁不堪。苏轼有个世交晚辈钱世雄（济明），服官吴中。苏迈来与世雄商量，世雄遂将此事与苏州定慧院的长老守钦说起，该院净人卓契顺慨然愿意担当这个差使，对苏迈道：
你何必那么忧愁，惠州不在天上，只要走，总走得到的。我为你带家书去探问。
于是，他就从苏州徒步出发，涉江度岭，晓行露宿地来了。途中也曾生过病，但仍不顾一切，晓行露宿，黧面茧足地走到了惠州。时在绍圣二年（1095）三月初二。
苏轼对这古道热肠的僧徒，当然非常感激，看他那么朴拙的样子，便和他开玩笑道：带什么土物来？契顺无可奈何，摊展空空两手。轼曰：可惜许数千里，空手来！
契顺装作挑副担子的模样，然后就不好意思地避过一边。这一副老实人的憨态使苏轼更是欢喜。 15
苏轼并不认识定慧院的守钦长老，但钦老能诗，寄来《拟寒山十颂》致意，苏轼写了和诗八首，原已交与契顺嘱他带回去的，临行，想想不太妥当，又取回来烧了。果然，守钦后来与参寥同样被陷还俗，如还有与南迁的苏轼诗文往返的话，恐怕麻烦更大。
佛印和尚听到卓契顺南行的消息，也托他顺便捎了信来。佛印此函，气概不凡，不愧是苏轼的知己朋友，也只有像他这样一个声气广通的政治和尚，才能一语破的，说出权臣忌子瞻为宰相这样的话。书言：
子瞻中大科，登金门，上玉堂，远于寂寞之滨，权臣忌子瞻为宰相耳。人生一世间，如白驹之过隙，二三十年功名富贵，转盼成空。何不一笔钩断，寻取自家本来面目。万劫常住，永无堕落。纵未得到如来地，亦可以骖驾鸾鹤，翱翔三岛为不死人，何乃胶柱守株，待入恶趣。
昔有问师佛法在甚么处，师云：在行住坐卧处，着衣吃饭处，痾尿剌溺处，没理没会处，死活不得处。子瞻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到这地位，不知性命所在，一生聪明，要做甚么？
三世诸佛，只是一个有血性的汉子。子瞻若能脚下承当，把三二十年富贵功名，贱如泥土，努力向前，珍重！珍重！ 16
这是佛印与苏轼最后一次往来，绍圣四年（1097），他就离开了凡尘。
卓契顺在惠州住了半个多月，明白了苏家人生活平善，取得了复信，就要回去了。苏轼问他：你要些什么？
契顺便因无所求才来惠州。如有所求，当上京都去了。顺答。
苏轼为要表示一点心意，苦苦追问，契顺才说：
从前有个蔡明远，不过是鄱阳一个军校而已。颜鲁公绝粮江淮间，明远背了米去接济。鲁公感激他的热心，写了一张字送他，使天下人到现在还知道世上曾经有过一个蔡明远。
今日，契顺虽然无米与公，然而区区万里行劳，倘然可以援明远为例，也能得公数字之赠吗？
苏轼欣然伸纸和墨，为他写了一幅渊明《归去来辞》 17 。
岭北的故人，得到了消息，纷纷派遣专人到惠州来探问。诗僧参寥既先派人前来问讯，陈慥续有函至，表示要亲自到惠州来看他，苏轼连忙复信劝止，说：季常安心家居，勿轻出入，老劣不烦远虑，决须幅巾草履相从于林下也。亦莫遣人来，彼此须髯如戟，莫作儿女态也。
后六客中的曹辅（子方）先派人送天门冬煎（草药）来给他御瘴；二年二月赴提点广西刑狱任，绕道惠州来陪他住了几天。吴子野的儿子芘仲，从潮阳送了许多食物来，苏轼将广州买的数斤檀香，分了一半回赠，他说买这些檀香，原是预备定居之后，杜门烧香静坐所用。
虔州鹤田处士王原（子直）来，陪他同寓嘉祐寺两个多月，同游几处附近名胜。故黄州太守徐大受的弟弟大正（得之）也专人前来问候，惠州太守詹范，与大受、大正兄弟亲厚，特地招呼他格外照顾这流亡中的老人。
苏轼一生，热爱朋友，所以即使身陷这等景况，生活还不寂寞。
传闻程之才将于三月初到达惠州，苏轼叫儿子过作代表，往迎江上。之才抵惠之翌日，就到嘉祐寺来看他，馈遗甚厚。
他们两人，本是眉县同乡，两代姻亲，所以原是情同手足的朋友，交识彼此成长的环境，互相了解少年时代的梦想，熟识两家三代以内的亲长和平辈的兄弟姊妹这些关系，在年轻闯荡江湖的时候，并不觉得重要，但时至今日，两人都经历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奔走过东西南北的行脚，眼见无数人事沧桑的变幻，身经世路不断的坎坷和患难，青春作别，白首重逢，一旦执手于离乡万里的岭南，谁能不为这一片骨肉亲情所激动，感到彼此血肉相连的关切。
