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哲学史上,佛教的思想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尤其是佛教的禅宗一派所占的地位之重要,比其他各派更有过之,这是稍为留心宋明哲学的人都知道的。我们要研究秦、汉以后的中国哲学,则对于佛教中禅家的哲理,实有讲明的必要。要了解禅家的哲理,不能不先对佛教的整个思想和禅的来源得一大概的认识。为方便起见,先说明禅的来源,然后将佛教的大意择要讲述。
一、佛法与禅
(一)论禅的渊源和古禅今禅之别
禅的原文为禅那(Dhyana),是定和静虑的意思,即是由禅定使自我和神冥合的意思。关于禅的来源,有两种说法:
第一种,是说禅出发于《梵书》(Brahmana)和《奥义书》(Up ani-sad),然后由佛教中发达起来的。随着佛教传到中国,终于成立禅宗。原来《梵书》是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前500年间印度的重要经典,这种经典是属于祭祀的圣书,内含有不少的哲学意义。至于《奥义书》,是由古代最早的祭典如《四吠陀》等及《梵书》思想的启发而成立的。它的根本思想,在阐明自我即梵。把宇宙原理的梵(Brahmana)和个人原理的自我(Artman)合而为一。所以这两部书可说是印度古代哲学思想的渊薮。《梵书》载着需要口诀传授的秘密法。阐明密义的名阿兰若(Aranya),又名阿兰若迦,曾附载于《梵书》之末。阿兰若迦译为无诤处、寂静处、远离处,即在森林之下,山谷幽静之里,非深思沉虑不易领悟之场所。《奥义书》实为专为解释阿兰若迦的作品,所以禅的渊源即存于《奥义书》之中。禅那禅定之语,在《奥义书》中曾屡用之。在《奥义书》中关于静坐时须选择清净平坦之所;关于胸、颈、头三部须求直立,关于呼吸时应注意之事,关于诵经时应注意之事,均有详细说明。这时的禅法当然不能与佛教发达时的禅法相比拟,但禅定静虑的思想为印度哲学的根源,却不难推见。后来,印度的思想分为六大派,就中瑜伽一派,是专为做禅定工夫而建立的一个宗派,以求自我与神相冥合为目的,而称其所信奉之神为自在天。瑜伽一派,关于禅定方法叙述至为周详。迨禅成立以后,佛始产生。佛教成立之时,不仅采禅理以入于佛,并视为佛家教理中的重要部分。佛教中的禅,与佛教以前的禅,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但印度的禅教远在《梵书》《奥义书》时代即已养成,却可断言。迨佛教入中国后,才有今日的所谓禅宗。所以禅宗的渊源,实远在公元前千五百年之顷。
第二种,是说禅起于释尊。他们说释尊在灵山会上有人送花与他,请他说教,但他原是注重顿悟,不立文字,以心传心的,故他只有拈花示众,凝视不语。座上众人悉皆莫明其意,呆头呆脑,相顾惊愕,惟有摩诃迦叶破颜微笑。因是,释尊即开口说了下面几句要诀: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其后迦叶以衣钵传阿难,中经马鸣、龙树、天亲等二十七代,密密相授,直至达摩。达摩为印度二十八祖,梁时入中国,方得传法之人,故达摩又为中国禅宗的初祖。他们说禅的来源,便是这样。
第一种说法,是研究印度哲学思想史一般人所承认的,第二种是禅宗一派所传说的,而赞同前说的最多。我们也认禅发生于《梵书》《奥义书》的说法比较可靠。不过有一点要知道,便是佛教也是出发于《梵书》《奥义书》的。
禅宗自达摩在中国开创以后,二祖慧可,三祖僧灿,四祖道信,皆依印度传授之例,不说法,不立文字,只要求得可传授之人,即自圆寂。至五祖弘忍,始开山授徒,门下达千五百人。五祖有二弟子,即神秀与慧能。关于他两人,有一段颇有趣味的故事。
慧能俗姓卢氏,南海新州人,天赋卓绝,幼时丧父,家道穷困不堪。他和他母亲二人只有入山采薪,以为求生之计。一天,他在途中听人家念《金刚经》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一句,即大为感悟,回家后辞别他的母亲,要出家为僧。先到韶州宝林寺暂住,后到乐昌学教于知远禅师,最后往黄梅岭见五祖弘忍。当五祖见他时,即发一套问话,当中最要的是:你们岭南人本无佛性,哪能成佛?他的答话颇令人注意。他说:人有南北之分,难道佛性也是这样么?因此,五祖颇觉他别具特性,遂收容他,并使他在碓房里作苦役,他也没有半点不平之色。约莫过了八个月的时光,五祖有一天大集门徒,举行付法传道的典礼。在五祖的许多弟子中,只有神秀聪颖过人,学通内外,声望甚高。当时众人莫不以为神秀是惟一的接受法道的人。那被人称作卢行者的慧能当然是睬也无人睬他的。神秀呢,他自己很热烈地这般期待着,所以兴致异常奋发,曾于更深人静后,在南廊壁间写了这么一偈: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
慧能知道传法的事,且也见到神秀所写的那一偈,他说:这偈虽写得好,但是还没有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故在当天晚上,便私下约了一个童子同去神秀题偈的地方,在偈旁边写上他自己的作品:
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若把这两偈比较起来,就很容易看到慧能的思想是到了什么程度。第二日五祖见到这偈,非常惊喜,当夜里密往碓房和慧能问答数番后,便回房草立遗嘱,将衣钵传与慧能。于是被称为卢行者的慧能,一跃而为禅宗六祖了。他怕神秀之徒萌生害意,遂半夜下山,远向南方奔去,后来成为南派禅宗之祖。
后来神秀则潜往北地,别立宗风,为武则天一班人所崇敬,门徒也很多,竟成为北派之祖。于是有南顿北渐之目。
六祖慧能以后,禅家支派渐多,所谓五家七宗,都是慧能以后的禅宗。为简明起见,列表于下(表见后页)。
表内的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临济宗和沩仰宗,称为五家;再加上杨岐派、黄龙派,便称为七家。
在此我们回到本题,我们可用很简单的话,说明古禅与今禅。所谓古禅,即自达摩到神秀的禅;所谓今禅,即慧能以后的禅。其大别之处是:前者说教,以文字教义为基本;后者则不用文字,远离教义。换句话说:前者教乘兼行,习禅恃教;后者单传心印,离教说禅。惟本文所谈,都属于今禅的范围。
今禅中有曹洞宗与临济宗,后来在中国哲学上都发生很大的影响;因这两宗的宗主都产生于唐末,好尚不同,遂养成禅学上二大宗风。到了宋代,由临济与洞山对立的结果,遂形成大慧宗杲与宏智正觉的对立。曹洞与临济两家宗风何以不同?便是前者主知见稳实,后者尚机锋峻烈;前者贵婉转,后者尚直截;前者似慈母,后者似严父。后来两家各走极端,到了大慧和宏智两人互相对立的时候,在大慧门下的便骂宏智为默照禅。意思是说只知默照枯坐,而无发展机用。在宏智门下的也骂大慧为看话禅。意思是说只知看古人的话头,别无机用。南宋的朱、陆正深受了这两派的影响。朱晦庵是亲承大慧宗杲的教旨的,故主先慧后定,主由万殊到一本;陆象山亦似以宏智正觉的教旨为依据的,故主先定后慧,主由一本到万殊。至于在朱、陆以前的周、张诸子,其哲学思想莫不以禅学为根据,形成儒表佛里的新趋势。关于这问题,我们在后面尚当论及。
