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苏东坡新传 > 李一冰

第十四章 北归

2024-07-20 〔苏东坡新传〕 李一冰 新传 苏东坡 李一冰

一 秦观之丧

徽宗即位之初,向太后权同听政,起用韩琦的儿子韩忠彦为门下侍郎,不久,即拜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以龚夬为殿中侍御史,陈瓘、邹浩、任伯雨、张廷坚等忠鲠之士为谏官,大多为忠彦所引进。其时,徽宗也能虚心纳谏,收录忠旧,使朝局面目丕然大变,史言:一时有复返清明之望。

龚夬、任伯雨首先揭发蔡卞、章惇的罪恶,大略以为昔日丁谓当国,号为恣睢,然不过陷一寇准而已。及惇,则故老、元辅、侍从、台省之臣,凡天下之所谓贤者,一日之间,布满岭海,自有宋以来,未之闻也。当是时,惇之威势,震于海内,此陛下所亲见。盖其立造不根之语,文致悖逆之罪,是以人人危惧,莫能自保。俾忠臣义士,朽骨衔冤于地下,子孙禁锢于炎荒。海内之人,愤闷而不敢言,皆以归怨先帝。其罪如此,尚何俟而不正典刑者。

台谏陈师锡、陈次升、陈瓘、张廷坚并言:章惇轻率不思,蔡卞寡言而富心机。凡惇所为,皆是卞所发动。所以蔡卞之罪,浮于章惇。于是,出蔡卞以秘书少监,分司池州。

九月,章惇罢相。十月,陈瓘再论惇于绍圣中置看详元祐诉理局,凡于先朝言语不顺者,加以钉足、剥皮、斩颈、拔舌之刑,惨刻如此,罪重责轻。惇遂被贬为武昌节度使,居潭州。

陈瓘,字莹中,进士甲科出身,初因蔡卞之荐为太学博士,迁校书郎。徽宗即位,除右正言。瓘一任言官,即论蔡卞倡言继述、轻欺先帝,章惇怀异不忠等罪,丝毫不予假借。有人对他说:蔡卞为君举主。他说:彼则举尔所知,此则为仁由己。这种公而忘私的刚强性格,表现在后来攻击蔡京时,终于被逐出外。

苏轼与陈瓘亦是旧识,南迁之初,途中相遇,曾为他写过一段为陈莹中跋欧阳永叔帖的题字。

任伯雨于数月之间,八上章疏,论章惇之奸,指责他久窃朝柄,迷国罔上,毒流缙绅,乘先帝大故,图逞异志。并且说:章惇这种奸邪,不但国人皆曰可杀;即使蛮貊之邦,也莫不以为可杀;甚至辽主也认为南朝错用此人,何为罚只止于行遣?

台谏陈瓘、陈次升从而和之,卒贬章惇为雷州司户参军,菑人者,人恒菑之,他也不免流窜南荒了。

伯雨为谏官,半年之间,上章疏一百零八件,时人号为戆草。大臣畏其多言,将他调为权给事中,关照他稍安缄默,但是伯雨不听,抗论愈力。到曾布为相,有意调和元祐、绍圣两朝不同的人事。伯雨认为自古未有君子小人杂然并进可以政治者,竭力反对。后来又将参劾曾布,消息外泄,被调为度支员外郎。

伯雨,字德翁,眉山人,任遵圣(孜)的儿子。苏任两家是两代的通家之好,苏轼昔年见他时,还是被父亲抱负着的孩子。诗谓见之龆龀中,已有食牛量者,即是此人。苏轼南迁途中,在泗州遇任伯雨要求搭他的船同行一程,直到金陵始别,两人在一舟中共作息者达一月之久。

世界有时候很狭小。章惇挟恃权势,打击苏轼,不留余地;不料苏轼南行途中,无意间碰上的陈瓘、任伯雨这两个泛泛的朋友,恰是后来揪翻这个一朝巨奸的猛将。

苏轼于八月二十九日离开廉州合浦,至九月初六到广西郁林(即今桂林) 1 。初七日忽得秦观急病死于藤州的噩耗,但还不甚的确。行至白州,看到容县县令的侄子陆斋郎,才比较详细。

少游本在雷州,自蒙放还,不顾酷热天气,冒暑攒程,行至广西容县,逗留了好多天,饮酒赋诗,一如平日。容守还拨了两个士兵帮他搬运行李,同去衡州。时正铄石流金的酷热时候,冒暑奔波,终于在路上中了暑,病困藤州旅次,至八月十二日,死于江亭上。藤守徐畴料理他的后事,一面派人急报他的亲戚范冲兄弟。范在梧州,闻讯匆匆赶至。这是回来的两名士兵报告陆守的话,范冲兄弟到后如何,就不知道了。

其时,苏轼与欧阳晦夫书说:闻少游噩耗,两日为之食不下咽。然来卒说得灭裂,未足全信。

初十,苏轼赶到容南,打听到范冲兄弟早已经过此地,两人都患着瘴痢,亟亟前行。苏轼一面派人追上去,函约他们到苍梧来一见,自己又不分昼夜地赶往藤州。

不料到得藤州,范冲兄弟已经载了秦观的灵柩于半个月前走了。范祖禹次子范温是秦观的女婿,所以为他载丧还乡。

藤守徐畴,是苏轼通判杭州时的仁知县令,握手道故。由徐守口中详知秦观在藤,伤暑困卧数日,大家都不以为是重症。八月十二日在华光亭(一作光化亭),还与宾客谈他梦中所得的词句,要侍者取水来饮。送到时,他两眼盯着那碗水,看了一看,含笑而逝。

苏轼恸哭道:少游不幸死道路,世岂复有斯人乎!

秦观于元祐初,因苏轼推荐,就试贤良方正科,得除太学博士,入馆阁编修国史。苏轼在朝被人疑忌,因此,凡是与轼亲厚的人,悉遭攻讦。秦观当然不免,从此仕途颠踬,屡遭排斥。绍圣初,被贬监处州酒税,部使者仰承上级风旨,不肯放过他,但又抓不着什么短处,终以谒告写佛书为罪,谪徙郴州(湖南桂阳县)。

少游是个多情种子,落拓的宦途,飘泊的生涯,哀伤的恋情,不断折磨着他,使他变为一个伤心厌世的词人;到被谪官郴州时,心情更苦,词境就更凄怆,如《踏莎行郴州旅舍》: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

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苏轼深为此词感动,尤爱后阕末尾两句,将它写在扇子上,缀以悼辞: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高山流水之悲,千载而下,令人腹痛。 2

少游卒年五十二岁。有朱氏《强村丛书》本《淮海长短句》三卷,毛氏《宋六十家词》有选集《淮海词》一卷。

九月十七日,苏轼到了梧州,则两范已去,而迈、迨二子也还来不及赶到。本来计划从贺江前往永州,适逢秋旱,江水涸竭,没有船,只好改从广州度大庾岭北还。《与范元长(冲)书》云:

永州人来,辱书。比谓至梧州追及,又将相从溯贺江。已而水干无舟,遂作番禺之行。与公隔绝,不得一拜先公(祖禹)及少游之灵,为大恨也。同贬先逝者十人,圣政日新,惟逝者不可及。如先公及少游,真为异代之宝也。徒有仆辈何用,言之痛陨何及?

二十四日过康州,游三洲岩。将至广州,苏过作诗寄大哥、二哥,有曰:忆昔与伯别,秦淮汇秋潦。相望一叶舟,目断飞鸿杳。仲兄阳羡来,万里逾烟峤。未温白鹤席,已饯罗浮晓。江边空忍泪,我亦肝肠绕。崎岖七年中,云海同浩渺。

苏迈率诸孙已在惠州住了四年。迨在宜兴,因为自己多病,学医颇有心得,这回奔来惠州,又扑了一个空。苏轼实在疲倦极了,今后只望一家团聚,任何地方都好,只要不再离散。他说:从此不必如柳宗元那样,教氓獠读诗书;也不必像他那样,登山涉水地作《永州八记》,诗曰:

亦莫事登陟,溪山有何好。安居与我游,闭户净洒扫。

二 广州英州

九月之杪,苏轼行抵广州。

岭南三监司转运使兼代广州经略使程怀立、提刑使王进叔、提举广东常平孙鼛都出来款待。

广州三司中,只有孙鼛与苏轼是旧好。孙字叔静,杭州人,十五岁即入太学读书,老苏先生很赏识他;而他的两个儿子,一娶晁补之女,一娶黄庭坚女。叔静是个淡于名利的君子,党事发生的时候,家人都怕会遭连累,但他毫不在意。年轻时,与蔡京相熟,认为此人德薄志大,假使得意,将贻天下之忧。这次,蔡京还朝时,与鼛相遇于途,对他说:我若被用,愿来助我。叔静说:公能以正论辅人主,节俭以先百吏,而绝口不言兵,就不必鼛来帮忙了。蔡京默然。孙叔静是怎样一个人,由此可见。

苏轼奔波道途,又为秦观之丧感伤,疲劳积郁,一到广州,就病倒了。程怀立送药来,服后发汗,不可以吹风,只好睡在旅邸休息。与孙鼛秉烛夜饮,和诗曰:秉烛真如梦,倾杯不敢余。天涯老兄弟,怀抱几时摅。

幸而迈、迨二人带了孙子和女眷们都到了广州来会,一家人东分西散,几已七年,至今方得团聚。苏迨说起参寥、守钦被迫还俗,编管衮州,及钱世雄、廖正一被废黜事,苏轼慨然道:小人只能坏他的衣服,至于其不可坏者,遭逢困厄愈大,当愈有胜境。

因此,作书慰钱世雄(济明),并悼念守钦法师曰:

得来书,乃知廖明略复官、参寥落发,张嘉父春秋博士,皆一时庆幸。独吾济明尚未,何也?想必在旦夕。因见参寥复服,恨定慧(寺)钦老早化。然彼视世梦幻,安以复服为?儿子迨道其化于寿州时甚奇特,想必闻其详,乃知小人能害其衣服耳,至于其不可坏者,乃当缘厄而愈胜。旧有诗八首,已写付卓契顺。临发,乃取而燔之,盖亦知其必厄于此等也。今录呈济明,可为写于旧居,亦挂剑徐君之墓也。契顺又不知安在矣?吾济明刻舟求剑,皆可笑也。

又书慰廖明略(正一)曰:

远去左右,俯仰十年,相与更此百罹,非复人事,置之,勿污笔墨可也。所幸平安,复见天日。彼数子者,何辜独先朝露,吾侪皆可庆,宁复戚戚于既往哉?公议皎然,荣辱竟安在?某余梦幻去来,何啻蚊虻之过目前也。

矧公才学过人远甚。虽欲忘世,而世不我忘。晚节功名,直恐不免耳。

老朽欲屏归田里,犹或得见。蜂趸之微,寻已变灭,终不足道。区区爱仰,念有以广公之意者,初欲启事上答,冗迫不能就,惟深亮之!

病好了,孙鼛送烧羊来。复书曰:烧羊珍惠,下逮童孺。看着孙儿们大啖羊肉,津津有味,老人心里真有说不尽的高兴。

程怀立是地主,出面邀请苏轼宴会于广州城西北之净慧寺,三监司皆到。

净慧寺是广州一大名胜。寺中有九级浮屠,八棱飞檐,高二十七丈。萧梁大同三年(537)敕建,本名宝庄严寺,后改净慧禅寺,俗称花塔寺。端拱元年(988)开始重建,寺中供奉六祖慧能铜像;殿前有六棵大榕树,饭后,苏轼憩于六榕之荫,徇寺僧之请,为题六榕二字,后有眉山轼题并书一款,制成匾榜,悬诸寺门,从此大家都称之为六榕寺,净慧这个原名,反而完全湮没,几乎无人知道了。

广州是南海的一大都会,又是当时海舶胡贾通商丛集的码头,不但富饶,而且奢靡。三司衙门,常有宴会,席间,各出所藏书画文物来共同观赏,研讨鉴别,苏轼更是逃不了徇人要求题诗写跋,现在集中尚存《跋王进叔所藏画五首》《韦偃牧马图》诗、《王太尉峡中诗刻跋》《唐咸通湖州刺史牒跋》《石延年诗笔跋》《书进叔所藏琴》等篇,皆是应酬文字。

在许多次的宴会中,苏轼最欢喜的是孙鼛招待他在邸宅中的那一回。一日之中,享受了心爱的四物,书赠曰:今日于叔静处饮官法酒,烹团茶,烧衙香,用诸葛笔,皆北归喜事。享用之余,方从海外蛮荒归来的人,不免会想起在那边饮无酒、食无肉、写字无纸笔的日子,不胜感慨,所以《书孙叔静诸葛笔》云:

久在海外,旧所赍笔皆腐败。至用鸡毛笔,拒手狞劣,如魏元忠所谓骑穷相驴,脚摇镫者。今日忽于孙叔静处用诸葛笔,惊叹此笔乃尔蕴藉耶!