所以这中表兄弟二人，在嘉祐寺里对坐下来，就情不自禁地诉说阔别以来的各家情况。久违的乡情，变迁的亲故，在甚多唏嘘嗟叹之间，心理上的隔阂逐渐消融，迷茫的宿嫌，早如隔世，消失得无影无踪。苏轼诗说：世间谁似老兄弟，笃爱不复相疵瑕。章惇辈的阴谋，完全落了空。
之才讲起他的曾祖父程仁霸，仗义欲平一件盗案的冤狱，因果报应的故事，求苏轼作记。轼以陶潜曾作外祖父孟嘉传为例，撰书《外曾祖程公逸事》。
翌日，苏轼亲往三司行衙，回拜程之才，会于合江楼。之才知道苏轼初来时，曾寓此处，便嘱咐有司，待他去后，请苏轼仍然还居此楼。所以，之才离去后的三月十九日，苏轼从嘉祐寺又回到合江楼来住了。
知惠州事的詹范，也是一个诗写得很好、文人气质很重而不大会做官的人，对于苏轼的敬礼和亲切，不减当年黄州太守徐大受。苏轼谪居黄州时，每年重九，君猷一定置酒名胜处，邀请这位失意的谪官同度佳节，现在惠州的詹器之亦然如此。
绍圣二年（1095）上元夜，詹太守带了厨子和酒菜到嘉祐寺来，陪他过节。苏轼饮酒薄醉，回想即此最近三年的上元之夜，他个人的景况也年复不同，白云苍狗，世事无常，不禁有无限的感慨。作《上元夜》诗曰：
前年侍玉辇，端门万枝灯。
璧月挂罘罳，珠星缀觚棱。
去年中山府（定州），老病亦宵兴。
牙旂穿夜市，铁马响春冰。
今年江海上，云房寄山僧。
亦复举膏火，松间见层层。
散策桄榔林，林疏月鬅鬙。
使君置酒罢，箫鼓转松陵。
狂生来索酒，一举辄数升。
浩歌出门去，我亦归瞢腾。
诗中穿插一个疯狂的贾道士前来闯席乞酒，隐用李太白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意思，可见苏轼此时，看似低头认命，而胸中一股浩荡的豪气依然未死。
二月十九日，苏轼携白酒鲈鱼，报访詹范，采槐叶的新穿滤汁，和面作饼，称槐叶冷淘，诗曰：青浮卵碗槐芽饼，红点冰盘藿叶鱼。醉饱高眠真事业，此生有味在三余。三余者，用董遇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月之余，意思指闲暇无事之时。
苏轼好动，尤其喜欢游山玩水，到了岭南，他便遍游惠州州境范围内所有的名山古刹，如在惠州东北二十里的白水山佛迹岩，他曾一游再游。不仅为了欣赏它那悬注百余丈的大瀑布，爱好沐浴的苏轼，更欢喜此山特有的温泉。初到惠州不久，他即带了苏过同去，作白水山游记：
绍圣元年十月十二日，与幼子过游白水佛迹院，浴于汤池，热甚，其源殆可熟物。循山而东，少北，有悬水百仞。山八九折，折处辄为潭，深者缒石五丈，不得其所止，雪溅雷怒，可喜可畏！水涯有巨人迹数十，所谓佛迹也。
暮归倒行，观山烧，壮甚。俯仰度数谷，至江，山月出，击汰中流，掬弄珠璧。到家二鼓，复与过饮酒，食余甘煮菜 18 ，顾影颓然，不复甚寐。
较近一点的，则去丰湖上的栖禅寺和罗浮道院，徜徉终日，乐以忘归。丰湖在惠州城西，原名西湖，后因湖上出产甚丰，又名丰湖。苏轼常在那里玩。他历知杭州、颍州，都有一个西湖，现在惠州也有西湖，所以秦观诗说：先生所至有西湖。
苏轼的游伴也不少，除去当地的长官如惠守詹范、博罗县令林抃（天和）、推官柯常等外，则是虔州处士王原、赖仙芝、和尚昙颖、行全、道士何宗一儿子苏过经常侍行，都有诗作，取悦老父。
绍圣开元，朝廷认为元祐时期所修《神宗实录》，多有诋诬，诏由蔡卞主持重修。蔡卞以王安石《日录》作底本，彻底翻案，完全改写。元年十二月，书成，进呈御览，然后追议当初的纂修官，认为他们都有诋诬之罪。
首先责问黄庭坚，指他所书铁爪治河，有同儿戏事，对曰：庭坚时官北都，尝亲见之，真儿戏耳！凡有所问，都直辞以对，闻者壮之。结果是贬涪州别驾，黔州安置。范祖禹曾力言章惇不可用。章惇恨之切骨，也借了这个案子，连贬武安军节度副使、昭州别驾，安置永州，后迁贺州，最后徙化州而死。赵彦若贬澧州。晁补之也牵涉此案，并坐修造之事，贬官监蕲州酒税。
吕大防当时为相，例兼监修实录之职，事实上挂名而已，今亦因此加罪，诏徙安州居住。
这些消息，都是张耒派了士兵王告再度来惠州时相告的。其时，秦观因坐党籍，已经出判杭州。所谓苏门四学士中，未遭贬谪的，只剩张耒一人，现在润州任上；但至绍圣二年十一月因坐苏轼党，降职宣州；不久，再遭贬谪为监黄州酒税官了。