(二)佛教略说
现在将佛教的内容,说明一个大概。佛教思想在各种宗教思想当中,是比较难懂的,而且它的内容很丰富,一时也说不明白。我们现在只有提出两个要点来说明,并且单就有关系于禅宗教理的说一说。
1.缘起说
佛家思想是把万法看成因缘所生的。所谓一切法无主宰,一切法无我都是从因缘所生着眼的。佛教中的四谛苦谛、集谛、灭谛、道谛只有集谛最要紧,最不容易讲明。集谛主要的是说明因缘所生的道理的。佛教认世界的真相便是一切苦。集谛便是说明一切苦的原因的。它以为一切苦的原因是无明。无明即惑,亦即烦恼,由无明生起一切执著、欲望;然后由执著、欲望在身、口、意三方面造作种种业,由业便酝酿成一种潜势的业力,业力便成业因,业因便生业果,即是苦果。苦果的近因是业,远因乃是惑(无明)。惑、业、苦三者互为因果,辗转相生,遂成过去、现在与未来三世,因有他的十二缘起说。
佛教中有所谓三性,便是遍计所执性,依他起性,圆成实性。遍计所执云者,遍计系周遍计度,所执系就对象说。乃谓由凡夫的妄情,起是非善恶的分别,而现情有理无之境。譬如见蝇而误以为蛇,非有蛇的实体,但妄情迷执为蛇。我们的日常生活,便是这种遍计所执的生活,所以世间没有实我实法,而我们每每妄情计度,迷执为实我实法。这便是遍计所执性。依他起云者,他指因缘,谓世间一切万法依因缘而生,与妄情计度有别,为理有情无之境。譬如绳自麻之因缘而生,由麻而呈现一时的假相。推之世间一切事物莫不如此,因为都是由因果之理而存在。这便是依他起性。圆成实云者,系圆满、成就、真实之意,乃指一切圆满,功德成就之真实体,谓之曰法性,亦称之为真如,既非妄情计度,亦非因缘所生,乃是法性真常之境。譬如绳之实性为麻,可知一切现象皆成立于圆又实之上。这便是圆成实性。此三性中遍计所执性为妄有,依他起性为假有,圆成实性为真有。又遍计所执性为实无,依他起性为假有,圆成实性为真有。在三性中遍计所执易破,圆成实难入,只有依他起使人们易入却又不容易彻底理解。所以佛家教理颇难说明而又不能不说明的,便是依他起性。
《法华经》说: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开示悟入佛之知见。佛之所以为佛,就在于广利群生,妙业无尽,故知见圆明为入佛的初阶,亦为成佛的后果。法相宗特于此义尽力发挥,原非无故。所以唯识家说:虽则涅槃而是无住;诸佛如来,不住涅槃,而住菩提。涅槃是体,菩提是用,体不离用,用能显体。即体以求体,过误丛生;但用而显体,善巧方便。用当而体显,能缘净而所缘即真。说菩提转依,即涅槃转依。故发心者不曰发涅槃心,而曰发菩提心,证果者不曰证解脱果,而曰证大觉果。因此佛的无尽功德,不在于说圆成实,而在于说依他起。他之言缘,显非自性。法待缘生,明非实有,虽非实有,而是幻存。盖缘生法分明有相,相者相貌之义。我有我相,法有法相,是故非无;但相瞬息全非,一刹那生,一刹那灭。流转不息,变化无端。有如流水,要指何部分为何地之水,竟不可得。这样的相,都是幻起,非有实物可指。是故非有。故以幻义解缘生法相,为法相宗独有的精神。但幻之为幻,并不是无中生有,幻正有幻的条理,就是受一定因果律的支配。有因必有果,无因则无果,因并不是死的,只是一种功能。如果功能永久是一样,则永久应有他结果的现象起来,但其实际有不然,可知它是刻刻变化生灭的。如果有了结果的现象,而功能便没有了,则那样现象仍是无因而生。(因它只存在的一刹那可说得是生,在以前和以后都没有的。)所以现象存在的当时,功能也存在,所谓因果同时。功能既不因生结果而断绝,也不因生了而断绝,所以向后仍继续存在。但功能何以会变化到生结果的一步?又何以结果不常生?这就有外缘的关系。一切法都不是单独存在的,则其发见必待其他的容顺帮助,这都是增上的功能。那些增上的又各待其他的增上,所以仍有其变化。如此变化的因缘而使一切法相不常不断,而其间又为有条有理的开展,这就是一般人生的执著所由起,其实则相续的幻相而已。但在此处有一层须明白:就是幻相相续,有待因缘,这因缘绝不是自然的凑合,也绝不是受着自由意志的支配,乃是法相的必然。因着因缘生果相续的法则(佛家术语为缘生觉理),而为必然的,佛家便叫做法尔如是。因那样的法,就是那样的相,因那样的原因,就起那样的相,有那样的因,又为了以后的因缘而起相续的相。有了一个执字,而一切相续的相脱不了迷惘苦恼;有了一个觉字,而一切相续的相又到处是光明无碍。所谓执,所谓觉,又各自有其因缘。故一切法相都无主宰。但在此处还有一层须明白:依着因缘生果法则的一切法相,正各有其系统,一丝不乱。因为相的存在是被分别的结果,没有能分别的事,则有无此相,何从得知?然而相宛然是幻有的,这是赖一种分别的功能而存。但功能何尝不是幻,何尝不有相,又何尝不被其他分别功能所分别。所以可说在一切幻有的法相里,法尔有这样两部分:一部是能分别的,一部是被分别的,两部不离而相续,故各有其系统,厘然不乱。那能分别的部分便是识。一切不离识而生,故说唯识。因唯识而法相井然。于是可知世间只有相,并无实人实法。所以佛家说不应为迷惘的幻生活;但因法相的有条理,有系统,所以又说应为觉悟的幻生活。同是一样的幻,何以一种不应主张,一种转宜主张呢?因为迷惘的幻生活,是昧幻为实。明明是一种骗局,他却信以为真。所以处处都受束缚,处处都是苦恼,正如春蚕作茧自缚一般。至于觉悟的幻生活便不然,知幻为幻,而任运以尽幻之用,处处是光明大道,正如看活动影戏一般。两两比较,何者应主张,何者不应主张,便不辨自明了。
与缘起说有关系的,还有两个术语,应得说明的,并且在佛教思想上占了极重要的地位的,便是轮回和涅槃。先说明轮回。轮回是因果法则必然的现象,在一切法相的因缘里面,有极大势力的一种缘,叫做业。这业足以改变种种法相开展的方面。它的势力足以撼动其他功能,使它们现起结果。它或者是善,则凡和善的性类有关系的一切法相,都借着它们的助力而逐渐现起;它如果是恶,则凡和恶相随顺的诸法相,也能以次显起。因这一显起的缘故,又种下了以后的种子。功能是不磨灭的,因业的召感而使它们有不断的现起。业虽不是一一法都去召感,它却能召感一一法相的总系统。因它的力而一切法相的系统都在一定之位置。但这也不过是就苦乐多少的方面分别,所谓人、天、鬼等都不外这样意义。就在此位置常常一期一期地反复实现,就叫做轮回。其实业也没有实物,也不会常住,但功能因缘的法则上有如此一种现象,如此一种公例,遂使功能生果有一定的轨道。再说明涅槃,涅槃便是幻的实性。幻便幻了,又有何实性可言?但幻只是相,而相必有依,宇宙间一切幻相,都自有其所依,这便假说为法性。以这是幻相所依,所以说是不幻,以此为变化之相所依,所以说是不异。这都是从幻相见出不幻的道理。觉悟的生活必须到这一步。觉悟了法性,而后知法相,而后知用幻而不为幻所用。但由轮回如何到得涅槃?换句话说,由迷惘如何走到觉悟,这全凭一点自觉,一点信心。能自觉,方知对于人生苦恼而力求解脱;能信,方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否则,欲免去苦恼而苦恼愈甚。佛家的教理就着重这一步。