苏轼在广州得一新识,推官谢举廉,字民师,新淦人,虽在政府任官,因其博学,工词章,远近从之问学者尝数百人,他也乐于教人,在家置席讲学。苏轼来了,他带了所撰书及旧作,不经他人介绍,遮道来谒。

读过他的作品,苏轼大为称赏,对他说道:

你的文章,如上等紫磨黄金,须还你十七贯五百! 3

就留他下来,谈论终日不倦。

离开广州至清远峡,有《答谢举廉》一函,畅论文章。略曰:

为文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

书中大骂扬雄的《太玄经》和《法言》,说他故意用艰深的文词掩饰他的浅薄,正是雕虫篆刻之末技!此言实是苏轼文论的画龙点睛之语。

在广州时,得郑嘉会自粤西来书,他也是遭逢挫折、无意仕途的人,所以来问苏轼将来的归止,有意相从,同隐于溪山之间。苏轼的愿望,最好是回四川老家,否则,他行遍天下,最感亲切的地方是杭州。如言:

本意专欲归蜀,不知能遂此计否?蜀若不归,即以杭州为佳。朱邑有言:子孙奉祀我,不如桐乡之民。不肖亦云然。

苏轼在广州逗留了一个多月,十一月上旬继续雇舟前行。孙鼛带了儿子坐一小船追来,又与之同舟共进,在大风巨浪中送至城西四十余里的金利山,于崇福寺饯别后才回去。苏轼深感这老兄弟拳拳的爱意,作书称谢不置。

舟抵清远峡,几个新旧交识如吴复古、广州天庆观的何道士、罗浮宝积寺的昙颍和尚、惠州的海会禅师等人,都从广州一路追来,祖饯于清远峡的广庆寺。

万万料想不到,吴复古忽然害起病来。他是个终年在外奔走,以道路为家的人,又行绝粒不睡的修功,身体本就非常虚弱,一病遂此不起,问以后事,但笑不言。

苏轼本来预定的行程是从广州径度大庾岭,至吉安登陆,赴湖南长沙转往永州。(见本集《与李端叔书》)月之十五,将发浈阳峡,孙鼛、谢举廉各派专差送来最近的报导:已见圣旨,苏轼复朝奉郎,提举成都玉局观,在外州军,任便居住。

苏轼最高兴的,就是不必远赴湖南,他对道路跋涉,实在怕了,一身疲倦,亟需休息。于是再改行计,《复孙叔静书》云:

亟辱专使教墨,玉局之除,已有训词,似不妄也。得免湖外之行,余生厚幸。至英,当求人至永请告敕,遂度岭过赣,归阳羡(宜兴)或归颍昌(许昌),老兄弟相守过此生矣。

英州(广东英德)城小,江水贯于市内,旧时架木作桥,用不了几年就坏了,郡守何智甫发起造座石桥,一劳永逸。桥成之日,恰巧苏轼到此,何守亲自来求碑文。苏轼为作四言诗一篇,所谓天壤之间,水居其多。人之往来,如鹈在河者是也。

苏轼作好诗,而且用大字写了,但并不送去,等何守来再请时,便说:

轼未到过此桥,难以想象落笔。

何即请他同往一观。轼说:

使君是地主,应先升车。

何谢不敢,于是并轿而行。到了桥上,苏轼说:

正堪作诗,今晚交件。

至夜,派人送去。苏轼之所以有此一番张罗,盖因所写诗中有我来与公,同载而出。欢呼填道,抱其马足这几句话,所以一定要与何守同走一趟,印证此语不虚。这种一语不苟的精神,竟是史家风范,不是平常诗人所能有的。 4

在英州没住几日,韶州通判李公寅、曲江令陈公密都已派遣专使来迎。新任广州太守朱服(行中)来到英州,看苏轼旅中缺少夫役,就分遣一部分自用的仆役,又派节级梁立、林总率领这些人,送苏轼上路。

于是,苏轼就非常安稳地离别了英州。

三 韶州

元符三年(1100)十二月初七,途经蒙里,惠州河源县令冯祖仁来迎,时方在籍守制,可以陪他同行赴韶。韶州太守狄咸、通判李公寅、曲江县令陈公密延入行馆,设宴款接。

腊八节那天夜里,苏轼梦见老朋友苏坚,手上捧了一具乳香婴儿来给他看。醒来一想,从前赴惠州时,曾在九江与伯固邂逅,先亦有梦,这次梦见的乳香婴儿,是南华赐物,莫非与伯固又将于南华相会吗?

次日,果得苏坚来书,说在南华寺等他,已经好几天了。心灵真有感应,所以形之于梦,苏轼为之感叹不已,先寄一诗:

扁舟震泽定何时,满眼庐山觉又非。

春草池塘惠连梦,上林鸿雁子卿归。

水香知是曹溪口,眼净同看古佛衣。

不向南华结香火,此生何处是真依。

抵韶州后,即与李公寅、冯祖仁同往曹溪,在南华寺里与苏坚、南华的住持明辩法师共会于谈妙斋中。

与苏坚邂逅于九江,算来已经七年,这七年的折磨,使苏轼今日与当时的心情有了显著的不同。这次寄诗苏坚,用《维摩经》中远尘离垢,得法眼净的法眼观察人间,则凡世一切尘垢都沾染不上,人不必为这电光泡影之身而烦恼。

在南华寺里,作《追和沈辽〈赠南华〉诗》,亦是此意。如言:

善哉彼上人(指明辩),了知明镜台。

欢然不我厌,肯致远公杯。

莞尔无心云,胡为出岫来。

一堂安寂灭,卒岁扃苍苔。

人生本来充满痛苦,但能我本无心,则所有人世的痛苦,皆如身上浮尘,毵毵自落。此意得自六祖: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韶州这三位地方当局,惟李公寅是苏轼旧识。

公寅,字亮工,是画家李公麟的胞弟。李家三个兄弟(伯时、元中和亮工),人称龙眠三李。公麟以画名,亮工则以文词见重于人。

苏轼做开封府推官的时候,李父为赤县令,甚好道术和炼丹,常与苏轼谈论内外丹事,甚至把绝对秘不示人的宝贝自己炼成的丹药也拿给苏轼来看。这已是三十年前的旧事,如今李父固然早已下世,而眼前这个少子也有白发了,所以《次韵韶倅李通直二首》中,有曾陪令尹苍髯古,又见郎君白发新 5 的话。

公寅盛称他的家乡龙舒(安徽舒城)风土之美,苏轼一度被他说动,所以与人书中,有这么一段话:住计龙舒为多。闻(龙舒)有一官庄可买,已托人问之。若遂,则一生足食杜门矣。

曲江县令陈公密邀宴于其自宅,出侍儿素娘歌《紫玉箫曲》侑酒,老人醉眼看花,为赋《鹧鸪天》词:

笑捻红牙亸翠翘,扬州十里最妖娆。夜来绮席亲曾见,撮得精神滴滴娇。

娇后眼,舞时腰,刘郎几度欲魂销。明朝酒醒知何处,肠断云间紫玉箫。

据旧注:苏轼写此词时,写毕前阕最后一个娇字,误笔在娇字下点了两点,应该抹去。但他略一考虑,便将错就错,下接后阕首句为娇后眼,天衣无缝。这份捷才,苏轼至老不衰。

苏轼虽然经过这么长时期身心双重的摧残,他的健康情况,除出在惠州曾为痔疾所苦外,一直保养得很好。在海南采服倒黏子花(海漆),久患的肠疾,似已痊愈很久了。

在广州,致书李之仪说:某年六十五矣,体力毛发正与年相称,或得复与公相见,亦未可知也。端叔亦老矣,迨言:须发已皓然,然颜极丹且渥。仆亦正如此。可见一切都还正常。

但是,这次行旅,却大大损害了他的健康。自六月渡海,至今岁暮,已经整整半年,皆在船唇马背上度过,身经暑热的蒸郁,途程中不免辛苦,加以一路来酒食酬酢不绝,吃了太多油腻食物,消化不良。积此几个因素,所以从韶州到南雄这段路上,他就害起泻痢病来。到底已是六五老翁,自言到韶累日,疲于人事。何况这河鱼之疾,又是很伤元气的毛病,体力骤感不支。时已急景凋年,不便行旅,只得留在南雄度岁,顺便调养。

明年,朝廷以元祐、绍圣均有偏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释朋党,折两用中,所以改元为建中靖国。建中靖国之元年正月初四,苏轼一家即又匆匆离开南雄,改从陆行,度大庾岭北归。

将至岭下,肩舆的竹杠折断了,苏轼向附近龙光寺的和尚讨两支竹竿做轿杠。当时,州郡正在延请南华的首座珪法师来做此山长老,但尚未到。寺僧送来两竿巨竹,并且邀请苏轼来寺共饭。 6

苏轼就写了一个偈子留与珪师,要做将来《珪酿语录》中的第一问:

斫得龙光竹两竿,持归岭北万人看。

竹中一滴曹溪水,涨起西江十八滩。

苏轼深知这西江十八滩之险,来时曾为改名惶恐滩者即是此处。此是旅程中最险之处,苏轼仍须经由此江转往皖浙,心怀忐忑,所以希望于竹中带去那一滴曹溪水,能在西江十八滩上,化起一片大水,让他们安然渡过。

到大庾岭上一家村店中小憩,有一老翁出来问从仆道:

官是谁?

苏尚书。

是苏子瞻吗?

是的。

老翁上前向苏轼打个揖道:我听说有人千方百计地陷害您,而今北归了,真是天佑善人。

苏轼笑而谢之,题诗店壁曰:

鹤骨霜髯心已灰,青松合抱手亲栽。

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 7

这首诗的下联,看是苏轼自幸之辞,实不尽然。岭南七年,他以无比的勇气与忍耐,堂堂闯过生死之关。苏轼今能肯定自己斗赢了这场人生的逆境。

华南地热,时方早春,而岭上梅花却都已结子了。苏轼作《赠岭上梅》诗,豪气依然不减当年:

梅花开尽百花开,过尽行人君不来。

不趁青梅尝煮酒,要看细雨熟黄梅。

初五日,上了岭巅,重游山崖缺口处的龙泉寺。七年前南迁之初,过岭时题诗此寺钟上,如今手自重摩,无限感慨。

如今时局大变,自韩忠彦、曾布二相得政后,元祐旧人,很多重被征召,即使不用于中枢,也能出为州郡的***;只有苏氏兄弟,声望崇隆,但到目前为止,却仍仅领宫祠的闲禄;所以士大夫们以为二苏不会长此闲废,再度出山只是时间问题而已。如苏轼在英州会晤郑侠,郑赠诗便以霖雨苍生的传说来期望苏轼,吓得他连忙辩白:孤云倦鸟空来往,自要闲飞不作霖。

如黄庭坚本在黔州,后移戎州,徽宗立,起复为监鄂州税。他蒙赦当时有诗十首,其一即曰:阳城论事盖当世,陆贽草诏倾诸公。翰林若要真学士,唤取儋州秃鬓翁。 8 也认为变革后的新政府,不该闲过这样一个人物。这几乎是士林公论。

朝廷中也不是没有人作此建议。如张廷坚(才叔)为谏官,也曾疏请召用苏轼、苏辙。不料徽宗的观念里,中了元祐时代流行诬词的毒,认为苏轼是元祐党争中一派的领导,怀疑廷坚此请,系受了朋党中人的利用,所以诘责道:你是受了什么人的指使,作此建议?因此,累贬通判陈州。

其实,苏轼自己在大庾岭上,《次龙泉钟上前韵诗》说:下岭独徐行,艰险未敢忘。遥知叔孙子,已致鲁诸生。汉朝叔孙通奉命制朝仪,尽征鲁国诸生三十余人,其中只有两人不肯应召。苏轼这一生中,又受够了政治迫害,今已老矣,宁愿做个被叔孙通骂为不知时变的鄙儒,只望能够从此平平安安,独自走他轻松的下坡路,再也不敢重作冯妇了。

又有《过岭二首》,实是苏轼的人生这部大书中,南迁一章的结论。自言平生从不曾为安危祸福作过退步的计算。祸到临头,他自己一个人挺,不怨天,不尤人。

韩愈谪放潮州,但是潮州人为他立庙崇祀至今,所以祸患并不一定非福。现在有个成都玉局观提举的名义,希望能有一天乘兴,出剑关去,作一次玉局之游,他也就非常满足了。

岭南岭北,往返七年,实在是非常不堪的行役。但是苏轼今日回想,迁谪海外不过是一场噩梦;如梦一样去了,像喝醉了酒,朦朦胧胧地又回来了,濯足兴波,征衣雾湿,即使惊起一群山鸡,也不过使半岩花雨,纷纷自落而已。诗曰:

暂着南冠不到头,却随北雁与归休。

平生不作兔三窟,今古何殊貉一丘。

当日无人送临贺,至今有庙祀潮州。

剑关西望七千里,乘兴真为玉局游。

七年来往我何堪,又试曹溪一勺甘。

梦里似曾迁海外,醉中不觉到江南。

波生濯足鸣空涧,雾绕征衣滴翠岚。

谁遣山鸡忽惊起,半岩花雨落毵毵。

四 虔州

建中靖国元年(1101)元宵节前两三天,苏轼一家人都到了虔州。

果然赣江水涸,不能通航。苏轼只得寄家于虔县的水南,等待江涨。

虔守霍汉英(子侔)、监郡许朝奉(名不详)邀宴于郁孤台。和诗中有扬雄未有宅,王粲且登楼。老景无多日,归心梦几州这几句话,正是苏轼此时最大的心事。

他拖带着三房子媳孙儿,飘泊道途,已经七八个月了。幸而不必远征湖南,但还不知去何处做归止。是风土美好的安徽舒州,还是缘在东南的常州或杭州,还是到河南许昌去与老弟同居,一直都还不能决定。