苏轼以土产桄榔杖一枚，回赠张耒。对于他带来的消息，既不沮丧，也无怨言。但说唐朝曲江张九龄为相，主张放臣不宜与善地。刘禹锡作诗追恨，苏轼认为不必如禹锡那样认真。又称赞文潜真如孔融一样，是个重视朋友风义的男子汉。诗题是桄榔杖寄张文潜一首，时初闻黄鲁直迁黔南、范淳夫九疑也。
睡起风清酒在亡，身随残梦两茫茫。
江边曳杖桄榔瘦，林下寻苗荜拨香。
独步倘逢勾漏令（葛洪），远来莫恨曲江张（张九龄）。
遥知鲁国（孔融）真男子，独忆平生盛孝章。
五 劳己以为人
古时读书人，用世的途径非常狭窄，一旦遭逢患难，不得已须过退隐生活时，大多只能照顾自己，不再留心世事了。上焉者，葺治庭园，吟风弄月，作一身安适之谋；下焉者，征歌选色，恣意口腹，尽量发泄肉体官能的享乐。唯有苏轼不然，虽已年近花甲，而且被放于蛮荒的岭外，但他依然精神饱满，按捺不住为人的一腔热情。
虽然他没有很多钱，可以大规模做帮助别人的事，也没有权势，可以影响别人来做社会福利工作；但他还是随时找机会，做他能够做的施予之事，从施予中获得满足，汲取快乐。
苏轼步行江边郊野，发现到处都有野死者的枯骨，一任日晒雨淋，无人掩埋，为之恻然，便找机会与惠守詹范商议，筹募适当的经费，使收拾枯骨，造为丛冢。
这项收埋暴骨的工作，后经程之才大力推动，由罗秘校者专司其事后，范围就做得大了，苏轼也自捐出钱来，提倡这件善举。与罗秘校书，有云：掩骼之事，知甚留意，旦夕再遣冯、何二士去回禀，亦有少钱在二士处，此不覙缕。不但出钱，还作《惠州祭枯骨文》：
尔等暴骨于野，莫知何年，非兵则民，皆吾赤子。恭惟朝廷法令，有掩骼之文；监司举行，无吝财之意。是用一新此宅，永安厥居。所恨犬豕伤残，蝼蚁穿穴。但为丛冢，罕致全躯。幸杂居而靡争，义同兄弟；或解脱而无恋，超生人天。
绍圣元年（1094）八月，苏轼到岭南来的途中，舟泊江西太和县，遇到当地一位退休官吏曾安止，拿出一本所撰《禾谱》稿来向他请教。苏轼看后，认为此书未谱农器，是其一大缺失，因为生产工具的进步，其重要性实不下于育种。
苏轼说，从前在武昌时，看农夫播秧，都骑一种秧马。这秧马是木做的，用榆枣木做马腹，利其滑润；用楸桐木做马背，因其质轻。其形制则腹如小舟，首尾高昂，背如覆瓦，以便两髀紧夹，雀跃泥中。用蒿草将秧缚在马首，随走随打，日行千畦，较诸伛偻插播，工作的劳逸，就完全不同了。
为要加强传布这种进步的农器，苏轼作《秧马歌》，详述形制、操作及其效用，希望别处都能仿制使用。那时代，地方官负有劝农的职责，所以苏轼将《秧马歌》遍寄与所熟识的守令，可惜罕有从者。只有博罗县令林抃（天和）躬率田者制作试验，再经改良，更加合用，使本来腰如箜篌首啄鸡的插秧工作，变得耸踊滑汰如凫鹥，轻松地在畦东畦西行走了。
惠州的农民都用秧马了，苏轼认为浙中稻米，几半天下，遇到将去江浙的人，他便口讲指划地教他，希望能够传与吴人。
程之才公毕离惠，苏轼追饯于博罗香积寺。寺下有道溪水，水势很大，苏轼认为如筑一座周围百步大小的水塘，置水闸，利用这注水力作碓磨，使转两轮而举四杵，可以帮助寺僧砻米。他将这意见向在座的林抃说了，林令也就认真地去做，苏轼很是高兴。
惠州自水东（归善县）至水西（惠阳），中隔东江，行人如织，一向用简陋的竹浮桥通行，但是江流峻急，竹桥甚易冲坏。苏轼认为如用罗浮道士邓守安的建议，改用船桥，就可一劳永逸。其方法是以四十舟联为二十舫（两船相并为舫），铁锁石碇，随水涨落，以渡行人。
苏轼发动有力者如程之才、漕使傅才元和惠守詹范等协力筹措经费，自己没有很多钱，连朝服用的犀带也捐了出来，邀邓道士来惠州同住，经办此事。一两月间，即已竣工，名之曰东新桥。
州西丰湖上，原有长桥，屡作屡坏。栖禅寺僧希闻大力改造，筑进两岸，造飞楼九间，全用石盐木构筑，坚如铁石。苏轼热烈赞襄，但他无力捐献，只好远向苏辙的夫人史夫人劝募，史夫人把从前内宫所赐的金钱数千都捐出来了。
两桥落成之日，当地的老百姓欢欣鼓舞，苏轼《两桥诗》说：一桥何足云，欢传满东西。又曰：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三日饮不散，杀尽西村鸡。人民对生活建设的热烈反应，盛况空前。
苏轼来惠州途中，曾游广州白云山麓的蒲涧寺，非常欣赏有名的蒲涧水，诗言：不用山僧导我前，自寻云外出山泉。千章古木临无地，百尺飞涛泻漏天。对此甘冷异于常流的泉水，印象十分深刻。