2.我法二空说
佛教用我法赅括万有,先假说我法有,然后实说我法无。而所谓我,又有广狭二义。狭义的我为五蕴假者,蕴乃积聚之义。五蕴谓色蕴、受蕴、想蕴、行蕴、识蕴,五蕴假者即五蕴之假和合者。佛教谓我只是五蕴之假和合者,换句话说,即假我,非有我的实体。广义的我,为凡夫,圣者,菩萨及佛。狭义的我,乃理上的诠释(有名无实,如旋火之轮);广义的我,乃事上的诠释(其相非无,如火轮之幻相)。法相宗就广义立说,谓遍计的我法虽无,而依他的我法仍有。所以假说有我法。但在佛法的本义上,却是认我法俱无的,即是认人无我,法无我。
何谓人无我?欲探究人无我的真义,须先明我执之所由起。所谓我执,乃昧于五蕴和合之作用,而起常我之妄情。因有俱生我执分别我执二者。在说明二种我执之前,须略说明八识的意义。所谓八识,即一切有情所有心思精粗分别。前五识为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第六识为意识;第七识为末那识,乃我法二执之根本;第八识为阿赖耶识,亦名藏识,乃心法而保藏一切善恶因果染净习气之义。习气即种子,乃对于现行之称,有生一切法之功能。种子是体,现行是用。种子能生现行,现行能熏种子。种子有二类:一名本有种子,一名新熏种子。无始法尔,有生一切有为法之功能,名本有种子。种子由现行之前七识,随所应而色心万差之种种习气,皆留迹于第八识中,更成生果之功能,名新熏种子。而俱生我执者由六、七二识,其性自尔,妄有所执,且在第八识处熏习法尔妄情之种子(现行熏种子),由其种子之力,继续发生我执而不穷(种子生现行)。分别我执者,仅第六识有之,乃由于邪师邪教邪思维之分别计度。即此可知二种我执之所由起。所以我执皆起于六、七二识,离识执著则无有我。这便是人无我的本义。而众生不察,辄起我是常的妄情,或发为蕴我即离的妄论,不知人我如是常,则刁;应随身而受苦乐,又不应无动转而造诸业。又持蕴我即离之论者,不知蕴与我即,则我应如蕴,非常非一。又内诸色,定非实我;如外诸色,则有质碍。如蕴与我离,则我应如虚空,既非觉性,亦无作受。可知持我是常与蕴我即离之说者皆不成立。盖二者皆昧于十二缘生之义,遂成此妄见。
何谓法无我?欲探究法无我的真义,须先明法执之所由起。所谓法执,乃昧于诸法因缘所生之义,而起法具自性的妄情。因有俱生法执分别法执二者。俱生法执,亦由六七二识性尔有执,熏习法执种子,即相续不绝,而有与生俱来的法执。分别法执,亦仅第六识有之,由于邪师邪教邪思维之分别计度。即此可知二种法执之所由起。所以法执亦起于六七二识,离识执著亦无有法。众生不察,或持转变说,或持聚积说,或主不平等因,或主外色,于是一切妄见遂由是涌起。今请逐一破之:一、破转变说。彼持转变说者,以为因中有果,果系由因转变而成,不知果即是因,何可转变。因果辗转相望,应无差别,如上面所说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种子,即同时成二重的因果。旧种生现行,现行又生新种,这便叫做三法辗转,因果同时。就八识而论,则第八识所持之种子为因,生眼等的七转识;同时七转识的现行法为因,熏成第八识中种子。因谓之七转第八,互为因果。可知转变说完全昧于因果体用的关系。二、破聚积说。彼持聚积说者,以为世间万法皆由聚积而成,不知所谓聚积,究为和合,抑属极微?如为和合,定非实有,以属和合故,譬如瓶盆等物。若为极微,请问为有质碍,抑无质碍?若有质碍,此应是假,以有质碍故,如瓶等物,若无质碍,应不能集成瓶等,以无质碍故,如非色法。又极微为有方分,抑无方分?若有方分,体应非实,有方分故;若无方分,应不能共聚生粗果色,无方分故。可知聚积说无论从何方面观察,皆不合理。三、破不平等因。彼持不平等因之说者,谓世间万物的原因为不平等,质言之,世间万物只有一因。不知世间如为一因,则应一切时顿生一切法,且既能生法,必非是常,以能生故,如地水等。可知不平等因说亦不成。四、破外色。彼持外色说者,以为外境离心独立,体是实有,不知外色如梦,乃由识幻所生,若有外色,云何有情所见相违?且圣者云何有无所缘识智?可知外色说亦不成立。以上数者,皆昧于依他缘生之义,遂成此妄见。
总之,人我法我,皆起于执,而人无我法无我,皆由于破执。佛法但是破执,一无所执,即是佛。所谓我执法执,皆自同一本体而来。而二执的相互关系,则法执为根本的,我执为派生的。有了法执,方会有我执,没有我执时,法执也得存在。由我执生烦恼障,由法执生所知障,即所谓二障。障者障蔽涅槃与菩提,使不得佛果。故欲成佛道者,在于断二执,由观我法二空之理,而有所谓二空智。这二空智即专为断执之用。生空观断我执,法空观断法执。我执断,则内缚解脱;法执断,则外缚解脱。内外二缚俱去,便达到佛法的究竟。
(三)禅宗要义
本来佛陀说法,最要的只是空有二义。但二义非孤立,说有即须说空,说空亦须说有。因为要具备二者,言说乃得圆满,否则便不圆满。后来的学者议论横生,或更划成许多派别,尤其是佛教到中国以后,宗派繁多,为前此所未有,实则佛教原来并不如此。若以空有二义相贯,只见其全体浑成,无所谓派别。现在因空有二名相,颇易涉纠纷,别以法相法性为言。法相以非空非不空为宗,法性以非有非无为宗。法相之非空对外,非不空对内;法性则非有对外,非无对内,在两宗不过颠倒次第以立言,究其义则一。佛三时说教:第一时多说法有以破人执,第二时多说法空以破法执,第三时多说中道以显究竟。即佛初成道时为破众生实我之执,因说四大五蕴等诸法之实有,以明人我之为空无,如《四阿含》中一类经是。但众生仍执有法我,佛又为说诸法皆空之理,如诸部《般若经》是。但众生又执法空,佛又为说遍计之法非不空,依他圆成之法非空,如《深密》等经是。所以佛法所谈,虽重在空有二义,实只一义。
佛法都是本这一义以求设法推广的。或从有说法,或从空说法,要不离这一义。佛法最普遍的莫如净土,而最特殊的则莫如禅宗。净土从有说明这一义,禅宗便从空说明这一义。禅宗拣根器,净土则普摄。净土但念佛可以生西,而禅宗则非见性无由成佛。《血脉论》说:若欲见佛,须是见性,性即是佛;若不见性,念佛诵经,持斋修戒,亦无益处。这便是禅宗与净土根本不同之处。所谓见性,性乃遍在有情无情,普及凡夫贤圣,都无所住。故无住之性,虽在于有情,虽在于有情而不住于有情,虽在于恶而不住于恶,虽在于色而不住于色,虽在于形而不住于形,不住于一切。故云:无住之性。又此性非色、非有、非无、非住、非明、非无明、非烦恼、非菩提,全无实性,觉之名为见性。众生迷于此性,故轮回于六道,诸佛觉悟此性,故不受六道之苦。所以见性在禅宗是惟一的工夫。达摩西来,不立文字,单传心印,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可见禅宗是另外一种境界。惟所谓见性成佛,颇不易了解。禅宗以觉悟佛心为禅之体,佛心即指心之自性,故谓之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人心之性即佛性,发见佛性谓之成佛。这也许是非过来人不能了然的。