筹思再三,还是常州最便,因为有点田产在那地方,可以就田而活。又听自虔守霍汉英说,常州东门外有一裴家的宅子要卖,便写信托钱世雄派人去探问产价。书言:

已到虔州,二月十日间方离此。此行决往常州居住,不知郡中有屋可僦可典买者否?如无可居,即欲往舒州、真州皆可。如闻常州东门外有裴氏宅出卖(虔守霍子侔大夫言),告公令一干事人问。倘若果可居,为问其值几何?度力所及,即径往议之。俟至金陵,当别遣人咨禀也。

苏轼寓居水南,长日无事,每天都携带一个药囊到郡城或山寮野市去,遇有病人,他就赠药,并开药方,教他如何调治。走过寺庙道观,也必进去玩玩。好事者和僧道之流,预先探听他行游之所,就在该地设案,案上堆置佳纸和笔墨,每张纸尾写上姓名,自己则拱立以待。苏轼进来了,看到那个案子,笑笑,不问一句话,就抓起笔来随意挥洒,将写好的纸,随手付与求者。看看剩下的纸,如还有很多,一时写不完,就笑语大家道:

天色晚了,纸还写不尽,哪个要写斋名或佛偈的,请即告我。

到他归去时,人人都已有了满足的收获,欢跃而散。 9

苏轼很喜欢沐浴,海南苦无浴器,至以鸡和马自比,现在则可痛快淋漓地浴于寺观了(宋代浴室为寺院专业)。他常去赣城东南的慈云寺洗澡。慈云长老明鉴,长得非常魁梧,很像世传画像中的慈恩菩萨,但丛林中人都推崇他是一个很有道行的和尚。苏轼作《戏赠虔州慈云寺鉴老》诗,则是泗州浴诗外的又一章:

居士无尘堪洗沐,道人有句借宣扬。

窗间但见蝇钻纸,门外惟闻佛放光。

遍界难藏真薄相,一丝不挂且逢场。

却须重说圆通偈,千眼熏笼是法王。

苏轼新从南华来,头脑里充满了机智的禅门言语。在虔州写诗,就很自然地借用禅语来表达他自己的心意,如《虔州景德寺荣师湛然堂》《次韵阳行先》《乞数珠赠南禅湜老》等先后四首均是。后世的诗论家认为苏轼这些禅语诗不是纯诗,为苏集中一大疵病,固然不错;但如前举那首戏作,自称道人,明言借句,苏轼也并不以禅门中人自居,却很欣赏禅门超脱的了悟。静观窗前来去飞动的苍蝇,冲着透明的窗纸,磕头碰脑,只想钻到明亮的窗外去,不知中间却还隔着一重障碍。冷眼观照尘世里多少徒然的人生,岂不就是钻纸的飞蝇?苏轼不得不致其无限的悯怜。

研究阴阳五行生克之理的术数,盛行于唐宋。唐朝的李虚中是星命学的始祖。至宋朝,陈希夷创紫微斗数,徐居易创子平术,邵康节创河洛理数(即铁板神数)。这些人胸罗星斗,明彻内外,所谓吉凶趋避,实意则在劝人盈者知所足,进者知所止,使人行所当行,止所当止,不失易的本旨,不能纯以迷信目之。

虔州有个术士谢晋臣,算命很有名,苏轼也去访他。苏轼一向以为自己的生辰八字与韩愈相似,韩是身宫落在斗牛间,苏是命宫宿直于此。吉凶晦吝,到底有何分别,要托他从头到尾逐年细算一番。赠以一诗:

属国新从海外归,君平且莫下帘帷。

前生恐是卢行者,后学过呼韩退之。

死后人传戒定慧,生时宿直斗牛箕。

凭君为算行年看,便数生时到死时。

苏轼生于宋景祐三年(1036)十二月十九日卯时,干支是丙子、辛丑、癸亥、乙卯,照命理推论:时落卯时,命宫磨蝎,主所至多被谤诬。王宗稷《东坡先生年谱》说:丙子(年)癸亥(月),水向东流,故才汗漫而澄清;子卯相刑,晚年多难。

辑《苏诗编注集成》,而深谙命理的王文诰说:日主癸,乘北垣;年月丙辛,真化。秉天地正气,不纳浊流,此性刚多忤也。至于文章经济,皆摅泄于乙卯之时。

依五行论命,生克化合,有一定的界说,不能随便解释的,则人之秉性、品格、才能与祸福,莫非竟是生来即已命定?真是不可思议。

苏轼北归,有人问他迁谪中艰苦如何?苏轼说,这是骨相招来的灾难。少年初到京师时,有个看相的人说:一双学士眼,半个配军头。他日文章虽当名世,但有迁徙不测之祸。苏轼眼形秀挺,炯炯有光,即使在画像中也还看得出来;配军头者,犯人被断配而隶军籍。审诸东坡一生的命运,术者所言不虚。 10

上了年纪的人,都好怀旧,关念故人的后辈,但于这些年轻一代人的身上,则又不免产生生死存亡的悲戚。

老苏生前,曾游虔州,所以苏轼到此,就很留心探访他父亲交往的遗迹。久知此地有个钟斐(子翼),博学笃行,为江南之秀,对老苏甚是敬重,现在当已下世。但却访得他的三个儿子,见面时相持而泣,为作《钟子翼哀词》。

与画家宋子房(汉杰)重遇于赣州。谈起四十年前,苏轼初仕凤翔,而他的父亲宋选正做凤翔太守,对他非常照顾,苏轼感念于心,则曰:

话及畴昔,良复慨然,三十余年矣,如隔晨耳。而前人凋丧略尽,仆亦仅能生还。人世一大梦,俯仰百变,无足怪者。(《与宋汉杰书》)

故人孙立节(介夫)之子,远道来谒,为作《刚说》。世人都说刚者易折,苏轼说:折不折,是天命。作此说者,只是患得患失之徒。生气依然凛凛如昔。

在南华寺,苏坚因为他的儿子生病,所以先走。现在来信说,苏庠(养直)的病已经好了,并且把他的新作寄给苏轼看。苏轼见过养直,印象很深,读了他这篇属玉双飞水满塘,菰蒲深处浴鸳鸯。白蘋满棹归来晚,秋着芦花一岸霜。的诗,大喜道:若将此篇置于《太白集》中,谁复疑其不是?不知是乃吾宗养直所作之《清江曲》。苏轼固好奖掖后进,时复不免过誉;但于苏庠,竟是慧眼特识,养直后来果为南宋的一大名士隐逸诗人后湖居士。

当苏轼到虔未久,即建中靖国元年之正月十四日,先已手书还政的向太后,忽崩于慈政殿。她是宋代三贤后之一,惜乎得年只有五十六岁。向太后之崩逝,使左相韩忠彦突然失却支持,右相曾布乘此开始跋扈起来,不像以前那样恭顺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随后就发生曾布专政,绍述之说重炽的变局。

在章惇绝对报复的政策下,被流窜南荒诸人中,处分最重的,一是苏轼,一是刘安世(器之)。

刘安世三贬而至英州,章惇、蔡京又起同文馆狱,再徙梅州,几已遍历宋代甲令所载每一远恶州郡,而且两次阴谋刺杀,都未成功。至刘贵妃被立为后,章惇、蔡卞又提出宫内向外间寻觅乳媪那重旧案,诏令孙鼛将刘安世收囚在槛车里,命他亲自押赴京师。行未数驿,哲宗崩,徽宗即位,赦至而还。

这两个命不该绝的同难者,放还也在最后。所以,此时遂能相遇到虔州。

苏、刘二人,政治上不是同道,私人关系上也算不得是朋友。元祐初曾在中书省共事,但是两人处事态度不同,苏轼很不喜欢他,骂他把上(乡下佬)。

然而,时过境迁,现在他们同是北归的异乡人,虔州邂逅,便成了很好的旅伴。

同时,原任虔守的霍汉英,奉调赴太和听命,江公著(晦叔)来代。公著与苏轼在杭州同官时,以好茶出名,器之酒量甚豪,但自南迁,为避瘴毒,就全家戒酒。因此,轼作《次韵江晦叔兼呈器之》诗,一联是归来又见颠茶陆,多病仍逢止酒陶。

寒食节,与器之同游南塔寺寂照堂。器之甚好谈禅,但不喜欢游山。山中新笋出土,苏轼想上山吃笋,怕他不肯同去,骗说邀他同参玉版和尚。器之听说有禅可参,欣然从行。到了光孝寺的廉泉,先坐下来烧笋共食。

器之觉得笋味鲜美,便问:此何名?苏轼答曰:名玉版。此老僧善说法,要令人得禅悦之味。

器之这才恍然大悟,被苏轼骗了。苏轼大为高兴。全用禅语作诗曰:

丛林真百丈,法嗣有横枝。

不怕石头路,来参玉版师。

聊凭柏树子,与问箨龙儿。

瓦砾犹能说,此君那不知。 11

三月中旬,始闻章惇被贬雷州司户参军的消息,苏轼为之惊叹累日。他怕被人误会,自然不能直接往慰他的家属,虽然惇子章援还是他的门生。想到黄箨的母亲是章惇的胞姊,所以立刻写寄《与黄师是书》:

子厚得雷,闻之惊叹弥日。海康地虽远,无瘴疠,舍弟居之一年,甚安稳。望以此开譬太夫人也。

章惇到了雷州,第一件事,立刻要找个住处,但却遭到报应,当地百姓说:

从前苏(轼)公到这儿来,租住民屋,章丞相几乎破了我们的家。现在概不租售。 12

苏轼于正月元宵节前到虔州,寄寓水南,等候赣江涨水通航。本地雇不到船,又只好访人到外县市去找。二月抵边,与苏坚书说:某留虔州已四十日,虽得舟,犹在赣外,劳费百端。又到此长少卧病,幸而皆愈。仆卒死者六人,可骇。他的河鱼之疾,没再说起,大约经过休息、治疗,已经好了。

继续等了快一个月,外雇的船才到。苏轼一家人便于三月二十四、二十五日间,与刘器之同发虔州,他们在此羁留已七十余日。

苏轼将离虔州,有《次韵江晦叔二首》之作,其一云:

钟鼓江南岸,归来梦自惊。

浮云世事改,孤月此心明。

雨已倾盆落,诗仍翻水成。

二江争送客,木杪看桥横。

苏轼历劫归来,最大的庆幸,是他平生一片刚直的孤忠,而今大白于世,一切诬蔑和猜忌的浮云已经吹散,则天上一轮孤月,也当为人所共见了。

称此诗语意高妙者很多,究竟只能看到有限的文学的东坡。王应麟经术湛深,是个学者,所以能跳出辞章之外,看得苏轼自明心志的大处,将历史的苏轼,举与司马光并论。《困学纪闻》曰:

更无柳絮随风起,惟有葵花向日倾见司马公之心。浮云世事改,孤月此心明见东坡公之心。

又云:

坡公晚年,所造深矣。

开船当天夜间,江水大涨,赣石三百里之险,一夕尽没。第二天,就到了庐陵。谢举廉来见,苏轼高兴地对他道:舟行江涨,遂不知有赣石,此吾龙光诗谶也。

盖指竹中一滴曹溪水,涨起西江十八滩 13 句。

此行与刘器之并船前进,甚不寂寞。苏轼佩服器之历劫不磨、临危不乱的精神力量,称之铁人;器之则对人道:浮华豪习尽去,非昔日子瞻矣。 14

五 归程何处是

建中靖国元年(1101)四月,苏轼过豫章(江西南昌),停舟吴城山下,祷于顺济王庙。南昌太守叶祖洽问曰:

世传端明已归道山,今尚尔游戏人间耶!