至绍圣三年（1096）冬，罗浮道士邓守安又为苏轼说起一件广州人民饮水的大事。其时章楶（质夫）已罢知广州，接任者王古（敏仲），是故相王旦的文孙，王素的侄子，与知友王巩是从兄弟行，以江淮发运使进宝文阁待制，知广州。苏轼与王家两代知交，他就将这福利广州市民的供水计划，建议敏仲来做。书言：
罗浮山道士邓守安，字道立，山野拙讷，然道行过人，广惠间敬爱之，好为勤身济物之事。尝与某言，广州一城人，好饮盐苦水，春夏疾疫时，所损多矣。惟官员及有力者得饮刘王山井水，贫下何由得？惟蒲涧山有滴水岩，水所从来高，可引入城，盖二十里以下耳。若于岩下作大石槽，以五管大竹，续处，以麻缠漆涂之，随地高下，直入城中。又为一大石槽以受之，又以五管分引，散流城中，为小石槽，以便汲者。不过用大竹万余竿，及二十里间用葵茅苫盖，大约不过费数百千可成。然须于循州置少良田，令岁可得租课五七千者。每岁买大筋竹万竿，作筏下广州，以备不住抽换。又须于广州城中，置少房钱，可以日掠二百，以备抽换之费。
王古果然是个勇于为民做事的好官，接纳苏轼的建议，立刻着手进行。经他实地勘测度量，竹管从蒲涧出山，循平地直达广州东郭，长仅十里。所以只要大竹五千竿就够铺设了，照前函预算还可减少一半。
引蒲涧水的竹管装起来了，苏轼高兴之极。但是那么长的一条暴露地上的水管，难免发生通塞的问题。苏轼再函敏仲，提出他的办法：
闻遂作管引蒲涧水，甚善。每竿上须钻一小眼，如绿豆大，以小竹针窒之，以验通塞。道远日久，无不塞之理。若无以验之，则一竿之塞，辄累百竿矣。仍愿公擘划少钱，令岁入五千余竿竹，不住抽换，永不废也。
惠州新建海会禅院，法堂甚为宏壮，苏轼已助了三十缗钱。院旁有一山陂，从寺右弯弯曲曲地绕前面山麓，长达一里；左边原来筑有长堤，与丰湖为界，潴为鱼塘，每到年终，封闭塘口，就可竭泽取鱼。苏轼打算将这鱼塘买下来，然后鸠工牢筑下塘，永不开口，塘水涨溢，湖鱼就可自由出入丰湖了，所活鳞介，岁有数万。他为这个放生池，几乎是倾囊以赴，本地也有几个人出钱相助，还是不够，只好写信向程之才和老弟苏辙化缘，不久，如愿作成。
这海会禅院，今名永福寺。放生湖仍在，惠人刻磨穹碑立于道旁，大书宋苏文忠放生湖。
苏轼在惠州，只是个垮台的罪官，贫穷的异乡人，应该自顾不暇。他却倾出满怀热情，凡是有益于人的事，只要力所能做，无不立刻伸出手来，尽力而为。在惠州这几年，着实做了不少利人济物之事，但他还对朋友慨叹道：老人没用处！（《致程正辅书》）
苏轼日常生活中，有两项经年不倦的癖好：一是合药，二是酿酒。
苏轼之好弄医药，由来已久。仁宗朝，朝廷编行《惠民济众方》，启发了他的兴趣。在黄州，结交了医学造诣很深的聋医庞安常，曾经认真下过研究的功夫。在杭州任上时，适因灾后流行时疫，他创设病坊，合药（圣散子）施众，活人无算。这时候，他热心道家的学术，又进一步研读孙思邈的《千金方》，颇有心得。
中医与西医不同，凭借经验为主，现代人称为经验医学。苏轼非常热心于收集验方，同时推五行运行之理，研究治病用药的基本。如《与庞安常书》一则，可以作他们之间研究讨论的例子。
端居静念，思五脏皆止一，而肾独有二，盖万物之所终始，生之所出，死之所入，故也。《太玄》：罔、直、蒙、酋、冥。罔为冬，直为春，蒙为夏，酋为秋，冥复为冬，则此理也。人之四肢九窍，凡两者，皆水属也。两肾、两足、两外肾、两手、两目、两鼻，皆水之升降出入也。手足外肾，旧说固与肾相表里；而鼻与目，皆古未之言也，岂亦有之，而仆观书少，不见耶？
古人作明目方，皆先养肾水，而以心火暖之，以脾固之。脾气盛，则水不下泄；心气下，则水上行，水不下泄而上行，目安得不明哉！孙思邈用磁石为主，而以朱砂、神曲佐之，岂此理也夫？安常博极群书，而善穷物理，当为仆思之，是否？一报。
苏轼论肝，则曰：凡人，夜则血归于肝，肝为宿血之脏。过三更不睡，则朝旦面色黄燥，意思荒浪，良以血不得归故也。（《与徐十二书》）论脾，则曰：脾能母养余藏，故养生家谓之黄婆。司马子微著《天隐子》，独教人存黄气，入泥丸，能致长生。脾胃固宁，百疾不生。（《与孙运勾书》）
因为汉医是经验医药，缺乏实证性的理论根据，所以它的内容就不免糅杂。如上列苏轼所论的证例，显然受着非常浓厚的道家学说的影响。道家的研究，目的以养生为主，从养生的方法研究出治安方剂。