禅宗以不立文字为教,以心心传授为法门,所谓教外别传,既无所谓人生观,亦无所谓世界观,因为宇宙实相,仅由直觉而得,如谈现象,便落言诠,故无世界观。禅宗以般若为心印,系属顿门,非指禅定仍由渐入,故以无所得真宗为究竟,以顿悟直觉为方法,一往即达深处,又何人生观之可言?如从又一方面解释,空为平等,我为差别,差别起于妄虑,妄止则平等绝对,何从发生我执?故无人生观。世界观人生观俱无,可知禅宗所谈属于另一境界。
禅宗谈理谈事,理属本体,事属现象。又谈正谈偏,正属本体,偏属现象。它以为理中有事,事中有理;偏中有正,正中有偏,便是说本体中有现象,现象中有本体。又以为从理可以见事,从正可以见偏,便是说从本体可以见现象,成为纯粹本体论的主张。从事可以见理,从偏可以见正,便是说从现象可以见本体,成为纯粹现象论的主张。不过禅宗所重,系非理非事,亦理亦事;非正非偏,亦正亦偏。用《心经》的话说来,乃非空非色,亦空亦色的境界,即超越一切对待的境界。既不能从本体求,亦不能从现象求,但其中又有本体,又有现象。禅家的工夫就看重这一步。到此时既无烦恼,亦失菩提,对于涅槃也不起欣求,对于死生也不生厌恶,这便是它所认为圆融无碍的妙境。在慧能以下的禅宗,都是说明这种妙境的。
在慧能之下,分为青原、南岳二大派。青原的弟子石头希迁,是一个聪慧绝伦的人。他所著的《参同契》(方士魏伯阳著有《参同契》,石头希迁即借用其名),在禅家的地位是很高的。其后有洞山良价其人,因造诣颇高,信仰者亦不少,遂蔚为曹洞宗。洞山良价著有《五位颂》,亦成为禅家重要的理论基础。以上属于青原系。其属于南岳系的,便有临济义玄其人。因见解有过人处,又蔚为临济宗。他著有《四料简》,也为一般禅学者好讽诵的文字,发挥一种独有的禅风。以上三种作品《参同契》《五位颂》《四料简》在中国禅学史上都具有很重要的地位。由唐而宋,禅风日炽,都由这三种作品开其端绪。现在依次说明这三种作品的内容。
二、《参同契》
慧能的再传弟子石头希迁作了一篇很深邃的哲理文章,可以代表禅家全般的思想,一方面在中国哲学上也占有相当的地位的,这便是《参同契》。所谓参,即参差殊异的意思;所谓同,即相同一致的意思;契可作契合统一解。参同契可说是差别和一致两相契合,亦即矛盾的统一之意。这文的主要点在说明理和事的关系,即参的事和同的理互相契合为一。现在我们先看他的原文:
竺土大仙心,东西密相付;人根有利钝,道无南北祖。灵源明皎洁,支派暗流注;执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门门一切境,回互不回互;回而更相涉,不尔依位住。色本殊质象,声元异乐苦;暗合上中言,明明清浊句。四大性自复,如子得其母;火热风动摇,水湿地坚固。眼色耳音声,鼻香舌咸醋;然依一一法,依根叶分布。本末须归宗,尊卑用其语。当明中有暗,勿以暗相遇;当暗中有明,勿以明相睹。明暗各相对,比如前后步;万物自有功,当言用及处。事存函盖合,理应箭锋拄;承言须会宗,勿自立规矩。触目不会道,运足焉知路?进步非近远,迷隔山河固。谨白参玄人,光阴莫虚度!
我们看,这文虽只是寥寥两百多字,但其含义委实不容易懂。现在为洞彻它全篇内容起见,让我们先分句去解释,然后再综合其大意作一概括,这样即可得到深切的认识。
竺土大仙心,东西密相付;人根有利钝,道无南北祖。
竺土即天竺的国土,大仙就是佛陀。所谓大仙心,即佛陀的大彻大悟的心,亦即佛心。禅宗以心传心,从印度传至中国,密相付与传授,绵延不断,成为禅家一个悠远的系统。人类中有天资聪颖的,有本性愚钝的,为说法的方便起见,有顿门渐门的不同,于是入中国后,乃有南顿北渐的分别。南派主顿悟,一超直入;北派主渐修,由教理入。这是入道的二大法门。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作者的思想是承认宇宙真理是普遍的,南顿北渐,只不过是法门的不同,教理上却是根本一致的。这四句是一个引子。
灵源明皎洁,支派暗流注;执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
这四句是全篇的主眼,提示事和理的关系,隐隐地指示人们,事理只是契合统一的,人们不应单执著事相界,也不宜单求契合于理体界。灵源就是心灵的源泉,也即是佛心。这心灵源泉是明明白白的皎洁澄明、清净平静的。没有生死、善恶、苦乐、贤愚的差别妄情,没有因这妄情而生取此排彼的执著意念,故说灵源皎洁。支派是对灵源说的。灵源虽是平等的,支派却有彼此之别。从灵源发出的各种不同的支派,遂暗注于复杂事相里面,成为差别界的万法。这即是说灵源是理体,支派是事相。也可说灵源是同,支派是参。他以为人们单单在事相上,或单单在支派方面执著固为迷惘,但专想契合理体,怀抱灵源,也并非有所彻悟。原来事相界吸收着理体的成分,理体界复借着事相而表现。事中有理,理中有事;事理两者契合而统一。上面已经说明真空和幻有二义,真空是理,幻有是事;真空是灵源,幻有是支派,但宇宙实相乃是空有一如的中道,禅宗贵在事理契合,便是这中道。参同契便是这空有一如的中道。这可以说是禅宗的主旨,也可以说是禅宗的真理观。
门门一切境,回互不回互;回而更相涉,不尔依位住。
所谓门门,便是我们各人摄取外界的事象的入口,浅显地说,就是眼门、耳门、鼻门、舌门、身门、意门这六门。这六门亦称六根。由这六门而受取色、声、香、味、触、法这六境。这六境便是和灵源发生关系的总枢纽。由于六门所受的一切境,便构成一切客观主观,而有天地间的森罗万象,那天地间的森罗万象,结果不出两途,便是回互不回互。回互便是相关联的意思。回互的结果,则一尘可以摄法界,法界尽散为一尘。譬如研究一滴的水的性质,就可以断定这一滴的水和全海的水有关系。又譬如,桌上飞来一块纸片,这纸片何由构成?是构成于植物;植物何由生长?是生长于地球;地球何由成立?是成立于瓦斯体。但这纸片何由而飞来?是由于风吹;风吹何由而发生?由于空气流动;空气何以流动?是由于空气所受的冷热不均。又风吹的结果,致拔木发屋;拔木发屋的结果,致伤人畜;因是影响到都市村落,森林道路。可见桌上飞来一块纸片,就有了这么多的关系牵涉。这就是回互的意义。不回互的结果,则万法各住本位,法法不相到,法法不相知。各个现象彼此在一种孤立的状态中。譬如耳司闻,目司见,手司动作,脚司行走。耳不能代目,目不能助耳。手忙时脚不能分手之劳,脚乱时手不能分脚之力。各住本位,各司所职,彼此不生联系,彼此不相牵涉。这便是不回互的意义。禅家的思想就以为世界真相不外是回互与不回互的两种状态。回互便成一本,不回互便生万殊;回互便是理,不回互便是事;回互便是暗,不回互便是明。归结地说,回互便是同,不回互便是参。但回互的结果又产生其他的回互,绵延辗转,无有止极,正如上面所举桌上纸片的例子,这就叫做回而更相涉。如果不回互,那么宇宙万象仍然各住本位,所谓不尔依位住。以上是说明万法的关系。
色本殊质象,声元异乐苦;暗合上中言,明明清浊句。
在上面已经说过世间万法只是两种状态,便是回互不回互,这里他就拿色与声来举例。因为色与声比其他更来得显著些。这即是说色与声在六境中为胜义,可以代表其余的现象。色境有质与象的不同,声境有乐与苦的殊异。色境中在质的方面说,有金、石、木各样的不同,在象的方面说,有三角、四方、圆的不同;而声境中也有各种快乐的音和各种悲苦的音之差别。单从色声两境去看,就可知其中千差万别。更推而至于六境,那千差万别,更是有加无已。但他以为这种种千差万别,都不过表现在明的一方面,若暗的一方面,便仍然是回互的状态,仍然是紧相联系着,所以说暗合上中言,明明清浊句。就是说在暗的方面是回互的,若在明的方面,则有清浊、苦乐、善恶等的不同,即是不回互的。