苏轼答曰:途中见章子厚(惇),我就回头了。 15

孔平仲传来苏辙家书,邀他全家到许昌去同居,彼此有个照顾。但是苏轼总觉得老弟的境况已经非常困乏,自己这偌大家口,不便再去增加他的负担,所以踌躇不决。安徽舒州,不尽理想,他已决定放弃,今后只在常州、许昌两地中,择一定居。

九江天庆观道士胡洞微来南昌相迎,又再度邂逅刘安世,于是三人结伴同上庐山。重游栖贤寺、三峡桥,再至开先寺漱玉亭。苏轼前次来游,时在元丰七年(1084)四月,至今建中靖国元年的四月,相距已经整整十七年了,作《与胡道师帖》,感叹不已:

再过庐阜,俯仰十九年。陵谷草木,皆失故态。栖贤、开先之胜,殆亡其半。幻景虚妄,理固当尔。独山中道友,契好如昔。道在世外,良非虚语。

道师又不远数百里负笈相从。秉烛相对,恍如梦寐。秋声宿云,了然在吾目中。

游罢下山,往访世交刘羲仲(壮舆)于是是堂。

刘氏是有宋一代的史学世家。祖父刘涣,字凝之,苏轼为撰《屯田哀辞》者。刚介不能谐俗,很早退休,结庐隐居山下者,达三十年。父刘恕,字道原,博通群史,著作等身。叔父刘格,字道纯。苏轼上次从黄州来游,是他陪同上山的,现在似乎都已不在了。

羲仲谨守家学,其父道原也是参与司马光同编《资治通鉴》的人。苏轼见到他,就想起十八年前在金陵时,王荆公建议他来重修《三国志》,他即推荐刘恕(道原)来做,现在便对刘恕的儿子羲仲重提旧事道:

《三国志注》中,好事甚多,你父亲(道原)欲修之而不果,君不可辞。羲仲说:端明曷不为之?苏轼说:某虽工于语言,修史却不是当行家。某老矣,今以付壮舆。 16

然而刘家三世清贫,无人供养薪水,必然无法独力完成这一巨大的工作。

舟中苦热,苏轼夜间贪了凉,晨起头痛畏风,只好在舟中为羲仲写他祖父刘涣的墓表,读羲仲自编的文集。

随胡道士同至九江,看他十八年前托胡代养的慈湖菖蒲,然后就再前行。十六日过湖口,念念不忘湖口李正臣家的壶中九华石,特地往访,则已被别人捷足先得以去,非常怅惜,作诗有尤物已随清梦断,真形犹在画图中。

舟发皖江,途经舒州,苏轼因已不再考虑居此,所以也未停留。但闻热衷官禄,不惜变节投靠章惇的林希,已经死于舒州任上。苏轼觉得这样做人,真是何苦,后来与老弟函中,顺便提及此事道:

林子中病伤寒,十余日便卒。所得几何?遗臭无穷。哀哉!哀哉! 17

到达当涂,诗友郭祥正来迎。苏轼在惠州时,祥正看到一幅轼作《雪雀图》,寄诗来说:平生才力信瑰奇,今在穷荒岂易归。正似雪林枝上画,羽翰虽好不能飞。后来听到苏轼北归的喜讯,又用前韵寄诗曰:秋霜春雨不同时,万里今从海外归。已出网罗毛羽在,却寻云迹帖天飞。苏轼答诗两首,但说海北天南,一样是归,而今只自后悔从前不肯卑飞,否则便无种种烦恼。二诗今录其一:

早知臭腐即神奇,海北天南总是归。

九万里风安税驾?云鹏今悔不卑飞。

五月初一日到金陵。苏轼南迁之初,曾来崇因禅院礼拜长老宗袭所造观世音像,当时曾许心愿:吾北归,当复过此,必为作颂。

所以,这次还至金陵,独在崇因院礼拜还愿,作《观音颂》。

得钱世雄来书,说已代他借到常州顾塘桥孙氏的房屋,复书称谢曰:示谕孙君宅子,甚感其厚意,且为多谢上元令侄,行见之矣。裴家宅子果何如?照这信上看,苏轼还在问起裴家宅,可见仍想在常买屋,作久居之计。 18

同时,与黄寔书,说明他之不去许昌与苏辙同住的原因如次:

行计屡改。近者,幼累舟中皆伏暑,自悯一年在道路矣,不堪复入汴出陆。又闻子由亦窘用,不忍更以三百指诿之,已决意旦夕渡江,过毗陵矣。荷忧爱至深,故及之。子由一书,正为报此事,乞早与达之。

尘埃风叶满室,随扫随有,然不可废扫,以为贤于不扫也。若知本无一物,又何加焉。有诗录呈:帘卷窗穿户不扃,隙尘风叶任纵横。幽人睡足谁呼觉?欹枕床前有月明。一笑,一笑!某再拜。 19

苏轼所录此诗,彻底透露他北归之日的心境。

人生孤露,尘埃风叶之扰,谁都不能避免。居其室时,固然不能不扫,但如一枕黑甜,目无尘叶,岂不最为清净?充分表现一个老人的衰倦。

许昌,是京畿的邻邑,尘埃蔽天,不容安睡,苏轼原不敢去。但是,苏辙不肯,一再托王原、孔平仲、李之仪等人来劝。苏轼终于不忍违拂弟弟这番情意,硬了头皮,答应下来。

于是,预定行程自淮泗上溯汴河,至陈留登岸,陆行至许。

次子苏迨的妻儿还在宜兴,所以先命迈、迨二人去那里把他们接到仪真来会合。苏轼手头甚为拮据,宜兴尚有点田产,也须去变点现钱出来使用。

其时,作书与李之仪云:得子由书,已决归许下矣。但须至少留仪真,令儿子往宜兴刮刷变转,往还须月余,约至许下,已七月矣。

亲戚程之元(德孺)时任浙西路漕司,苏轼托他派一只坐船在常州等迈,等到时乘来,并且托他买杭州程奕笔一百支,越州纸二千幅。

船须挽纤而行,挽工甚不易找,又函托任淮南路监司的黄寔,代雇四舟所需,每舟五人的挽纤夫役。

皖江途中,曾接门生廖正一专差来书,复曰:

远去左右,俯仰十年,相与更此百罹。所幸平安,复见天日。彼数子者何故独先朝露。吾侪皆可庆幸,宁复戚戚于既往哉。

廖正一被吕温卿陷害,至今尚在废黯中,札尾又再殿以慰语曰:为民除秽,以至虿尾。吴越户知之,此非特儿子能言也。

门生李廌来书,答曰:

某自恨不以一身塞罪,坐累朋友。如方叔飘然一布衣,亦几不免;纯父(范祖禹)、少游(秦观)又安所获罪于天。遂断弃其命,言之何益,付之清议而已。

苏轼先已与程之元、钱世雄约于金山会晤,所以,趁这段时间,前往金山一行。

程、钱也都遵约到了,相与同登妙高台。

金山寺中,原先留有李公麟所绘苏轼画像,此时自题一诗于上: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20

苏轼原来只等人船到齐,就搬挈全家往河南许昌,去与弟辙同住,几已可以实现四十年前怀远驿风雨对床的旧梦了,不料汴京朝局,忽又大变,仅有一点微末的想望,顿时又被砸得粉碎。

韩忠彦为相,与曾布交恶,向太后崩,忠彦失了靠山,曾布就开始活跃起来了。

曾布为山陵使,就在陵上秘密授意御史中丞赵挺之,要他发动绍述之说,排击元祐臣僚,挺之当然大大卖力。曾布乘时引进许多帮手,安置在辅佐、侍从、台谏的地位上,羽翼将成,先除障碍,若干忠鲠之士,如言官任伯雨、江公望、陈祐等反对绍述和邪正杂进政策的人,次第皆遭罢黜。忠彦虽为首相,而实权暗自潜移,数月之后,就会变成曾布专政的局面。

春夏之间,正是绍述之说初兴,朝廷内外,一片纷争扰攘、动荡不宁的时候。苏轼在金山听到这个变局的消息,顿生警惕。因为曾布是个什么角色,苏轼与他相知甚久,心里非常清楚,何况又济之以赵挺之的奸诈。韩忠彦,典型的贵族子弟,做事没有魄力,也不会运用权术,绝对不是曾布这帮人的对手。在苏轼敏锐的观察力中,政局未来的走势,他洞若观火。

天下任何地方皆可去得,总不能投身到火场的邻屋去。苏轼立刻悬崖勒马,打消前往许昌的计划,托黄寔转交《与子由书》云:

子由弟:得黄师是遣人赍来二月二十二日书,喜知近日安胜。兄在真州,与一家亦健。行计南北,凡几变矣。遭值如此,可叹可笑!

兄近已决计从弟之言,同居颍昌,行有日矣。适值程德孺过金山,往会之,并一二亲故皆在坐,颇闻北方事,有决不可往颍昌近地居者。(事皆可信,人所报,大抵相忌,安排攻击者众。北行渐近,决不静耳。)

今已决计居常州,借得一孙家宅,极佳。浙人相喜,决不失所也。更留真十数日,便渡江往常。逾年行役,且此休息。

恨不得老境兄弟相聚,此天也,吾其如天乎!亦不知天果于兄弟终不相聚乎?士君子作事,但于省力处行。此行不遂相聚,非本意,为省力避害也。

候到定叠一两月,遣迈去注官,迨去搬家,过则不离左右也。

葬地,弟请一面果决。八郎妇可用,吾无不可用也。更破十缗买地,何如?留作葬事,千万莫徇俗也。

林子中病伤寒,十余日便卒。所获几何?遗臭无穷。哀哉!哀哉!

兄万一有稍起之命,便具所苦疾状,力辞之。与迨、过闭户治田,养性而已!

千万勿相念,保爱、保爱。今托师是致此书。

书中所言大抵相忌,安排攻击者众。传闻确非虚语,如董敦逸再为御史,复欲弹劾苏轼兄弟,幸经常安民制止,而安民自己,后被敦逸指为主元祐党,谪监盐酒务。

关于八郎妇葬地事。八郎乃苏远,其嫡配为黄寔之女,病殁。苏辙有田地于汝州郏城县,拟在其地辟为苏家墓园,先葬远妇于此,来信征求兄长的意见。苏轼并不重视身后葬地这类俗事,一言遂决。所以,他后来也葬于郏城。

六 染疾

既至仪真,泊船于东海亭下,苏轼一家人即以舟为家。

时为五月下旬,江南气候已经非常炎热。白昼骄阳当顶,仅赖一片竹制船篷,如何遮挡得住强烈的日晒。入夜,水面上的暑气蒸发出来,熏蒸郁闷,挟带潮湿,比白天还要热得难耐,所以轼与人书中说:一家长幼,多因中暑而卧病。

仪真白沙有一东园,广约百亩,流水横于园前,园内有荷池亭台、画舫堂屋等建置,花树密茂,水木清华,为公家营建的一大胜处。苏轼白天就经常去东园逃避舟舱中的酷热。

六月初一日,在仪真办西山书院的米芾,得到苏轼已至的消息,立刻赶到东园来求见。苏轼喜故人之至,头戴白㲲小冠,风度飘飘如仙,出来延见。

轼已绝口不谈时事,只说些在罗浮曾见赤猿这类海外奇谈。芾作挽诗所谓方瞳正碧貌如圭,六月相逢万里归。口不谈时经噩梦,心已怀蜀俟秋衣者是。翌日,又与米芾同去西山,到他的西山书院游览。芾将自己珍藏的《太宗草圣帖》、晋《谢安帖》两帙,交给苏轼,求为作跋。

真州太守傅质邀同程之元设宴为苏饯行。宴罢,与之元同归,函招米芾也来参加舟中夜话。之元举赠纹银二百两,说是与之才、之邵兄弟三人所同馈,聊助资斧,苏轼不受。等他去后,作书寄弟说:程德孺言弟出银二百星相借。兄度手下,尚未须如此,已辞之矣。德孺兄弟意极佳,感他!感他!数日热甚,舟中挥汗写此。

时已进入六月盛暑,酷热不堪,苏轼原在仪真置有几间市屋,备以收租糊口,现在缺钱使用,要想变卖,逗留于此,即是为的这事。

舟中热不能耐,入夜蒸郁更甚,苏轼无法成眠,每夜都坐在露天里过,以为海外久无此热,殆不能堪。柳子厚所谓意象非中国人也(《与米元章书》中语)。

苏轼不但通宵露坐,而且为要解热,喝了太多的冷饮。像这样暑热袭于体外,冷饮侵入体内,加以夜不得眠,形神交瘁,如何能久?六月初三的午夜,他就突然猛泻起来,一直泻到天亮,疲惫不堪。喝了一碗黄蓍煮粥,才觉得稍稍好过一些。

米芾约于明日餐聚,同时送来四枚古印,请他鉴赏,苏轼躺在枕上赏玩甚久,复请稍缓餐叙的日子,待他病愈或于下场雨后举行最好。

就在这天,忽然瘴毒大作,继又猛泻不止。米芾亲来望病,苏轼还在枕上作书与他道:

岭海八年,亲友旷绝,亦未尝关念。但念吾元章迈往凌云之气,清雄绝世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何时见之,以洗我积岁瘴毒耶!

今真见之矣,余无足言者。

这时候,迈、迨二人,已去宜兴,身边仍是只有幼子过在,日夜扶持照看,寸步不离。

自此,胸膈作胀,饮食不进,通夜不能成眠,只好端坐榻上喂蚊子。《与米元章书》:某食则胀,不食则羸甚。昨夜通旦不交睫,端坐饱蚊子耳。不知今夕如何度?

次日,午睡方起,听说米芾冒着大热天到东园送麦门冬饮子去,心里很感动,记以一诗:

一枕清风值万钱,无人肯买北窗眠。

开心暖胃门冬饮,知是东坡手自煎。

这样折腾了两天,人便困乏不堪,病倒在床上了。

这条河水,污浊不流,大太阳整日熏蒸,舱中空气恶浊,毒热难当。苏轼叫船家将船撑过通济亭,泊于闸门外,希望能稍清快。米芾托写两帖题跋,一时无法下笔,而这两本帖子,米芾宝爱得性命以之。苏轼怕有失误,派人先送还与他,附书曰:某两日病不能动,口亦不欲言,但困卧耳。承示太宗草圣及谢(安)帖,皆不敢于病中草草题跋,谨且驰纳,俟少愈也。河水污浊不流,熏蒸益病。今日当迁过通济亭泊。虽不当远去左右,且就活水快风,一洗病滞。稍健,当奉谈笑也。

又这样过了两天,病情一点也没有轻减。苏轼为书嘱弟辙曰:即死,葬我嵩山下,子为我铭(墓志)。

苏辙接读此函,哭道:小子忍铭吾兄!