苏轼出方用药，反复叮咛，非常仔细，与道书之时涉玄秘者不同。如循守周彦质（文之），患足疾，苏轼有书介绍方药，则曰：
累日欲上谒，竟未暇。辱教，承足疾未平，不胜驰系。足疾惟葳灵仙、牛膝二味为末，蜜丸，空心服，必效之药也。
但葳灵仙难得真者，俗医所用，多藁本之细者尔。其验以味极苦，而色紫黑，如胡黄连状，且脆而不韧，折之，有细尘起，向明示之，断处有黑白晕，俗谓之有鸲鹆眼。此数者备，然后为真，服之有奇验。肿痛拘挛皆可已，久乃有走及奔马之效。二物当等分，或视脏气虚实，酌饮牛膝，酒及热水皆可下，独忌茶耳，犯之，不复有效。若常服此，即每岁收欀皂荚芽之极嫩者，如造草茶法，贮之，以代茗饮。此效屡尝目击，知君疾苦，故详以奉白。
落后的惠州，生活上最严重的缺乏，是病无医药；而且又因风土之恶，瘴毒是普遍的地方病。所以，苏轼到达惠州后不久，立即搜购药材，合药施舍，如与南华寺重辩长老书说：到此已来施药。遇有惠州买不到的药材，他便远向广州托购，一次买黑豆做豉，就要三石，可见瘴疾流行之广，而他所施舍的范围也真不小。与王敏仲（古）书：
治瘴止用姜、葱、豉三物，浓煮呷，无不效者。而土人不做豉；又此州无黑豆。闻五羊颇有，乞为致三石，得做豉散饮疾者，不罪，不罪。
不但如此，苏轼后在白鹤峰上造了住宅，便在屋后小圃，自己种植药草，有安神开心的人参、明目乌发的枸杞、清火的甘菊、解毒御瘴的薏苡，以及有返老还童之效的地黄，配以阿胶、崖蜜、山姜，合溶为饧。虽然都是老人常用的保健药物，总也不是单为个人所需，就要种植这么多。 19
苏轼在惠州，忙着营义冢、修桥梁、施药等等，件件都要花钱，到后来不得不为自己起造一个住宅时，他仅有一点微薄的积蓄，也就完全用空了。囊空如洗，人不堪忧，他却认为从此一身轻安了。
习医施药，皆是出于利人济世的天性，这且不说，而苏轼另有一项长久的嗜好，则为酿酒。如在黄州自酿蜜酒，在定州做中山松醪。虽然酿造的技术，似乎并不十分高明，但他却做得兴头十足，每做一个品目的酒，题诗作赋，颇自吹诩。
岭南多瘴疠，应当常常饮酒，用以御瘴。何况该地不比中原，尚无禁酒的法条，可以自由酿造。据苏轼自己说，他遇到一个隐者，传授桂酒方，用桂花酿造成酒，盎然玉色，香味超然，认为这是仙方，非人间之物。酿成试饮，不禁欣然言道：酒，天禄也吾得此，岂非天哉！
据他说，他将此方刻石藏于罗浮铁桥下，以待后之忘世求道者再来发现。作《桂酒颂》，又作《新酿桂酒》诗，则又不免感叹：烂煮葵羹斟桂醑，风流可惜在蛮村。
但据叶梦得说，他问过苏迈、苏过，这桂酒到底如何？答曰：亦只一试而止，大抵气味似屠苏酒。两人说到这个，亦自抚掌大笑。 20
罗浮道士邓守安又传他一个真一酒方，用白面、糯米、清水各三分之一酿造。苏轼说：酒味绝似王驸马家的碧玉香。又说：真一色味，颇类予在黄州所酿蜜酒。材料如此贫薄，真一恐怕也就不会真是美酒，只是代表主人淡泊的享用而已。倒是集存《记授真一酒法》这篇短文，则是真美：
予在白鹤峰新居，邓道士忽叩门。时已三鼓，月色如霜，有衣桄榔叶，手携斗酒，丰神英发如吕洞宾者，曰：子尝真一酒乎？就坐，各饮数杯，击节高歌。合江楼下，风振水涌，大鱼皆出。袖出一书授予，乃真一法及修养九事，末云：九霞仙人李靖书。既别，恍然。
苏轼好酒而不善饮，自言：予饮酒终日，不过五合。天下之不能饮，无在予下者。然而他喜欢看别人饮酒，见客举杯徐引，则他胸中浩浩焉，落落焉，酣适甚于其客。因此他每个月用米一斛，得酒六斗，而南雄、广、惠、循、梅五太守，又常常送酒给他，所以他闲居未尝一日无客，客至未尝不置酒。
苏轼这样勤于求药，忙于酿酒，有人问他道：子无病而多蓄药，不饮而多酿酒，劳己以为人，何苦？
苏轼大笑道：病者得药，吾为之体轻；饮者困于酒，吾为之酣适。实在只是为我自己！ 21
六 服食养生
绍圣二年（1095）九月，朝廷大享明堂，大赦天下。消息传到惠州，苏轼不免心动。写信托程之才探听详情：
今日伏读赦书，有责降官量移指挥。自惟无状，恐可该此恩命，庶几复得生见岭北江山矣。
又书云：
赦后，痴望量移稍北，不知可望否？兄闻众议如何？有所闻，批示也。
这种赦令，是国家的常制，庆典之后，不得不下。但是据有政权者又怎肯赦及已被流放的政敌，自坏长城，所以随有章惇的特奏。十一月间，惠州已闻后诏：元祐臣僚独不赦，终身不徙。遂再与程之才书云：