四大性自复,如子得其母;火热风动摇,水湿地坚固。眼色耳音声,鼻香舌咸醋;然依一一法,依根叶分布。
这里仍是照上面的四句之意,先说明万殊,再归到一本。即万法虽各住本位,有其不可变化之性;但万法都不外是理体界的显现,依着本根而分布为枝叶。所谓四大,即地、水、火、风。他以为地、水、火、风各有其性,其性之永不变化而复归于原本,一如孺子之不离其母。譬如火的热性,风的动荡性,水的湿性,地的坚固性,都是不变的;纵然形式上有改变,但本性是不变的。除四大外,又如六根中的眼、耳、鼻、舌等,其所产生的六境,也是这样。眼管色、耳管声、鼻管香、舌管咸醋莫不各有其性而永无变易。所以从四大和六根看,它们都各有殊异,保持着不回互的状态。但这种不回互的状态,却都是从回互的状态发生出来的,正如枝叶从根蒂分布出来的一样。所谓万殊发自一本,便是这个意思。
本末须归宗,尊卑用其语。
这两句是对上边所说种种略作结语,谓万法的根、叶、本、末,都须归合为一。同便是本,参便是末,穷本末的究竟,都不能不归到一个总根源,这总根源即为佛心。四大六根都只是佛心的显现。一切万法都是佛心的显现,因此用不着拿文字去翻译,用不着拿言语去说明,莺便用它嘤嘤的莺声,燕便用它煦煦的燕语,少女便用她的婉转清脆的娇啼,老妪便用她的气逆哽咽的败嘎,日本人使用他的阿伊乌爱啊,英国人便用他的ABCDE,这就是所谓人籁天籁地籁。又不仅言语文字,无论是一动一静、一饮一啄、一闻一见、一思一虑,都莫不如此,结果都归结到佛心。因此,回互之中有不回互,不回互之中有回互。万殊所以一本,一本所以万殊。参之所以同,同之所以参,更看不出什么参同,这便是参同契。
当明中有暗,勿以暗相遇;当暗中有明,勿以明相睹。
因为回互中有不回互,不回互中有回互,故明中有暗,暗中有明。人们不应在暗中才看出暗,在明中才看出明。当知明生自暗,暗发出明,明暗根本是统一的。明就是历然不爽的不回互,暗就是圆融无碍的回互。
明暗各相对,比如前后步;万物自有功,当言用及处。
明与暗相对着,如脚的步行一般。在不回互方面看,则前步和后步不同;但在回互方面看,则前步为后步的先导,后步为前步的连续。明与暗的关系正是这样。万法固然只是回互和不回互的两种状态,人们也宜知道万物有其各别的功能。水有水的功能,火有火的功能,山有山的功能,泽有泽的功能。功能的表现随物的作用和位置而有不同。水足以灭火,火足以化水。山居泽上,泽绕山旁。一切万物的功能都由各别的作用和相互的位置而生差别。人们都应知道:这作用和位置一有错误,则宇宙间一切事象,都不成体系也无所谓宇宙的真理了。反之,若用与处正常无误,则宇宙真理遂活泼泼地显现出来。
事存函盖合,理应箭锋拄;承言须会宗,勿自立规矩。
在此处是说事与理应相切合无间。事存于理中,如函盖之相切合;理应于事相,如箭锋之相针对。关于箭锋拄的解释,说见《列子》。《列子》中有这样一段故事,谓古时有两个绝妙射手,一为纪昌,一为飞卫,彼此都自以为天下无敌。有一天这两人恰好在田野中相遇,于是双方各展所长,冀消灭对方,乃放射,结果,双方箭锋恰恰相针对而落于地。这些都是说明理与事应相切合,不可自立规矩。
触目不会道,运足焉知路?进步非近远,迷隔山河固。谨白参玄人,光阴莫虚度!
文将结束时,他告人要随时随地彻悟佛心,否则即不能到达涅槃的妙境。意思是说,如不就目所见的一些事相,体会入佛之道,彻悟大仙之心,则如何能入佛国,超生西土?纵欲修行成佛,亦恐运足无路。所以他结末告诉人们要努力精进,勿自陷入迷惘之中。
我们总看全文,知道石头希迁的思想,在说明理事相即,参同相契,与乎一切事象的联系性,而归本于佛心。在全文中,本末须归宗,尊卑用其语,是极紧要处。禅宗所重,是本地风光,绝对排斥有意造作,和庄子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有相发明之处。禅宗认宇宙间一切事象都有它的本来面目,不能用言语文字解说出来,如果用言语文字解说出来,便要知道言语文字也就不过是一种言语文字,正如庄子所谓言者有言,却并不是不用言语文字解说的那种本地风光,正如庄子所谓言者非吹。禅家所以不立文字,单传心印,意即如此。这便是本末须归宗,尊卑用其语的意思。所以这两句是极其重要的。石头希迁的思想,到了李翱手里,遂发展成为《复性书》。宋、明思想家不待说,当然更受到石头希迁的影响。
三、《五位颂》与《四料简》
在禅家思想产物中,除《参同契》而外,还有《五位颂》和《四料简》两文也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两文都和《参同契》的立场一样,同是说明理与事的关系的。假如我们明了了《参同契》之后,更将《五位颂》和《四料简》加以一番认识,便对于禅家的哲理不难彻底了解了。现在先将《五位颂》说明。
(一)《五位颂》
《五位颂》的作者究竟是谁,到现在还没有定论。不过一般人都相信是洞山良价作的。《五位颂》在文字上说是很简单的,可是在意义上说,却是异常奥妙。所谓五位,便是:
正中偏,偏中正,正中来,偏中至,兼中到。
每一位说明一派真理,也可说每一位说明一派立场,如果仔细研究一番,也颇有趣味。洞山良价拿正、偏、兼三点阐明宇宙的真理。正就理体说,偏就事相说,兼则包括各方面而言。他以为一切学说,都可以包括在这五位之中。现在依次说明。
正中偏
在未解释正中偏之前,我们须先对中字检讨一下。他这里所说的中,并非照普通所诠释的当中、里面的意思,乃含着正即中、偏即中、中即正、中即偏的见解,即无一物处无尽藏之意。贯通五位,就靠这中字,正是贯通空有的中道。中字说明了,再说明五位,才有着落。
正中偏是说平等即差别,理体即相事。正虽是空无一物,但千差万别的事相,无不尽藏于此。这即是说平等的、理体的正,就内含着差别的、事相的偏。简捷地说,正即是偏,或理体界即是事相界。这是从理体看事相的。苏东坡有首诗说:素纨不画意高哉,倘着丹青堕二来;无一物处无尽藏,有花有月有楼台。所谓无一物处无尽藏,便是正中偏的意思。在无一物处的素纨中,正可显现出有花有月有楼台的无尽藏。所以这一位的颂语,这样写着:正中偏,三更初夜月明前。莫怪相逢不相识,隐隐犹怀旧日嫌。三更初夜月明之前,乃正位的暗走向偏位的明的时候,于是无物之中渐渐地呈现万物。所谓隐隐犹怀旧日嫌,即谓在这时乃悟到万法原来平等一如的。总之,在这位中所讲的差别,是平等中的差别,与次位恰恰相反。
偏中正
偏中正是说差别即平等,事相即理体,和正中偏是说的同样的道理,不过立脚点有不同。一个从理体方面看宇宙,一个从事相方面看宇宙。前者是说一切差别都统括于真如法性之中;后者是说在一切差别里面都具有真如法性的道理,也即是说宇宙万象虽立于差别之上,却都趋向平等一如的本体。所以这一位的颂语和上面的恰相反。颂云:偏中正,失晓老婆逢古镜。分明觌面别无真,休更迷头犹认影。上一回所描写的,是黑夜的光景,这一回所描写的,却是万象历历可指的白昼的光景。在白昼的时候,拿了古镜自己一照,才知道从前的娇羞的面影,现在却成了丑陋不堪的老媪。宇宙间森罗万象,正复如此。宇宙间森罗万象,虽备极丑陋,然而都可归结到平等一如的真如法性。正是差别即平等之意。