过子侍于病榻前,读米芾所作《宝月观赋》给他听,诵声琅琅。苏轼听未及半,从榻上一跃而起,作书与元章说:

两日来,疾有增无减。虽迁闸外,风气稍清。但虚乏不能食,口殆不能言也。

儿子于何处得《宝月观赋》,琅然诵之。老夫卧听之,未半,跃然而起。恨二十年相从,知元章不尽,若此赋,当过古人,不论今世也。天下岂常如我愦愦耶!公不久当自有大名,不劳我辈说也。

苏轼得病至此,几已一周,身体已甚衰弱,但一听得后辈的好文字,就兴奋得要从病床上跳起来,力疾作书赞誉,许以自有大名,不劳我辈说。这种精神,无愧为欧阳文忠的门生,得之于欧阳的提挈,加倍还诸再一代的后学。

至六月十一日,病苦略减,勉强可以扶杖而行,心情也就较为开朗。米芾受地方政府推荐,即将计偕晋京,特来辞行。告别时,苏轼坚欲从床上起来,亲自送别于闸屋之下。

十二日从仪真出发,渡江过镇江,润州太守王承议来迎,谢未登岸。至京口,外甥柳闳来,念及堂妹小二娘与堂妹婿柳仲远的先后丧亡,不禁大恸。

小二娘是苏涣的幼女,与轼、辙是同祖的嫡堂兄妹,嫁润州柳瑾(子玉)之子仲远。子玉是苏轼为杭州签判时的忘年交,情谊甚厚。

小二娘病逝于绍圣二年四月,其时仲远在做定州签判,小二娘亦随夫在任。苏轼在惠州,接到仲远寄来的讣报,已是百日之后,苏轼为文遥祭,情辞十分凄切。如言:宫傅(苏序)之孙,十有六人,契阔死生,四人仅存。四人者,轼、辙兄弟,留在故乡的苏子安和嫁在外省的小二娘,四个亲骨肉,现在则又丧失其一,亲枝凋零,不胜哀悼,如祭文言:万里海涯,百日讣闻。拊棺何在,梦泪濡茵。

柳家世居润州,苏轼北还至此,仲远也已故世,夫妇之墓在此。苏轼坚欲支撑起来,亲自带了外甥柳闳及迈、迨二子,同到墓地吊奠,祭文有曰:我归自南,宿草再易。哭堕其目,泉壤咫尺。这是最使老人痛苦的家族近亲凋落的悲哀,何况他自己又在病中。

归隐京口的前相苏颂(子容),已是八二高龄,适于是时逝世。

嘉祐年间,老苏在京师,与苏颂交好,两人认了本家,即所谓宗盟是也。苏轼在朝,熙宁初,从苏颂于文德殿下,他是三舍人之冠;元祐时期,奉职迩英阁前,颂又为五学士之首,都是同列中的前辈,颇受照拂。所以一听到苏颂的讣报,感念曩昔,伤悼万分。一面命过代自己前往吊唁,一面当作族中长辈之丧一样,召僧在寺追荐,还要自作功德疏,以表诚敬,但已写不终篇。

翌日,子容丞相的外孙李敒带了他的孙子前来谢吊,当时他们看到苏轼侧卧床上,面朝里床,呜噎涕泣,不能起身。 21

徽宗朝,改元建中靖国,不论曾布之类如何活动恢复绍述,但是韩忠彦尚在,表面上总还是两用的局面。所以苏轼还至江南,非常引人注目,而大江南北的老百姓,又都以当年期待司马光的舆情,希望朝廷能够用他为相。

这种舆情,化为传言,外间就盛行苏轼即将入相的传闻。真州太守傅质最先问起此事,苏轼诚惶诚恐地答道:

再辱手教,伏审酷热起居清胜。见谕,某何敢当,徐思之,当不尔,然非足下相期之远,某安得闻此言,感愧深矣。

体中微不佳,奉答草草。

这还在初起病时。其后,病日益重,而谣言的散布亦日益远。

章惇已经贬往雷州,他的儿子章援因要安顿家眷,不能随行,现在方从浙东来到京口。他也听到了苏轼即将入相的传闻,并且知道这位万里南归的座师,也在京口,只是内心愧恧,不敢求见。

章惇两个儿子章援、章持,都是元祐初苏轼知贡举时所录取的门生。照当时礼俗,门生之于座师,衔一日之恩,便该终生敬礼不衰。无奈苏、章两家,政治立场发生歧异,而章援在京,为帮他父亲起复,日夕奔走于时相刘挚之门,与挚子刘斯立交往密切,故于师门,似乎早已断绝往来,至于今日。

章援深信苏轼在天下人热切想望之下,朝廷顺应舆情,定会拜相。他明白父亲过去种种作为,非常恐惧万一苏轼入相后,回手报复,如何得了。自己对这座师,敬礼久废,现在又将以何面貌,前往谒见?再三筹思,还是不敢造次,写呈了一封七八百字的长函,具录如次:

某惶恐再拜端明尚书台座:

某伏闻旌旆还自南越,扬舲江海,蹑屐岭峤,执事者良苦,数岁以来,艰险备至,殆昔人之所未尝,非天将降大任者,岂易堪此?窃维达人大观,俯仰陈迹,无复可言。不审即日尊体动止何似?

伏念某离远门墙,于今九年,一日三月,何可数计?传闻车马之音,当欢欣鼓舞,迎劳行色,以致其积年慕恋,引领举足,崎岖瞻望之诚。今乃不然,近缘老亲重被罪遣,忧深虑切,忘寝与食。始闻后命,方在浙东,即欲便道省觐,又顾幼稚须携挈,致之所居,今暂抵此,治任裹粮,旦暮远行,交亲往来,一切皆废。此则自侪于众人,宜其所以未获进见者。某于门下,岂敢用此为解?舍馆定,然后求见长者,是为有罪,况于不克见者乎!逡巡犹豫,事为老亲,固当审思耳。

迩来闻诸道路之言,士大夫日夜望尚书进陪国论,今也使某得见,岂得泊然无意哉!尚书固圣时之蓍龟,窃将就执事者,穆卜而听命焉。

南海之滨,下潦上雾,毒气熏蒸。执事者亲所经历,于今回想,必当可畏。况以益高之年,齿发尤衰,涉乎此境,岂不惴惴?但念老亲性疏豁,不护短,内省过咎,仰戴于上恩,庶有以自宽,节饮食,亲药物,粗可侥幸岁月。不然者,借使小有惉懘之情,悴于胸次,忧思郁结,易以伤气,加以瘴疠,则朝夕几殆,何可忍言?况复为淹久计哉!每虑及此,肝胆摧落。是以不胜犬马之情,子私其父,日夜觊幸。圣上慈仁,哀矜耆老,沛然发不世之恩诏,稍弛罪罟,尚得东归田里,保养垂年。此微贱之祷,悲伤涕泣,斯须颠沛,不能忘也。

傥问焉而执事者以为未然,使某也将何以为怀?诚不若勿卜而徒自然,庶几之为愈也。傥以为可凯也,固愚情所欲闻。然而旬数之间,尚书奉尺一,还朝廷,登廊庙,地亲责重,所忖度者幸而既中,又不若今日之不克见,可以远迹避嫌,杜谗慝之机,思患而预防之为善也。若乃思世故多端,纷纭轇轕,虽弥日信宿,未可尽剖,勃鞮,所谓君其知之矣,宁须多言!

独恨九年之间,学不益博,文不益进,以此负门下。然古人有闻之而不言,能之而不为,存之而不论者,窃尝留意焉,未若面得之也。请俟它日,仰叩绪余论,不胜拳拳之情,敢言之执事者,伏惟财幸。

暑溽异甚,伏望保护寝兴,万万珍重。不宣。

某惶恐再拜。 22

苏轼读完这封长信,一面回头对苏过赞道:这文字,司马子长之流也!心里则非常同情章家父子的遭遇,一点也不想章惇百计陷害的恶毒,也不在意章援对于师门的忽视,仍然认他们一个是多年的老友,一个是得意的门生,立即叫人铺纸磨墨,扶病起床,亲笔写复信道:

某顿首致平学士:

某自仪真得暑毒,困卧如昏醉中。到京口,自太守以下皆不能见,茫然不知致平在此,辱书乃渐醒悟。伏读来教,感叹不已。

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但已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主上至仁至信,草木豚鱼所知也。建中靖国之意,可恃以安。

海康风土不甚恶,寒热皆适中,舶到时四方物多有,若昆仲先于闽客广舟中准备家常要用药百千去,自治之余,亦可及邻里乡党。又丞相知养内外丹久矣,所以未成者,正坐大用故也。今兹闲放,正宜成此,然可自内养丹,切不可服外物也。某在海外,曾作《续养生论》一首,甚愿写寄,病困未能,到毗陵定叠检获,当录呈也。所云穆卜,反复究绎,必是误听。纷纷见及已多矣,得安此行为幸。又见今病状,死生未可必,自半月来,日食米不半合,见食即先饱,今且归毗陵,聊自欺此我里,庶几且少休,不即死。

书至此困惫,放笔太息而已!

某顿首再拜致平学士阁下。六月十四日。

这封书信的亲笔真迹,至章惇的孙子章洽教授手上,还世袭珍藏着,时以出示宾客,又说此书纸背,苏还写一白术方,当然也是衷心介绍章惇服用的。其实这就非常好笑,章惇掌握政权时,非欲置苏轼于死地不可;而苏轼北还,见章惇谪雷,却劝他养丹储药以养生。同是圆颅方趾的人,用心之不同有如此。

七 逝世

六月十五日,苏轼坐船循运河航赴常州。这几日,体气已稍恢复,苏颂的外孙李敒从河岸看到他,头戴小冠,身披一件半臂(背心),坐在船舱里。运河两岸挤满了当地老百姓,希望一瞻这位大名士的风采,苏轼顾谓坐客道:莫看杀轼否! 23

船到奔牛埭,钱世雄等在那里迎接。苏轼独自卧在榻上,慢慢坐起身来,对世雄道:

万里生还,不料要以后事托你了。只是我与子由,自从贬往海南,就不得再见一面。倘若从此永诀,此痛难堪,其余都无所谓。

停了好一阵子,舒过一口气来后,续道:

我前在海外,写得《易》《书》《论语》三部书稿,今天想要全部托付给你,希望不要拿给别人看。三十年后,会有知者。

语毕,取出一只箧子,要打开来,却找不到钥匙。钱世雄说:某现今才得机会随侍先生,不会马上就要谈到这个。 24

船到常州,苏轼等就直接迁入顾塘桥的孙宅住了。

苏轼遂于这个月内,上表请老(退休),朝廷准以本官致仕。此时,参寥已经回到西湖智果院,派专人前来问安。苏轼作答书中提到请求致仕的原因,如言:

某病甚,几不相见,两日乃微有生意。

书中旨意,一一领,但不能多书历答也。

见知识中病甚垂死,因致仕而得活者,俗情不免效之,其他不恤也。

钱世雄每天都来,来则陪他在病榻边聊天,听他慨然追论往事,谈谈以往的人物,或则检出岭外几年间的诗文稿来给他看。苏轼说得高兴,时发一笑,世雄觉得他笑时眉宇间秀爽之气,照映坐人 25 。

七月盛暑,当地久旱不雨,苏轼命家人检出一幅黄筌画的龙,挂在中堂,他每夜亲自上香祷雨。这是他做州郡官时的习惯,现虽致仕家居,且在病中,亦不改关心大众生活的诚心。苏家旧藏的一些画件,多年未加整理,也趁此夏日,叫人拿出来,在阳光里晾曝,自己也还能出来略略检点。

亲友们任何馈赠,苏轼一概不收,只有钱世雄送的和饮子与蒸作(饮料与点心),都欣然接受了,但作谢片说:切望止此而已。

世雄如有一天未来,则派人去催请。来了,就以谈笑为乐。七月十二那天,精神更好一点,有起床来写写字的兴趣,就为世雄写了一幅惠州所作的《江月五首》。第二天,又为在惠州时寄世雄的《小字桂酒颂》写了题跋。

自从初五日起,至十三日这一周间,苏轼病况日见轻减,精神恢复不少;但至十四日病情忽然转剧,夜发高烧;十五日热毒大作,停服一切药物,只以参苓汤代茶。《与钱济明书》云:

某一夜发热,不可言。齿间出血如蚯蚓者无数,迨晓乃止,困惫之甚。

细察疾状,专是热毒,根源不浅,当专用清凉药,已令用人参、茯苓、麦门冬三味煮浓汁,渴即少啜之,余药皆罢也。

庄生闻在宥天下,未闻治天下也。三物可谓在宥矣。如此而不愈,则天也,非吾过矣。

国人论医疗,有不药为中医之说。苏轼所用方法,就是停止服食治病的药物,只饮参苓汤人参主安精神,定魂魄,开心益智;茯苓安神;麦门冬疏导心腹结气,暖胃意在培养元气,以身体自己的抵抗力来却病。

病象显示,苏轼患的是痢疾,用这个不药为中医的办法来对付细菌性的传染病阿米巴痢疾,将归失散,几乎是必然的命运。何况这一年来,全在长途跋涉中生活,历尽严寒酷暑、雨露风霜的摧残,体力本已十分亏损,真州再度中暑,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齿间出血之日,忽又气逆上冲,日夜只好倚坐床头,不能平卧。陆元光将自用的一块懒版送来供苏轼卧用。懒版即古之交床,纵横三尺,垫在背后,苏轼觉得舒服多了。

后来他就是靠在这块懒版上过世的。 26

钱世雄眼看这病几已无药可治,濒临绝望的情急中,弄来一服神药劝他服用。苏轼说:神药理贯幽明,未可轻议。但却不吃。

陈辅之来候病,儿子们不敢通报。苏轼听到了,叫他们赶快追上去请他回来,相与道故。

苏轼自知不起,十八日把三个儿子都叫到病榻边来,对他们说道:吾生无恶,死必不坠(地狱)。又曰:至时,慎毋哭泣,让我坦然化去。这和苏格拉底临命前所说我要安静地离开人世,请忍耐、镇静,完全是同样的口吻。

至二十一日,自觉稍有生气,命迨、过二子来扶他起床,试行数步。

二十三日,睡醒过来,看到径山寺长老维琳的名刺,知他冒暑远来探病,惊叹久之,备书邀他晚上来对榻卧谈:

某卧病五十日,日以增剧,已颓然待尽矣。两日始微有生意,亦未可必也。

适睡觉,忽见刺字,惊叹久之。暑毒如此,岂耆年者出山旅次时耶!不审比来眠食何似?某扶行不过数步,亦不能久坐,老师能相对卧谈少顷否?晚凉更一访。惫甚。

二十五日疾革,又手书与维琳道别:

某岭海万里不死,而归宿田里,遂有不起之忧,岂非命也!夫然,死生亦细故尔,无足道者。惟为佛为法为众生自重。

苏轼作此书时,虽已自知不起,但他心里非常平静,觉得一个人,怎么样个死法都无所谓,重要者是活着的时候,究竟是怎么个活法,此即庄子所说的善吾生,所以善吾死也。苏轼一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且已竭尽一切,善事其生,所以今日,他能坦然写道:死生亦细故尔!