某睹近事，已绝北归之望。然中甚安之，未说妙理达观。譬如原是惠州秀才，累举不第，有何不可，知之免忧。
又与广西曹子方书云：
近报有永不叙复指挥，正坐稳处，亦且任运也。譬如惠州秀才不第，亦须吃糙米饭过一生也。某惟少子随侍，余皆在宜兴，见今全是一行脚僧，但吃些酒食耳。
后来，不赦发生了一个例外。那是韩维，原谪均州，他的儿子以他的父亲于执政日与司马光议论不合为理由，请求免行，朝廷准了。王巩认为苏轼所坐撰吕惠卿责词等，元祐间皆有辩雪底案，现在应可再行申理，来书劝苏轼一试。苏轼复信说：所云作书自辩者，亦未敢便尔。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绍圣二年仲秋，广惠间飓风成灾，公私房屋倒塌者二千余间，大树都连根拔起，乾明寺于四百年前从天竺国移植过来的菩提树也吹倒了。这是生长中原内陆的人所从未经验过的天变。惊惶稍定，轼命苏过作《飓风赋》，苏过描写风势最盛时，则曰：排户破牖，殒瓦擗屋。礌击巨石，揉拔乔木。势翻渤澥，响振坤轴。疑屏翳之赫怒，执阳侯而将戮。鼓千尺之清澜，翻百仞之陵谷。吞泥沙于一卷，落崩崖于再触。列万马而并骛，溃千车而争逐。予亦为之股栗毛耸，索气侧足。夜拊榻而九徙，昼命龟而三卜。盖三日而后息也。
苏轼称赞稚子笔势仿佛离骚经，确非过誉。
飓风灾后，又发大水。合江楼下，有茅棚破屋七八间，横斜砌下，大水一来，居民奔避不暇。苏轼题合江楼一条说：岂无寸土可迁，而乃眷眷不去，常为人眼中沙乎！看似指说败屋居民的狼狈，其实是人情势利，在别人屋檐下的寓客，住不安稳的苦语。
这年秋天，苏轼痔疮旧疾，忽又发作，痛苦不堪。惠州既无医药，苏轼只好用控制饮食的方法来抵抗疾患，所作《药诵》说：
吾始得罪迁岭表，不自意全。既逾年，无后命，知不死矣。既旧苦痔，至是大作，呻吟几百日，地无医药，有亦不效。道士教吾去滋味，绝薰血，以清净胜之。痔有虫，馆于吾后，滋味薰血，既以自养，亦以养虫。自今日以往，旦夕食淡面四两，犹复念食，则以胡麻茯苓麨足之。饮食之外，不啖一物。主人枯槁，则客自弃去。尚恐习性易流，故取中散真人之言，对病为药，使人诵之。
改变饮食习惯，是一项非常痛苦的功夫。苏轼为抵制这二十年来发作时的旧疾，下定决心，禁制得非常彻底。不但断酒肉，断盐酪酱菜，凡有滋味的食物皆所禁断；又断粳米饭，每日只吃没盐没酱的淡面一味。真个饿不过时，才吃些胡麻茯苓麨，填填肚子，又行少气术作为辅助。这样做了一两个月，病势稍退。
但至十一月间，与黄鲁直、程之才书中，仍说数日来又苦痔病，百药不瘳，再断肉菜五味，又做小乘的静坐功夫，希望日戒一日，能够消退这个缠绵的病痛。
苏轼一向对于带有神秘色彩的事事物物，饶有兴趣，年轻时就已向往道家的神仙之说，以后每逢遭遇灾祸，心里便产生突破世网的强烈欲望，则神仙世界对他的诱惑，也就乘时再起。
修仙必须炼丹，丹有内丹、外丹之分，《抱朴子内篇对俗》引《仙经》说：服丹守一，与天相毕，还精胎息，延寿无极。即是指此二者，前两句指服食，后两句指呼吸模仿胎儿在母腹内的呼吸方法。
内丹是修炼自己身体内丹田所蓄的元气，调摄阴阳二气的消长盈缩，就是呼吸吐纳之术。苏轼谪黄州之初，与苏辙相会陈州，夜闻子由脐腹间隆隆如雷声者，即是他在床上行气，苏轼很羡慕他这功夫，认为定能先我得道。
外丹即是烧炼丹药，服食之用。炼丹术，始见于东汉魏伯阳所著之《参同契》，言曰：
河上姹女，灵而最神。得火则飞，不见埃尘。将欲制之，黄芽为根。
姹女是指流动而晶亮的水银（汞），黄芽则是硫磺、丹砂。这两者的化合物，其成分就是硫化汞（HgS）。魏伯阳的研究，已经掌握了汞和丹砂的化学性，开炼丹的先河。魏伯阳后百余年，而有葛洪，洪以毕生之力，实验丹药，成为我国科学史上的炼丹大师。
葛洪，出生于三国时代的吴国。吴被晋朝灭亡后，他即离开故乡（江苏句容），去都城洛阳，欲寻异书，不料碰上八王之乱，归乡路断，他只好跟着朋友，远走广州。
苏州南海县令鲍玄，是个有名的炼丹家。葛洪自少热爱神仙导养之术，就投拜在鲍玄门下，研究炼丹，以后虽也做过若干年的小官，到五十岁时，听说交趾地方所产的丹砂最好，便向朝廷求为距离交趾最近的勾漏（广西容州）县令。行至广州，看到罗浮山，爱其地幽静，他就弃勾漏县令不做，在山中闭门修炼，终于罗浮。