正中来
正中来是就理体的妙用说。理体不是现象,可是现象的发生不能不靠理体;平等不是差别,可是差别的表现不能不依平等,因为现象界差别界都是从理体界、平等界出来的,这就是正中来的妙处。这位的颂语是:正中来,无中有路隔尘埃。但能不触当今讳,也胜前朝断舌才。所谓无中有路,即是说从真如法性发见一条通路,而能统摄千差万别之诸法,以自由自在活动于宇宙间。这条通路是与真妄迷悟、定散是非之分别判断相隔绝的,也是言语文字所不能说明的。禅机一触,便觉得真如法性具有绝对权威,非议论、理由、种种理智上的努力所能形容其万一。所谓横说竖说,不如一字不说。而在不言不语之中,却又如狮子吼,又如雷鸣。所以入禅之道,言语道断,一超直入,常智不足以语此。
偏中至
偏中至是就事相的功能说。现象不是理体,但能尽表显理体之能事;差别不是平等,但能参平等之化育。因为理体界平等界的正,非借现象界差别界的偏就无由显现,故说偏中至。颂云:偏中至,两刃交锋不用避。好手犹如火里莲,宛然自有冲天气。上面的正中来,是在真如法性之里,找出一条通路,使万物归向理体。现在的偏中至,却正相反,完全在事相方面着力。宇宙万象千差万别,都能自保其本来面目,自尽其应有职责,随缘而同化,应机而接物。异己之来则有以优容之,伎俩之施则有以招架之。得心应手,无往而不自由自在。正如两刃交锋,龙虎相斗,稍一不慎,即堕危机。但处兹心猿意马,五欲六尘之场,得左冲右撞,不损毫发。不仅水中可以生莲,即火中亦可以生莲。其气象之磅礴,不难想见。这便是偏中至的境界。
兼中到
上面四句如用《心经》的话来说:第一句,空即是色;第二句,色即是空;第三句,空即是空;第四句,色即是色。至第五句所谓兼中到,乃是超越一切相对的境界,非正非偏,亦正亦偏,非空非色,亦空亦色,完全是一种圆融无碍的妙境。故兼的意义即为体相一如的境界。既不执事,亦不契理,非事非理,亦事亦理。这句话为禅家所特别重视。但欲适切解释,实颇不易。苏东坡另有首诗说:庐山烟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未消;到得还来无别事,庐山烟雨浙江潮。这首诗很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兼中到的道理。本位颂云:兼中到,不落有无谁敢和。人人尽欲出常流,折合还归炭里坐。这颂专描写本地风光。凡天地的妙用,宇宙的灵机,都莫不尽量地呈露出来。正中来是倚重他力的,偏中至是专靠自力的,结果都落入兼中到。兼字非兼务兼带之兼,乃事理合一,事理无碍的境界,即超越一切有无生死、迷悟凡圣、是非善恶一切相对的境界。但人人尽欲出常流,以为我要如何超凡入圣,去迷成悟,先存一个凡圣迷悟的分别之心,所以结果还归炭里坐,这都是由于不了解兼中到的道理。从前承阳大师在天童会下,身心脱落,得到如净禅师的密印还朝,常语人云:这里一毫佛法也没有,空手入唐还乡。这件故事,也可以描写兼中到的境界。
我们既然一一地研究过《五位颂》了,就知道它是将天地自然的万物现象从本体、现象、妙用三方面去观察,以阐明事理之关系,阐明事理在这三方是圆融无碍的。禅家不重文字言说,专在彻悟佛心,故所遗留文字记述甚少,可供我们参考者不多。不过我们在这里可知道的就是《五位颂》的思想是禅家一贯的道理,与《参同契》的思想是互相发明的。
(二)《四料简》
《四料简》为临济义玄所作,原文是:
夺人不夺境,夺境不夺人,人境俱夺,人境俱不夺。
这四句可说是四种看法,或四个标准;我们可以用这些标准去观察宇宙万事万物。宇宙是差别相,也可说只是一相。因为一切法散为一一法,一一法又摄于一切法,所以差别即是平等,平等即是差别;小非大,大非小;小即大,大即小;有非无,无非有;有即无,无即有。与之,则万物皆备于我;夺之,则我育于万物。就客观说,只见有宇宙,不见有人,故曰夺人不夺境;就主观说,只见有人,不见有宇宙,故曰夺境不夺人。但只是就人与境上着眼,犹不免滞执于人与境,未能达观万物、彻悟宇宙之理,所以要进一步不为人境所系牵,不滞执于人境,这一步便是人境俱夺了。可是这进一步的见解也不算超绝。因这一境犹属有意作为,不是本地风光。为要不掩蔽本来面目而犹能达于超绝的境地的,则惟有人境俱不夺的看法。
这四句话,可以用撞钟的譬喻来说明:
夺人不夺境
这是说钟鸣而撞木不鸣,无钟则钟音不起;是在客观的境(钟)着眼,是注重境而不注重人。这是第一个标准。
夺境不夺人
这是说钟鸣实起于撞木,无撞木则钟音不起;是在主观的人(撞木)着眼,是注重人而不注重境。这是第二个标准。
人境俱夺
这是说钟鸣不起于钟,亦不起于撞木,乃是起于钟与撞木之间;是从主观客观的关系上着眼,不专注重人或境。这是第三个标准。
人境俱不夺
这是说钟也要紧,撞木也要紧,撞木与钟之间也要紧,三者缺一不可。这种看法,是不单执著于人或境,又不故意作为而掩蔽了人或境。这是第四个标准。
禅家思想特重第四个标准,因这种境界,正是表现本地风光,这是执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的看法,是本末须归宗,尊卑用其语的看法,可见禅家的思想,都是一贯的。
总之,我们若能把握住禅家的根本立场,认识其思想要点,则凡属禅家哲理中一切话头都可领会。我们在看过《五位颂》和《四料简》之后,更可明白禅家思想的主眼。禅家因为作了这么一番的努力,所以后来在中国哲学界便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将于次节说明。
四、禅家对唐宋以后思想界的影响
禅家的思想是很致密的,它的一超直入的主张,最适宜生长于封建社会,而为统治阶级所欢迎。统治阶级的命令便是一超直入的,不许加以说明的,言语文字都成为赘余无用的。所以禅家思想在唐以后特别发达。
(一)禅家对于唐代李翱的影响
李翱在唐代算是一位突出的人物,他的思想虽参和着儒、佛、道三家的成分,但对于禅家的造诣独高。我们在他的《复性书》里面就可以看到他匠心独具。文云:
或问曰:人之昏也久矣。将复其性者必有渐也,敢问其方?曰:弗虑弗思,情则不生;情既不生,乃为正思。正思者无虑无思也。曰:已矣乎?曰:未也,此斋戒其心者也,犹未离于静焉。有静必有动,有动必有静,动静不息,是乃情也方静之时,知心无思者,是斋戒也。知本无有思,动静皆离,寂然不动者,是至诚也。问曰:本无有思,动静皆离,然则声之来也,其不闻乎?物之形也,其不见乎?曰:不睹不闻,是非人也,视听昭昭,而不起于见闻者斯可矣。无不知也,无不为也。其心寂然,光昭天地,是诚之明也。
我们看了这段话,便知道他的思想全出自禅家。所谓弗虑弗思,所谓正思,便与禅家的无念者正念也完全吻合。禅以无念为宗,恐滞两边,恐生执著,故主无念。譬如斋戒其心,是犹不免执著静的一边;有静必有动,那就仍旧是些参同,而不是参同契,所以主张动静皆离,就是要把动静的执著都去了,才能达到佛心,才是所谓至诚。不过又要知道,所谓动静皆离,并不是不闻不见,而是视听昭昭。就是当视听的时候,毫不起见闻的执著,这便是禅家的功夫。禅家谈到佛,每说将来打死与狗子吃,这便是说执著的佛应该打死,即打破执著。学禅的人,游遍天下名山大川,问遍世间高僧法师,却一点学不到什么,但一触禅机,便能恍然大悟。凡属禅悟,都是如此。李翱完全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能见到动静皆离的一步。李翱曾亲承禅师药山惟俨之教,其所以能透彻禅理,也是无足怪异的。这是禅宗在唐代所发生的影响。