维琳是苏轼帅杭州时,聘来主持径山寺的长老,至今已历十年。苏轼再贬海南的消息传到东南时,很多浙僧每日为他祈祷佛祖保佑,无恙早愈,维琳是其中之一。

二十六日,维琳来对苏轼说偈曰:

扁舟驾兰陵,目换旧风物。

君家有天人,雌雄维摩诘。

我口答文殊,千里来问疾。

若以偈相答,露柱皆笑出。 27

苏轼神志清明,口答一偈:

与君皆丙子,各已三万日 28 。

一日一千偈,电往那能诘?

大患缘有身,无身则无疾。

平生笑罗什,神咒真浪出。

维琳不懂神咒的典故,苏轼说话似已不甚利落,故索笔书曰:昔鸠摩罗什病急,出西域神咒三番,令弟子诵以免难,不及事而终,后二日属纩。这三十一字,是苏轼一生中的绝笔。 29

二十七日,病况更加恶化,上体热燥,下身寒冷,时有气息不支的现象。 30

二十八日,临危,听觉先失,然而神明丝毫不乱。维琳在他耳边大声道:

端明勿忘西方。

西方不是没有,但个里着力不得。苏轼回答。钱世雄在旁,也凑近耳畔大声道:

至此更须着力。

苏轼答曰:着力即差。 31

世雄还要再问:端明平生学佛,此日如何?

轼曰:此语亦不受。 32

迈趋前问后事,不答。

苏轼遂此湛然而逝。时为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二十八日。

三子迈、迨、过;六孙大房的箪(楚老)、符(仲虎),二房的箕、筌、筹(其中一个乳名叫普儿,一个叫淮德),三房当时还只有一子,曰籥,都在寝前送终,承衾痛哭,遵礼盛敛。

明年,改元崇宁,闰六月二十日葬于汝州郏城县钓台乡上瑞里嵩阳之峨眉山,即今河南省之郏县。

苏家祖茔,原在眉县老泉山。关山阻隔,路途遥远,势已不能归葬。苏辙买田临汝,子孙安居许昌,几已不作他迁之想。所以生前兄弟计议已定,在郏城县自有地上辟设一个流寓在外的苏氏族墓,墓地有山,名曰峨眉,亦是巧合。所以苏辙迎柩文说:地虽郏鄏,山曰峨嵋,天实命之,岂人也哉!

苏轼继室同安郡君王氏的灵柩,自始即厝于京师道院,至今已历九年。此时,迈等先赴郏城营墓,然后回到常州奉丧;苏辙先期已将亡嫂的灵榇,自京师迁至墓地附近的精舍等待,然后夫妇合葬于此,也是遵照苏轼生前的遗意办理的。

苏辙遵遗命撰墓志铭。

苏轼最后的仕历是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守礼部尚书;谪后,复朝奉郎、提举成都玉局观。墓志说:公自元祐以来,未尝以岁课乞迁,故官止于此。勋上轻车都尉,封武功县开国伯,食邑九百户。

著作有《易传》九卷、《书传》十三卷、《论语说》五卷,《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奏议》十五卷、《内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诗》四卷。

八 浩气不亡

苏轼生命中,天赋一腔迈往之气,一副热烈心肠,再经后天儒学者的严格训练,两者统合起来,成就为一个抱负非凡、才气纵横的知识分子。他那胸襟浩荡而正气凛然的人格,随时随地发出灼灼的光芒,照耀在人们的眼前。

人世从无一个完美无缺的社会,所以需要正直而勇敢的批评,带动人类文明不断进步。

作为一个有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必有勇气为天下先,担起这份艰危的职责。他们必须特立独行,不为世俗所蔽,不与现实妥协,勇于挞伐社会中现存的成见、迷信和一切腐旧的功利思想;更须奋不顾身,向已经建立起来的权威挑战。

所以,如无这种使命感,而且乐与世俗同化,追求物质或感官享受,心有畏惧的人,不能算是真正的知识分子。

真正的知识分子,必具强烈的正义感和是非心,不向任何权势低头,只对自己的思想见解负责。要说的话,就痛痛快快说出来;要哭要笑,就大声哭笑。他们是观念的行动人物,所以从来不屑瞻顾,更不稍自掩饰锋芒。

然而,总是披着虚伪外衣的现实社会,怎能容忍如此认真的异端存在?尤其是最现实的政治社会,更不能听任一个异端的言论散布四方,动摇权势的架构。

苏轼一生,几与祸患相终始,其故即在于此。

北宋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文化大帝国,苏轼生在这个知识广被推重、文化达到巅峰的时代,故能以生长于西南偏鄙之地的一个草野青年,一入京朝,立即崭露头角;但是宋代的文化虽然灿烂,而士大夫所操持的现实政治却并不理想,使一个原想出山求为世用的凤凰,成了被人人厌恶的乌鸦。

苏轼从政以来,与实际政治的当权人物,几乎没有一个不曾发生过冲突。王安石、吕惠卿当权时,他是反对新法的尖兵;司马光做相,本是互相尊重的同道,但只为了差免役问题发生争论,几乎要遭排斥。不过王荆公和司马温公,都还是各有政治原则的伟大人物。及至刘挚为相时代,大家只为权势利禄自谋,他之发动台谏,围剿苏轼,只是怕他夺位而已。苏轼对此只有一片破琴之梦中的悲悯而已。

苏轼的伟大,在于他有与权力社会对立的勇气与决心,一则得之于知识力量的支持,二则出于虽千万人,吾往矣!那份天赋的豪气。这两种气质合起来,造成他薄富贵,藐生死的大丈夫气概。这气概,虽然使他拥有至高无上的精神财产,然而,自古以来,幸福和伟大,常不两得,自由与安全,亦无法两全,苏轼之必须成为悲剧人物,几乎是必然的命运,但他也和苏格拉底一样:果是天意如此,我很乐意接受。

苏轼在政治上的表现,是以气使志;而文学上的成就,也得力于善用其气,千年来的文学批评家,几乎公认此是苏轼的特质。苏轼自论作文,有曰: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明白说是胸中自有一股蓬勃之气,能够役使笔力,尽情发泄,由此得到快意。又曰:作文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映生。云之行,水之流,皆是气势之动,动止皆由于气。

苏轼逝后将七十年,宋孝宗赵眘好其文而追慕其人,赠太师,敕曰:苏轼养其气以刚大。御制《苏文忠公集》序并赞,解释气和节的关联,则曰:

成一代之文章,必能立天下之大节。立天下之大节,非其气之足以高天下者,未之能焉。盖存之于身谓之气,见之于事谓之节。节也,气也,合而言之,道也。

《宋史苏轼传》承其意,论曰:

器识之闳伟,议论之卓荦,文章之雄隽,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为之主,而以迈往之气辅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达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为。至于祸患之来,节义足以固其有守,皆志与气所为也。

又王称《东都事略》总论曰:

受之于天,超出乎万物之表,而充塞乎天地之间者,气也。施之于事业,足以消沮金石;形之于文章,足以羽翼元化。惟轼为不可及矣。故置之朝廷之上而不为之喜,斥之岭海之外而不为之愠,迈往之气,折而不屈,此人中龙也。

凡此之论,皆言气之为用,而苏轼自论气之本体,认是形象之外,非力而致,超乎生死的一种永恒的力量。他说:

是气也,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岳;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此理之常,无足怪者。(《韩文公庙碑》)

苏轼因为自信生有自来,逝有所为。所以面临天人生死之际,能说:生无恶,死不坠。又深信躯体虽亡,但不待生而存的这腔浩然之气永远不死,所以他在给维琳长老的信上说:死生亦细故尔。气不恃力而行,所以维琳劝他临终莫忘西方,钱世雄劝他至此更须着力,他便回答道:着力即差。

苏轼生平虽好佛学,但不过用以疏解一时的心理痛苦而已,临命却不苛求外力。钱世雄问他:端明平生学佛,此日如何?苏轼斩钉截铁地回答他道:此语亦不受。

维琳和钱世雄都不足以知苏轼。其实,他于病危中答维琳偈中,已笑鸠摩罗什妄想以西域神咒的法力来挽救生命之举为浪出,焉肯自于弥留之际,妄起往生西方之念,抛却儒学家的本分刚大之气,至死不衰。

苏轼一生与谤毁、诬陷和迫害相纠结,在被侮辱与被压迫的苦难中,自寻种种纾解的方法,像搜寻治病的药方一样勤勉。庄子的齐物哲学给他的影响很大;佛学,特别是禅门的了悟,自喻为得常啖食的猪肉,对他也很受用;不论如何困苦,他都热爱生命,所以对于服食求神仙的玄说,也常寄以幻想;最后发现自己总是一个生于大地上的凡人,所以于歌咏爱情、友谊、佳肴、美酒,欣赏书画艺术之余,更以最大的热忱,尚友陶潜,要以回归自然,做他最后的归宿。

人间何处不巉岩,人生本就充满痛苦。苏轼文字中,充满种种超脱的譬喻,都是他纾解心理压迫的良药,因此使他成为烦恼时代里勇气和乐观的代表,使不幸的人学习他的豁达,度过心灵的黑暗时期;使幸福的人,对在苦难中奋斗的人,生出同情与敬佩。

苏轼是一个力求精神自由,富有性情的人,所以喜欢和朋友作毫无遮拦的谐谑,恣意说笑,但却绝对容忍不了庸俗,特别厌憎虚伪的做作。他是一个求痛快的人,假使不能怒骂,他就用嘲讽来发泄这种情绪。充满机智的嘲讽使旁人称快,却也使受者刻骨仇恨。然而,一千年来,同情他的多数人,从那些讽喻中,领略他的热情,欣赏他的正直。

每个时代,每一个人,都能从他这面大镜子里,发现自己怀有与他同样的感情,同样的理解,同样的诗情画意,只是我们说不出那些天生的好言语来。所以,他的若干诗句,文章中许多词组,流传在千年众口中,成了妇孺皆知、人人引用的俗谚或成语。

苏轼说话,喜欢用譬喻,甚至一篇文章开头,接连用七八个譬喻来帮助说明一个事实,使物我之间,物物之间,发生无穷的联系,产生无穷的想象。苏轼的文字,自言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所以能随物赋形,从心所欲,说一件事,理直气壮,描写一个物,维妙维肖,用最简单最少的字眼,表达人间万象。

苏轼笔下,元气淋漓,不但波澜壮阔,而且瞬息万变,令人目不暇接,时而把人带到永恒的边缘,蓦地又回到平凡的人世。所以千年来的读者,惊呼:东坡,其仙乎!