葛洪留下一部伟大的著作《抱朴子》，《内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其中第四卷《金丹》，第十一卷《仙药》，第十六卷《黄白》，就是分别讲述炼丹、合药和炼金的专论。
《金丹》篇中说：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意即红色的丹砂，经过烧炼，就能得到银色的汞（水银）；再用黄色的硫磺烧炼，它又还原为丹砂。此在李白诗中，被称为还丹，所谓早服还丹无世情，琴心三迭道初成。遥见仙人彩云里，手把芙蓉朝玉京者是也。
丹砂这种化学反应事实，在今日看来，只是非常普通的常识；但是古人对于任何不能理解、不明了的东西，都抱着神秘的态度，认是神物。当目睹这种物质变化如此神奇，目眩心惊之余，就认它即是秦皇汉武以来，求之不得的长生不死的仙药。
唐朝尊奉道教，几同国教，炼丹术就托道教以自重。上自太宗，下迄僖宗，以及当时的公卿名士无一不和道士往还，求丹服食。宰林李泌、刘晏、卢钧，诗人李白、贺知章、白居易，武将安禄山、高骈、董昌等都热衷此道，流风余韵，至宋未衰。
唐开元年间编纂的《道藏》，所收有关炼丹的著作，至少有一百种以上。苏轼服官凤翔时，曾于终南山太平宫溪堂读过此书。后来谪居黄州，眉山道士陆惟忠又传授他内外丹指略，苏轼试过烧炼，所以王巩贬往宾州，苏轼写信托他访求当地名产的丹砂，书曰：
丹砂若果可致，惟便寄下。吾药奇甚，聊以为闲中诡异之观，决不敢服也。
苏轼当时搞过这个玩意，虽自言决不敢服，但有人认为他在黄州患赤眼，患疮疖，此愈彼发，很可能就是服用了性分非常燥烈的丹药之故。
元祐期间，苏轼职事繁忙，无暇顾及炼养。这次被贬岭南，万念俱灰，在虔州谒祥符宫时，便已决心从此专心学道，作《书白乐天庐山草堂事》，即曰：
白乐天作庐山草堂，盖亦烧丹也。欲成，而炉鼎败。明日，忠州刺史除书到，乃知世间、出世间事不两立也。仆有此志久矣，而终无成者，亦以世间事未败故也。今日真败矣。《书》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信而有征。绍圣元年十月二十二日。
苏轼一到惠州，在嘉祐寺落了脚，即作《思无邪丹赞》，等于是一篇决心炼丹求仙的誓愿文：
饮食之精，草木之华。集我丹田，我丹所家。我丹伊何，铅汞丹砂。客主相守，如巢养鸦。培以戊己，耕以赤蛇；化以丙丁，灌以河车。乃根乃株，乃实乃华。尽炼于日，赫然丹霞；夜浴于月，皓然素葩。金丹自成，曰思无邪。
炼丹所需要的药材和工具，如松脂、硫磺和铁炉，惠州买不到，他还写信托程之才在广州订购。
以后，他即开始烧炼，同时研究龙虎铅汞之说，作《续养生论》，作《辨道歌》等，谈的都是炼丹服养的理论和方法。
南来后，苏轼不但烧炼外服的丹药，更说有一海上道人传授他以神守气的吐纳方法，自己写成歌诀，以示道友吴复古：
但向起时作，还于作处收。
蛟龙莫放睡，雷雨直须休。
要会无穷火，尝观不尽油。
夜深人散后，惟有一灯留。
辞在可解、不可解间，不过可以证明他在认真练习吐纳导引的功夫。
这一阵服食求神仙的狂热，恐怕所得的结果，就是痔疮的痛苦。后来，他的道友吴复古（子野）偕陆道士惟忠到惠州来看他时，他们同好相聚，住在一起，饮酒谈道，炼丹打坐，非常热闹。这些世外的朋友，若以凡俗的眼光来看，都是怪客。吴子野形容枯槁，既不吃饭（绝粒），也不睡觉，苏过作诗戏之曰：
从来非佛亦非仙，直以虚心谢世缘。
饥火尽时无内热，睡蛇死后得安眠。
饥肠自饱无非药，定性难摇始是禅。
麦饭葱羹俱不设，馆君清坐不论年。
陆道士则得了瘦疾，瘦得形销骨立，只剩了一副架子，所谓骨见衣表者，似是现代医学上的肌肉萎缩症。陆道士精研内外丹，自以为决不死，但苏轼在黄州时就曾告诉过他：子神清而骨寒，其清可以仙，其寒亦足以死。至今他自己也说：吾真坐寒而死矣。苏轼许与黑石，待他死后，为他志墓，很诚恳地相信他们都是有道之士。
苏轼居惠，仍然无日无客，客至，则必置酒，所以他家酒的消费很大。虽然，岭南五州的太守都经常送酒给他，还是不够请客，所以非常计较。章楶（质夫）做广州守时，每月派人送酒六壶来给他，有一次，书至而酒不达，大约是途中不慎被打破了，吏不敢报。苏轼与章楶是唱和杨花词的老朋友，遂戏作小诗问之，用青州从事一典代酒，风趣非凡，成为酒故事中的名作：