(二)禅家对于宋明诸儒的影响
禅家对于宋、明诸儒所发生的影响,更远非唐代所能及。宋、明诸儒几乎没有不是拿禅学做背景而别标榜所谓儒学,几乎没有不是先研究禅学许多年然后再求合于儒学,他们暗地里都结识许多禅师禅友。周濂溪的师友最多:有说他曾就学于润州鹤林寺寿涯的,有说他曾问道于黄龙山慧南及晦堂祖心的,又有说他曾请业于庐山归宗寺佛印及东林寺常聪的,大抵与佛印及常聪的关系最深。濂溪悟到窗前草与自家生意一般,全是佛印的影响。至于东林的关系更是密切:他的《太极图说》,恐怕也和东林有关;他主静的功夫,大半从东林得来。《居士分灯录》说:敦颐尝叹曰:吾此妙心,实启迪于黄龙,发明于佛印,然易理廓达,自非东林开遮拂拭,无繇表里洞然。他这样尊重禅学,毋怪游定夫竟要骂他是个穷禅客。据东林门人弘益所记:张横渠曾与周濂溪同出东林门下,受性理之学。如果这话可信,那就是周、张之学原出于同一的系统。张横渠与程明道终日讲论于兴国寺。那时的兴国寺是常有禅师主教的。可见张、程之学,又有一种禅学上的关系。程明道禅学的师授,虽不易考见,但他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也许他禅学上的朋友很不少。高景逸说:先儒惟明道先生看得禅书透,识得禅弊真。这样看来,明道的禅学功夫,也许是从自己看书入手的。程伊川之学,系从黄龙之灵源得来。《归元直指集》说:《嘉泰普灯录》云:程伊川问道于灵源禅师,故伊川之作文注书,多取佛祖辞意或全用其语。如《易传序》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可见伊川和灵源的关系是很深的。我们从《灵源笔语》中又可以看到伊川和灵源之师晦堂祖心有对见之事。晦堂在元符三年以七十六岁入寂,伊川在绍圣四年以六十五岁被窜于涪州,则与晦堂相见,当是绍圣四年以后之事。这些关系,在《禅林宝训》中也有说到。朱晦庵之学,则从大慧宗杲、道谦得来。熹尝致书道谦(大慧宗杲之嗣)曰:向蒙妙喜(大慧)开示但以狗子话时时提撕,愿投一语,警所不逮。谦答曰:某二十年不能到无疑之地,后忽知非勇猛直前,便是一刀两段。把这一念提撕狗子语头,不要商量,不要穿凿,不要去知见,不要强承当。熹于言下有省,并撰有《斋居诵经诗》。后来道谦死时,朱晦庵祭以文,略曰:下从长者,问所当务。皆告之言,要须契悟。开悟之语,不出于禅。我于是时,则愿学焉始知平生,浪自苦辛。去道日远,无所问津。师亦喜我,为说禅病。我亦感师,恨不速证可见朱晦庵之学是受了大慧、道谦最大的影响的。至陆象山禅学的功夫,恐怕比朱晦庵还要深,所以宗朱者诋陆为狂禅。陆象山之学,是远宗李翱,近继周、程的。李翱《复性书》说:东方如有圣人焉,不出乎此也。南方如有圣人焉,亦不出乎此也。陆象山就拿住这段话做他学说的出发点。陆曾有一段自白,他说:某虽不曾看释藏经教,然于《楞严》《圆觉》《维摩》等经则尝见之。宋代的禅学,大抵凭依《楞严》《圆觉》《维摩》等经,无怪天下皆说先生(陆九渊)是禅学。由陆象山而王阳明,禅学的造诣可谓达到百尺竿头。王阳明也有一段自白。他说:因求诸老、释,欣然有会于心,以为圣人之学在此矣。可见他于老、释之学,不仅有根底,而且看得极重的。他的讲友湛甘泉,是禅门造就最高的,王阳明也许有几分受到湛甘泉的影响。照以上所述,可知宋、明儒都和禅学发生了最深的关系。现在将他们的根本思想,从《五位领》所讲的方法加以说明。
1.周濂溪
濂溪的《太极图说》乃是他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的表现。他说: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明一动一静,互为其根。这是平等即差别、理体即事相的思想,即是正中偏的立场。他又在《通书》中言及心性,他说:诚者圣人之本,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纯粹至善者也。他把诚看作无为的,超越善恶的,所以说:诚无为,几善恶。几是几微的意思,几者,动之微。诚无为,动有为,几就是有无之际。所谓诚无为,几善恶,便是正中偏的思想。他主张无欲,在《圣学篇》说:圣可学乎?曰:可。有要乎?曰:有。请闻焉。曰:一为要。一者,无欲也。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明通公溥,庶矣乎!这也是正中偏的看法。
2.张横渠
横渠主张理一分殊。《太和》篇云:两不立则一不可见其究一而已。这是偏中正的看法。他最爱讲气,由气说到虚,故说:气之聚散于太虚,犹冰凝释于水。又说:气之为物,散入无形,适得吾体;聚为有象,不失吾常。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这种看法是认差别即平等,事相即理体,正站在偏中正的立场。于是讲到心性问题,也莫不归结到气。他说: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可见他的心性说都和气有关系。他要由气说到虚,由太虚演为阴阳,说到由阴阳复归太虚,因此建立了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他总要人们由气质之性反到天地之性,所以他说: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他所以别立一个气质之性,就因为他的思想是从气质出发,也便是从偏出发。由偏说到正,故要由气质之性反到天地之性,即是偏中正的思想。他的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说法,也许是本之《楞严经》。《楞严经第四》说:世间诸相杂和成一体者,名和合性,非和合者称本然性;本然非然,和合非合,合然俱离,离合俱非。张横渠便借着这段思想大发其议论。他说:知太虚即气则无无,故圣人语性与天道之极,尽于参伍之神。变易而已,诸子浅妄有有无之分,非穷理之学也。他由气质之性,说到变化气质,以为变化气质,则与虚心相表里,不至为气所使,不至走入于气之偏。所以说:人之刚柔缓急,有才与不才,气之偏也。天本参和不偏,养其气,反之本而不偏,则尽性而天矣。他这种变化气质说,后来影响于程朱很不小。
3.程明道