古来诗人,被称为仙者,只有李白和苏轼二人。自贺知章称太白为谪仙后,诗仙几乎成了他的专衔,妇孺皆知。第二个被称仙的诗人,只有苏轼,曰坡仙,因他曾梦仇池,又曰仇仙。

现代学人叶嘉莹分析这两大诗仙的不同,以为李白是仙而人者,以其恣纵不羁的天才,生此庸懦鄙俗的人间,不为世容,原是命定的悲剧;东坡则是人而仙者,所以他和我们一样有做人的烦恼和痛苦,不过他有几分飘忽的仙气,得从超越凡俗的旷观中,获得解脱。 33

所以我们总觉得李白天马行空,如在天上;而东坡永远和我们一起生活在这大地上,同其悲欢,同其好恶,像个亲密的朋友。

九 子孙

轼有三子,迈、迨、过。

长子苏迈,字伯达,为嫡配通义君王氏所出。七岁丧母,二十岁父亲陷御史台狱,随往京师,奔走照顾。翌年,即侍父远谪黄州,同度患难者五年。至轼迁汝州,他才得出仕为德兴县尉,老父送他到湖口,同游石钟山而别。

元祐初,叔父苏辙为谏官,揭发吕惠卿兄弟奸状,惠卿幼弟温卿时知饶州,将欲罗织苏迈以为报复,辙先奏乞罢官,才得免祸。

后以雄州防御推官任河间令。苏轼出帅定州,宣抚河北,又因亲嫌而罢。

不久,苏轼被罪远谪岭外,迈从至金陵,奉父命挈带阖家大小移住宜兴。

苏迈怀念在惠州的老父,设法去注官粤南,得授仁化令,好不容易带了一家人到得惠州,不料时相章惇说惠州和韶州(仁化为韶州辖邑)是邻郡,应该回避,他就不能到任。未久,苏轼又被命过海,迈只得住在惠州白鹤峰上,为父随时购办酒米药物等项,托船航运海南,接济老父生活所需。

叔父苏辙谪雷州,途经惠州,也将家眷留在他那里,住在一起,有无相共。轼诗所谓大儿牧众稚,四岁守孤峤者,他就这样在惠州住了四年。

后来,随父从岭南万里回到常州,不幸老父一病不起。这时候,苏迈已是四十三岁的中年人了。

苏轼逝世后,诸子迁往许昌,与叔父苏辙比邻而居。

大观元年,苏迈起知嘉禾县,又四年罢归。

长子才华,虽然不及两弟,但也能诗,曾与老父联句破闷。《东坡志林》有一则云:

儿子迈幼尝作《林擒(苹果)》诗云:熟颗无风时自脱,半腮迎日斗先红。于等辈中,亦号有思致者。余已老,无他技,但亦时出新句也。尝作《酸枣》诗云:叶随流水归何处,牛载寒鸦过别村。此句亦可喜也。

而赵德麟则说,苏轼看到迈作叶随牛载这一联诗句时,笑道:此村长官诗。后来果以州县官以终。其实苏轼生前生后,皆在祸患之中,追害凶锋,并及子弟,虽如苏过所感叹的:吾长兄年五十有三,不能俯仰于人,犹为州县吏。(《斜川集》)但能善保其躬,已经很不容易了。

轼故后十八年,宋徽宗之宣和元年(1119),迈亦逝世,得年六十一岁,官止驾部员外郎。

次子苏迨,字仲豫,小字竺僧,为继室同安君王氏所出。生来身体非常羸弱,到四岁还不会走路,好似患着小儿麻痹那样的痼疾,百药罔效。当时苏轼在杭州做签书判官,与住持天竺的辩才法师交好,就将他皈依在这位法师名下,得他祈祷之力,才能开始走路。然而其他病痛,长年不断,后得道士李若之对坐播气,感觉腹中如得阳光暖照,四体皆温,自此以后才慢慢健康一点。

苏迨志尚奇逸,好为《楚辞》。元丰八年跟着父亲到登州去,途经淮口,作《遇风》诗,才华初露,使父亲大为惊喜、赞誉。这时候,他还只有十六岁。

元祐初,父亲为他求婚于欧阳修的孙女欧阳斐之女。他因身体不好,一直就跟在父母身边。苏轼南迁,迨涕泣求与从行,父亲顾虑他体弱多病,不宜远赴南荒瘴恶之地,百计慰留,赠以手书六赋,劝他跟大哥回宜兴去住。

苏迨久病,自习医药。至元符三年,苏轼获赦将归,迨复往迎岭外,兄弟三人重聚,侍父遍游南粤诸名胜。

父亲故世后,苏迨敦守旧学,闭门读书者又十年。

苏轼常常自叹不善治生,不为己谋。苏轼生前,三房兄弟仅赖宜兴田产年收谷米七百斛为生。父死后,他们移家许昌,生事萧然,苏辙将他在浚都一座别业卖掉,得钱九千数百缗,全部给了他们,嘱勿轻用。 34

苏轼逝后不到一年,崇宁元年(1102)五月党祸复起,被列名为奸党者的子孙,不许官京师。苏轼是待制以上官这一类中的首恶,他的儿子就连做地方小吏的机会也没有了。因为这个缘故,迈至四十九岁,才得重作县令;苏迨到四十二岁才远赴武昌,做个管库官。情况非常明白,他们之所以垂老复出,并非乐于做官,只是救贫而已。《斜川集送仲豫兄赴官武昌叙》说:

某生最后,不及见先君少时行事也。比成人,能区别,则先君历清华、典方面,既贵矣。然窃观其退居于家,藐然陋巷布衣、粝食寒士有所不能堪,而先君安焉。故能糠粃富贵,而不少贬于流俗。所谓季文子相三君,家无衣帛之妾,厩无食粟之马,殆类是矣。子孙虽不能仿佛其万一,然清介廉苦之风,抑有类焉。故吾长兄年五十有三,不能俯仰于人,犹为州县吏;仲兄少不乐仕进,亲戚强之,今四十有二,始为管库官,又飘然远游江湖千里之外,此其中必有遗世故而轻外物者矣。

过,字叔党,与迨同母所生。三兄弟中,论性情才气,文章翰墨,以这少子得诸其父者为最多。苏轼观过所画《枯木竹石图》,以为老可(文同)能为竹写真,小坡今与石传神。从此他就以小坡出了名。

十九岁,以诗赋考中两浙路的举人,没能通过礼部试。元祐七年,苏轼做兵部尚书,叔党以荫为右承务郎。

不久,遭逢家难,侍父转辗于岭外惠州、海南各地,老父饭食服用,一应生活所需,都由他一个人承担下来,没有事情没做过。晁说之说:翁板则儿筑之,翁樵则儿薪之,翁赋诗著书,则儿更端起拜之,为能须臾乐乎先生者也。(晁撰《叔党墓志铭》)

苏轼旅踪所至,每有诗作,过必和唱,使这穷居潦倒的父亲,喜不胜言,要起渊明于地下,问他:你有这样的快乐吗? 35 他们在海南,不大有肉吃,每天食芋饮水,关门度日。叔党变化煮芋的方法,做了玉糁羹给父亲换换口味,苏轼以为天下酥酡则不可知,人间决无此美。

初至海上,作《志隐》一篇,苏轼看了,拂髯欣慰道:吾可以安于岛夷矣!但命作《孔子弟子别传》,则父亲所期望于这个儿子的,依然是儒家的济世利物的使命。

苏过侍父南行之初,年才二十三岁,父子二人,相依为命,共度艰危万状的暗淡生活。他在海南寄诸兄弟诗说:我似当时常校尉,掘鼠餐毡从属国。次韵谢民师说:饥人但觉粃糠美,忧患始知田舍乐。等到老父蒙赦,随父北归,他已三十岁了,自谓:丁年而往,二毛而归。忍辱负惭,只余一把辛酸之泪了。

不料回到常州,更遭父丧。翌年,党祸又起,身为元祐党人首恶之子,续被编管,只得潜身许昌,在湖阴觅得一块水竹数亩之地,名曰小斜川,自号斜川居士,读书作画自遣。

苏过出仕,初监太原府税,后又做过颍昌府郾城县令。宣和中,党禁初弛,始得入京师,寓居景德寺僧房,在那儿发生了一段故事:

一日,苏过忽见快行家带一小轿同到寺来,传旨宣召,催促立刻登轿。虽然不明白是什么事,但也不敢不去。

进入轿中,眼前有物遮挡,上则无顶,另有一柄小凉伞罩着。两个轿夫抬着轿子,行走如飞。大约走了十多里路,到一长廊下停了轿,有内侍一人,自上而下,领他升一小殿中,帝已先坐座上,身披黄色褙子,头戴青玉冠,一大群宫女环侍左右,不知其数。他也不敢仰视,心里则知道这里已是崇高莫大之居。

时当六月盛暑,殿中积冰如山,喷香如烟雾,缭绕不散,冷得直叫人发抖。俯仰之间,举眼所见,都是不可名状的非凡景象。

苏过起居(行礼)毕,帝谕曰:

听说卿家是苏轼之子,善画窠石,现有一面素壁,烦你一扫,没有别的事。

过再拜承命。就这殿壁,略一相度,濡毫落笔。不久,画成了。皇帝起身纵目而观,叹赏再三,命宫人捧赐釂酒一钟,另有甚为丰渥的赏赍,苏过拜谢下殿。

仍然走那条长廊,登上小轿出来,也不知道走过哪些地方。回来后,还是如梦如痴,不甚明白。 36

如所传说的故事确为事实,则禁宫中怎么会知道苏轼有子能够绘画,而且知道此人现在京师,住在景德寺里。这中间必有一个说客,多半是徽宗嬖幸的司笔太监梁师成。

梁师成,黠慧能文,初时管领睿思殿文字外库,善于逢迎帝意,后来就掌管宫中重要的文书,迁至河东节度使。政和间,官至太尉,权倾一时。

师成自惭形秽,为要标榜身份,冒称他是苏轼的出子(外面情妇所生的儿子)。这是当时通行的骗术,童贯亦是。如徐梦莘《三朝北盟汇编》说,童贯欲自为韩魏公(琦)出子,屡向吏部侍郎韩粹彦示意,粹彦毅然拒绝道:先公平昔无兹事。后来王珪的第三子王仲嶷贪图富贵,自往揽承。童贯大喜,改称王禹玉的出子。《三朝北盟汇编》又说:师成与轼诸子叙拜为兄弟行。其实迈、迨皆在外地,所以他所能结交的只有时一至京的苏过。他向徽宗介绍苏过画壁,亦不过要证实他并未伪冒身份而已。

当时,天下禁读苏文,禁止收藏苏轼遗墨,其尺牍在人间者,也都被毁。据说梁师成曾向徽宗申诉:先臣何罪,禁诵其文章,灭其尺牍。于是,禁令开放,苏轼的遗文手迹,才稍得复出。梁师成权高位重,炙手可热,他要下交苏过,苏过逃不过这重网罗,不能显绝师成,许是事实。然而,洛学弟子们作《朱子语录》,却诬言师成自谓东坡遗腹子,待叔党如亲兄弟;又说过以父事之,指苏过做了梁师成的干儿子,简直是胡言乱语。

环境侮虐,面对乖谬,居常使人激变出佯狂玩世的态度,用谑浪大笑来代替内心的哭泣。晁撰《叔党墓志铭》说:

或时一至京师,自得于醉醒而徜徉一世之外。所遇者与谈,靡不倾尽造次。大笑谑浪间,节概存焉。唯有知之者知之也。

这就是为苏过辩诬而言。事实上,苏过并未依靠梁师成做上大官。后来循资为真定通判,赴任时,途经河北镇阳道中,遇上一伙强盗,胁使相从。苏过说:

你们知道世有苏内翰吗?我即其子,岂肯跟随你们这班人求活草间。

他在贼巢中通宵痛饮。第二天去看他,则已经死了。时在宣和五年(1123)十二月,得年才五十二岁。

苏轼三子,共有十三个孙男。在他生时,只见过六个。长房长子箪(楚老),于祖父去世时,已经二十四岁;次子符(仲虎),年亦及冠;箕、筌、筹三个孙儿中,有乳名叫普儿和淮德的两个最幼。老人在扬州初和陶《饮酒》诗中,曾说:普儿初学语,玉骨开天庭。淮老如鹤雏,破壳已长鸣。他在海外,还是非常怀念这两个幼孙,《和陶郭主簿》诗说:淮德入我梦,角羁未胜簪。孺子笑问我,君何念之深?

籥是苏过的长子。过有七子,只有长子籥见过祖父,其余六子:籍、节、笈、筚、笛、箾,则皆于祖父身后才诞生的。

诸孙中唯长房所出的次孙苏符官最显达,建炎年间,由宣教郎补国子监,出知蜀州;绍兴中为秘书少监,擢太常少卿,历中书舍人、拜给事中。秦桧主和议,符与尹焞及台谏数人力言不可接受。后派赴金国为贺正旦使,察知兀术将分兵入寇,急忙归报朝廷,遂拜礼部尚书兼侍读,绍兴二十六年七月卒。

过子籍与符同朝,绍兴中官荆湖南路提点刑狱。余无可考。

宋孝宗敬爱苏轼,为其集撰作叙赞,崇赠太师,特赠其曾孙苏峤为台谏官。玄孙植、朴等尝与陆放翁交游,屡见于其题跋。

名臣之后,以不假借门第,干进利禄为难,苏轼诸子能够坚守清介廉苦的家风,虽小官恬然而往,进不希当世之用,退不谋三径之资。士于出处之间,不为物累,才是难得。

至如苏符,立朝持论,反对权相秦桧的和议,出使间预察金国的阴谋,其忠爱国族的精神,就是表显了苏家传统的志节。

十 身后

苏轼自海外北归,还至仪真,听说故乡蟆颐山他家祖坟边的老翁泉,曾经一度枯竭,心里觉得很奇怪,写信去问数十年来代他照顾坟庄的杨济甫的儿子子微,书曰:

某与舍弟,流落天涯,坟墓免于樵牧者,尊公之赐也。承示谕,感愧不可言。闻井水尝竭而复溢,信否?现今如何?因见,细喻。

又有一个传说:蜀有老彭山,东坡生则童,东坡死复青。 37 传说这一年老彭山果然又长起草木来了。

这种传说的意思,是以老翁那股泉水,象征苏轼生命的源头。而老彭山杰秀之气,本来独钟苏轼一身,所以草木不生;现在泉水复溢、彭山复青,都是苏轼生命垂尽的兆头。

蜀中出了苏轼这样的一个人物,蜀人对他当然非常关切。苏轼刚向朝廷请准致仕,乡人父老,便纷纷表示希望他能还乡。没想到这时候,他的病势已很沉重,不久,逝世的噩耗,就接着来了。

苏轼逝世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国,浙西、淮南、京东、河北等,都是他曾经留下甘棠遗爱的地方,老百姓们哀悼这个肯替他们说话、能替他们做事的好官,奔走相告,嗟叹出涕。秦陇楚粤之间,只要是苏轼生前曾经到过的地方,大家觉得和他有那么一份渊源、一份情缘存在,同声痛惜。