白衣送酒舞渊明，急扫风轩洗破觥。
岂意青州六从事，化为乌有一先生。
空烦左手持新蟹，漫绕东篱嗅落英。
南海使君今北海，定分百榼饷春耕。
各州朋友所送的酒，不够饷客，还须自酿桂酒、罗浮春、真一等等名目的酒来应付宾客。循守周彦质送来栗子和米，复书说：惠米五石，可得醇酒三十斗。日饮一胜，并旧有者，已足年计。既免东篱之叹，又无北海之忧，感怍可知也。然而孔北海（融）的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苏轼今日做来，实非易事。不久，存酒喝完了，想要取米酿酒，哪知米瓮也空了，苏轼只好取笔作《和陶渊明岁暮和张常侍》诗，但言：米尽初不知，但怪饥鼠迁。二子（吴子野与陆道士）真我客，不醉亦陶然。聊自解嘲。
苏轼喜欢肉食，但在惠州似乎很不易得，所以要和屠贾打商量，买官宦人家不要的羊脊骨来啃。平常则以蔬菜为主，而菜亦自种。有《撷菜》诗，诗叙曰：吾借王参军地种菜，不及半亩，而吾与过子终年饱菜。夜半饮醉，无以解酒，辄撷菜煮之。味含土膏，气饱风露，虽梁肉不能及也。人生须底物而更贪耶？乃作四句。
秋来霜露满东园，芦菔生儿芥有孙。
我与何曾同一饱，不知何苦食鸡豚。
自种半畦蔬菜，却是一家主要副食，苏轼非常在意，半夜听到雨声，他便高兴：我的菜甲要更长大了。天一亮，就赶往菜圃去察看，果然芥蓝如菌蕈，脆美牙颊响。白菘类羔豚，冒土出蹯掌，遂打算亲自下厨，小灶自烹。
惠州独多薯芋，苏轼与吴复古夜谈，肚子饿了，复古为他煨了两枚芋头，香浓味美，苏轼吃得很高兴，为作《煨芋帖》。一日，与成都和尚法舟夜谈，饥甚，家人煮鸡肠菜羹，也吃得连声称美。
语云：饥者易为食。一个胃口好的人，吃什么都一样津津有味。如前诗所说晋朝的何曾，日食万钱，还叹无处下箸，实在可悲。
苏轼与朋友相聚，做江南人称作盘游饭的便餐来吃。这种饭，就如现在的十锦烩饭；不过将鱼肉佐料都埋在饭底，所以乡下土话，称作撅（掘）得窖子。罗浮昙颖长老则名之为骨董羹，大家吃得高兴，陆道士随口做了一联对子：
投醪骨董羹锅里，撅窖盘游饭碗中。
苏轼拍掌大笑。
南国特产的果物，因为交通困难，为中原所罕见。苏轼南来后，至第二年四月，才得初食荔枝，作诗自注，认为荔枝厚味高格两绝，果中无比，食物中惟江鳐柱、河豚鱼近之耳。这话粗看，似不可解，黄山谷说有人问苏，杜工部似何人？苏说似司马迁。因为诗人中，无人可比杜，如史中无人可比司马。荔枝似江鳐柱、河豚鱼，亦是此理。 22 按荔枝产于四川、福建和广南三地，闽蜀之产，都须六、七月间方才成熟；而四月可食的荔枝，则是广南火山所产早熟的一种，肉薄、核大、味酸，并非隽品，但是苏轼已经吃得美极，自言：余在南中五年，每食荔枝，几与饭相半。甚至作诗说：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枇杷）杨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南人嗜食槟榔，俗以此物敬客，苏轼推辞不得，也曾尝食，作诗说：中虚畏泄气，始嚼或半吐。吸津得微甘，着齿随亦苦。面目太严冷，滋味绝媚妩。认为此物虽然利于御瘴，但只可当作药物，日啖一粒以上，败胃肠，泄元气。
《与程正辅同游白水山》诗说：荔枝莫信闽人夸。恣倾白蜜收五棱，据翁方纲注，五棱即杨桃，此果四面起脊，用刀断切，片片皆有五角，故名。渍以白蜜而食，能辟瘴毒。
学道有一难事，即须绝欲。苏轼自至岭南，虽有朝云随侍，他却坚守清净独睡的禁制。与张耒书，有曰：
某清净独居，一年有半尔，已有所觉，此理易晓无疑也。然绝欲，天下之难事也，殆似断肉。今使人一生食菜，必不肯，且断肉百日，似易听也。百日之后，复展百日，以及期年，几忘肉矣。但且立期展限，决有成也。已验之方，思以奉传，想识此意。
绍圣二年（1095）端午前一日，苏轼作《更新于：4个月前
基础介绍
李一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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