程明道也看重气,不过他是偏中至的看法,所以主张道外无物,物外无道。程明道说:自家原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无所污坏,即当直而行之;若小有污坏,即敬以治之,使复如旧。所以能使如旧者,盖为自家本质原是完足之物。程明道拿自家本质原是完足的思想去看宇宙,所以看重差别相,所以看重气。这和莱布尼茨的《单子论》有些相仿佛之处。一个单子就是一个宇宙的缩图,表现自己,就是表现宇宙。所以说:自家本质原是完足。程明道惟其看重差别相,看重小的本体,所以说:地亦天也。又说:今所谓地者,特于天中一物尔。可见他对于地的看法,是和人家不同的。尼采的思想也是看重地的,所以都是偏中至的系统。程明道也论到心性,他比横渠更进一步。横渠尚痛骂以生为性的,(张横渠说:以生为性,既不通昼夜之道,且人与物等。故告子之妄,不可不诋。)而明道则直接主张生之谓性了。故他说:生之谓性,性即气,气即性,生之谓也。不过,我们应注意的就是明道所谓生之谓性,乃就气而说,无异于说气之谓性。善恶由于气禀的不同,而气即是性,故说:善固性也,然恶亦不可不谓之性也。他以为谈到性时,便已不是性,乃是气。但专谈气而不谈性,又恐易于混淆,于是不得不取生为性的界说。所以他说;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二之则不是。从上所说,可知明道实具着偏中至的思想。故对气性的看法,一切和人不同。
4.程伊川
伊川与其兄明道的思想适相反,明道处处着重在气,伊川则处处着重在理。伊川说:性即是理。有理则有气。又说: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谓之天,自禀受而言谓之性,自存诸人而言谓之心。又说:在天为命,在物为理,在人为性,主于身为心,其实一也。这完全是理一元论的看法,是正中来的立场。程伊川也好讲气质之性,可是他的讲法和张横渠大不相同。因为张横渠的思想,是从气出发,他是从理出发的。仿佛张横渠说气质之性是实有的,所以要人家善反;程伊川说气质之性是幻有的,根本不成其为性。因为性出于天,性即是理。性没有不善的,又何必讲到善反不善反呢?张横渠谓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是维护偏中至的系统,程伊川截气质为一性,言君子不谓之性(戴东原语),是维护正中来的系统,故二者各有不同。
5.朱晦庵
朱晦庵的思想,更其为禅家哲理所浸染。在上面已说过他是亲承大慧宗杲的先慧而后定的教旨的。他在思想上的立场,是受了程伊川很深的影响,也是偏重正中来的看法。《语类》云:太极只是一个理字,太极只是天地万物之理。在天地言,则天地之中有太极;在万物言,则万物之中各有太极。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先有此理。动而生阳,亦只是理;静而生阴,亦只是理。这纯然是正中来的思想的暴露,他接着伊川的系统,也抱定性即理的主张。他说:性即理也一语,自孔子后无人见得到此,伊川此语,真是颠扑不破。性即是天理,哪得有恶?可见他把伊川看作孔子后第一人。伊川好讲气质之性,他便扩大为人心道心之说。亚夫问:气质之说,起于何人?朱晦庵说:此起于张、程,某以为极有功于圣门,有补于后学。他后来便力持从气质之性见到本然之性之说。他又讲到欲,也是伊川的主张。伊川说欲由于气禀之浊,他的见解也正是如此,都是出发于正中来的。
6.陆象山
象山的思想,是另外一个法门。既和张横渠、程明道的气一元论不同,也和程伊川、朱晦庵的理一元论有别。他不讲理气的区别,更不讲人心道心与天理人欲的差异。论到心性情欲的关系,他差不多看作是一件东西。所以说: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当归一,精义无二。此心此理,实不容有二。故孔子曰:吾道一以贯之。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这样,我们知道他的思想,是站在兼中到的立场。
7.王阳明
阳明比象山更明显,主张心性情欲为一,主张心即理。他答罗整庵书说道:理一而已。以其理之凝聚而言,则谓之性;以其凝聚之主宰而言,则谓之心;以其主宰之发动而言,则谓之意;以其发动之明觉而言,则谓之知;以其明觉之感应而言,则谓之物。故就物而言谓之格;就知而言谓之致;就意而言谓之诚;就心而言谓之正。正者,正此也;诚者,诚此也;致者,致此也;格者,格此也。所谓穷理以尽性也。天下无性外之理,无性外之物。又说:物理不外于吾心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这都是极力发挥兼中到的见解的。他答陆原静书,论到七情道:乐是心之本体,虽不同于七情之乐,亦不外于七情之乐。虽则圣贤别有真乐,而亦常人之所同有。但常人有之而不自知,反自求许多忧苦,自加迷弃。虽在忧苦迷弃之中,而此乐又未尝不存。但一念开明,反身而诚,则即此而在矣。这种说法,实含着正中来的要义。所谓虽不同于七情之乐,亦不外于七情之乐,正与李翱的视听昭昭,而不起于见闻相同。这是正中来的最明确的主张。
以上关于禅家哲理及禅家对中国哲学思想界的影响,大体述意。禅家是站在极端的观念论的立场,那是毋庸说明的。它所谓不立文字,以心传心,是废止一切言论并摧废一切科学的企图,这完全是封建社会观念论发展的最高产物。就以印度的禅而论,他们仍是看重文字的,因为真正的佛教,离开文字便无从说。所以在先要积了许多的多闻熏习的工夫,然后能因事见理,随事作观,随事有省,随时悟得,这便是禅的境界。总之,以教解禅,尚有可明之理,以禅解禅,则陷于迷障不知所云。印度的禅到了中国之后,为什么会流为不立文字的禅宗,为什么会成为一超直入的禅宗,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矛盾日趋于尖锐化的缘故。尤其是禅宗发展于唐以后,更明明白白地是统治阶级权力集中的反映。资本主义社会尚需要科学,若在封建形态尖锐化的社会是根本用不着科学的。这是禅宗能在中国迅速地发展的理由。禅宗既为统治阶级所欢迎,而在专以维护封建自任的儒家,更莫不变本加厉,因而有儒表禅里的主张。现在中国更努力于佛化,这是统治阶级所惯用的伎俩,丝毫不足怪异的。无论佛化或耶化,在统治阶级的心理,都是把它当作羁縻大众最有力的工具。所以宗教传播的问题,在现代富阶级性的国家,都成为严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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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石岑
中国哲学十讲中国,哲理,哲学,第七讲,李石岑李石岑第七讲 禅家的哲理_禅家的意思,在中国哲学史上,佛教的思想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尤其是佛教的禅宗一派所占的地位之重要,比其他各派更有过之,这是稍为留心宋明哲学的人都知道的。我们要研究秦、汉以后的中国哲学,则对于佛教中禅家的哲理,实有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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