文教界所受的冲击,当然更大。士人们邀约同道,私祭于家。如京师太学里的教授和学生,不顾政治干碍,数百人集合在慧林佛舍,举行饭僧之会。

京师内外的故交,纷纷祭悼。当时的士大夫以及苏轼的朋友和门生,撰述的纪念文字一定多得不可胜计。但因后来党祸复作,都不存稿,所以流传甚少,只有李廌在苏轼会葬的斋筵上,作致语曰:道大莫容,才高为累。惟才能之盖世,致忌嫉之深仇。久蹭蹬于禁林,遂飘零于瘴海。皇天后土,知一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千古英灵之气。为天下所传诵。此因苏轼逝世时,李方叔还是一介布衣,顾忌较少,所以敢于直抒这番士林公论 38 。

做官的人,便不那样自由了。张耒当时,在知颍州任上,闻讣,举哀成服,自己掏出俸钱来在荐福禅寺做了一场佛事,本来只是尽其门生的本分,致其师弟之哀而已,不料这也遭到台谏的议论,被贬房州别驾、黄州安置。 39

世以苏黄并称,但是黄庭坚本人,并不敢这样想。苏轼过世后,庭坚在宅内供奉他的画像,每日晨起,整肃衣冠,在遗像前上香恭揖。有人问道:大家都以为你们二人,声名相上下耳,你以为如何?庭坚惊惶起立道:庭坚望能为东坡门下弟子,岂敢失尊卑之序! 40

余如李昭玘、廖正一等人,皆因是苏门中人,终生废黜以卒。思想先驱者,生前要遭受现实社会的迫害,古今中外,几乎没有例外,而门下弟子也必须忍受池鱼之殃,则是政治的酷虐。

苏轼还没有下葬,党祸就发作了。

韩忠彦是个忠厚、懦弱的贵族子弟,实在不懂政治权术,大权旁落而不自觉,直到曾布布置完备,专政的局面已成,他才想起来与他抗衡,愤懑中更自放弃原则,认为:尔主绍述,我觅一最善绍述者胜之。一错再错,他把虎狼引进来了。

蔡京为开封府尹时,与宫廷内侍都有交情,后在杭州,又与宫廷供奉童贯勾搭上了,代他呈献珍奇古玩,天天在皇帝面前替他说好话。出入宫禁的道士徐知常又常在元符皇后刘氏前盛道蔡京的才干。由此,宫妾宦官,众口一词地称誉蔡京,生长深宫的皇帝,大都欢喜听信妾宦的话,所以蔡京尚未入京之前,徽宗就有意起用他作宰相了。

邓绾的儿子洵武在徽宗御前密陈道:陛下是神宗之子,今相忠彦是韩琦之子。韩琦反对新法,现在忠彦就变更神宗之法。为人臣者尚能子承父志,我皇上反而不能绍述先帝,何其悖逆。故崇宁元年五月,韩忠彦便罢相了,并以蔡京、赵挺之为尚书左右丞。同时,再经谏官彭汝霖发动,党祸复起。

曾布和蔡京,原有嫌怨。忠彦既去,蔡京便正面攻击曾布以爵禄私其亲戚。布愤辩失仪,亦罢。七月,蔡京就顺利地登上了相位。

崇宁元年(1102)九月,党祸终于在蔡京手上发生了。朝廷诏籍元祐奸党九十八人。宰执以文彦博为首恶,待制以上官以苏轼为首恶,苏辙名列宰臣之内,而苏门四学士黄、秦、张、晁都列名在余官条下。罚状谓之奸党,请皇帝御书,刻成石碑,树立在端礼门前。

二年二月,蔡京做了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已是大权在握的首相了。四月,诏毁东坡文集、传说、奏议、墨迹、书版、碑铭和崖志,同时并毁范祖禹的《唐鉴》,苏洵、苏辙、程颐、黄庭坚、秦观诸人的文集。

然而,书物是愈禁止愈流行的。读书人秘密传诵,称苏轼为毗陵先生而不敢名。朱弁《风月堂诗话》一则,可证其事:

崇宁、大观间,(东坡)海外诗盛行,后生不复有言欧(阳修)公者。是时,朝廷虽尝禁止,赏钱增至八十万,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诵坡诗者,便自觉气索,而人或谓之不韵。

政府的禁令,可以说是很严格的了,不但毁版绝印,甚至不准持有和携带。但是东坡文字,秘密中流传愈广,对它的崇拜也更热烈。费衮《梁溪漫志》有一则故事云:

宣和间,申禁东坡文字甚严,有士人窃携坡集出城,为阍者所获,执送有司,见集后有一诗云:文星落处天地泣,此老已亡吾道穷。才力漫超生仲达,功名犹忌死姚崇。人间便觉无清气,海内何曾识古风。平日万篇谁爱惜,六丁收拾上瑶宫。京尹义其人,阴纵之。

崇宁三年(1104)六月,蔡京重籍奸党,将元符末年徽宗初政时期的臣僚和上书人加了进去,又将他所厌恶的及元祐大臣的子弟都一网打尽,所以人数增加到三百零九人之多。宰执群中改以司马光为首恶,待制以上官中,首恶仍是苏轼。御书勒碑,置文德殿门东壁。蔡京又自写一份,诏颁天下州军令刻石置于监司长吏厅堂,俾众共见,说是永为万世臣子之戒。其间,发生两则类似的故事,一见于《宋史》:

有长安石工安民,当镌字,辞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马相公者,海内称其正直,今谓之奸邪,民不忍刻也。府君怒,欲加之罪。民泣曰:被役不敢辞,乞免镌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后世。闻者愧之。

无独有偶,还有个九江碑工李仲宁。王明清《挥麈三录》云:

九江碑工李仲宁,黄(廷坚)太史题其居曰瑑玉坊。崇宁初,诏郡国刊元祐党籍姓名,太守呼仲宁,使劖之。仲宁曰:小人家旧贫窭,因开苏内翰词翰,遂至饱暖。今日以奸人为名,诚不忍下手。守义之,曰:贤哉,士大夫之所不及也!馈以酒肉而从其请。

政治权力,看似挟有雷霆万钧之势,神圣不可侵犯,其实,古往今来,邪恶的政权常在真正的民意之前,战栗颓败。蔡京可以挟天子以令天下郡县,遍立党籍碑,被以奸邪恶名,妄图传之万世,不料即使当时,人们的评价便已适得其反,魏了翁《鹤山题跋》云:

崇宁定元祐为奸党,元符上书人为邪等,以附元祐之末。且奸邪之名,人所甚恶;而子孙矜以为荣,作史者又以奸魁邪上为最荣。然则,谓随夷溷,谓跖蹻廉,千数百年间用事之臣,盖一辙也。

除出人们内心里一致的公意之外,还有天变。

崇宁五年(1106)正月,彗星出现于西方,尾长竟天,太白昼见。某夜,暴风雷雨大作,无巧不巧,单单将党籍碑打碎了。当风雷毁碑时,蔡京厉声道:碑可毁,名不可灭!但是,徽宗皇帝怕了,立即诏除朝堂外处的党禁石刻,下诏自咎,求直言,罢方田、岁贡、科敛、市易、香盐矾茶诸事。

二月,遂罢蔡京,畏天怒也。但所重用为右相的却是赵挺之。

政和改元,崇信道教的徽宗皇帝于宝箓宫内设醮祈禳,道士焚章伏地,历时甚久,才起来。皇上问是何故,答曰:适才到了玉皇大帝殿上,恰逢奎星奏事,等他完事后,才得上达。皇上问:奎星何神?答曰:就是本朝的苏轼。徽宗大惊,随即下诏追赠龙图阁待制,时在苏轼逝世后十年。

这是道士以神道设教的故技,谏诤皇帝的神话,徽宗也欢喜受骗。能够管束皇帝的,毕竟只有天。

靖康元年(1126)金兵围京师,移文开封府指名索取《东坡文集》、司马光《资治通鉴》诸书。大概因为金人都那么敬爱苏轼的著作,所以这一年又诏复翰林侍读学士的官衔。

宋高宗朝的建炎二年(1128),诏复苏轼为端明殿学士,尽还该得的恩数。绍兴元年(1131)特赠朝奉大夫,资政殿学士。绍兴九年(1139)诏赐汝州郏城县坟寺名为旌贤广惠寺。

宋孝宗说得上是苏轼的异代知己,他爱好苏轼的诗文,以一个日理万机的皇帝,却能挪出时间来精读苏轼卷帙不少的全部著作,已经难得;又甚敬重他的高风亮节,欣赏他的才华与迈往之气。乾道六年(1170)以知眉州的何耆仲之请,赐谥文忠。复又感念苏轼生平经纶不究于生前的寂寞,决然要议论常公于身后,再崇赠太师;九年(1173)复诏有司重刊《东坡全集》,御笔亲撰序赞,弁于集前,书赐轼之曾孙苏峤。这时候,距苏轼之逝,已经七十多年了。

理宗端平二年(1235)正月,诏议胡瑗等十人从祀孔子庙庭,苏轼位列张载、二程之上。这是春秋俎豆的大事,对于终身服膺儒学的苏轼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认定,并不等闲。

1 编者注:据《中国地名沿革对照表》,应为今广西玉林。

2 〔清〕张宗橚:《词林纪事》。

3 〔宋〕曾敏行:《独醒杂志》。

4 〔宋〕洪迈:《容斋三笔何公桥诗》。又何薳《春渚纪闻》云:先生翰墨之妙,既经崇宁、大观焚毁之余,人间所藏,盖一二数也。至宣和间,内府复加搜访,一纸定值万钱,而梁师成以三百千取吾族人《英州石桥铭》,谭稹以五万钱辍沈元弼月林堂榜名三字。至于幽人释子所藏寸纸,皆为利诱,尽归诸贵近,及大卷轴输积天上。丙午年金人犯阙,输运而往,疑南州无一字之余也。记中梁、谭二人,都是宋宫的大太监。

5 本集:《次韵韶倅李通直诗》自注。

6 〔宋〕曾敏行:《独醒杂志》。

7 〔宋〕曾敏行:《独醒杂志》。

8 〔宋〕赵令畤:《侯鲭录》。

9 〔宋〕何薳:《春渚纪闻》。

10 〔宋〕佚名:《瑞桂堂暇录》。

11 〔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又释惠洪《冷斋夜话》。

12 〔明〕陈邦赡:《宋史纪事本末》。

13 〔宋〕曾敏行:《独醒杂志》。

14 〔宋〕邵博:《闻见后录》。

15 〔宋〕彭乘:《墨客挥犀》。

16 据徐度《却扫篇》。刘恕子羲仲,字壮舆,尝摘欧阳《五代史》之讹误为纠缪,以示东坡。东坡曰:往岁欧阳公著此书初成,王荆公谓余曰:欧阳公修《五代史》而不修《三国志》,非也。子盍为之乎?余固辞不敢当。夫为史者,网罗数十百年之事,以成一书,其间岂能无小得失耶?余所以不敢当荆公之托,正畏如公之徒,缀拾其后耳。

17 林希初因章惇许以执政,所以欣然投靠,甘心降级为中书舍人,撰拟制诰,丑诋正人,不留余地。曾布为枢密院,章惇使林希为副,命他做伺察的工作。林希怨惇不令他做同省的执政,渐为曾布所诱,终于背叛了章惇,遭到邢恕的攻击,出知扬州,徙舒州,在任上病死。

18 方岳《深雪偶谈》、费衮《梁溪漫志》均载有轼拟居家宜兴,学生邵民瞻代为购定一屋,已付值五百缗,是夜,与民瞻散步月下,闻老妇人哭其产,毁券赠其屋价事。按东坡北归至常州时,已为病困,不能更至宜兴,遑论与民瞻月下漫步,其事不确。

19 书中所录诗,据本集乃绍圣间,人得此诗于沿流馆中,不知何人诗也。沿流馆待考。

20 《金山志》。

21 〔宋〕邵博:《闻见后录》。

22 〔宋〕赵彦卫:《云麓漫钞》。

23 〔宋〕邵博:《闻见后录》。

24 何薳《春渚纪闻》引钱济明《跋施纯叟藏苏公帖》。

25 何薳《春渚纪闻》引钱济明《跋施纯叟藏苏公帖》。

26 〔宋〕费衮:《梁溪漫志》。

27 〔宋〕赵彦卫:《云麓漫钞》。

28 东坡生于景祐三年丙子,至是年辛巳卒,以日数计之,仅得二万三千四百余日。云三万日者,举成数也。

29 〔宋〕傅藻:《东坡纪年录》。属纩:人濒死时置绵于口鼻之上以为候。

30 〔宋〕苏辙:《栾城集祭兄文》。

31 〔宋〕周煇:《清波杂志》。

32 〔宋〕释德洪:《石门题跋》。

33 叶嘉莹:《迦陵谈诗》。

34 〔宋〕苏籀:《栾城遗言》。

35 本集《和陶游斜川诗》:过子诗似翁,我唱而辄酬。未知陶彭泽,颇有此乐不?

36 〔宋〕王明清:《挥麈三录》。

37 〔宋〕张端义:《贵耳集》。

38 〔宋〕张端义:《贵耳集》。又见吕本中《紫微诗话》。

39 〔宋〕王称:《东都事略》。

40 〔宋〕邵博:《闻见后录》。

更新于:4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