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到《大公报》王芸生先生的《论诸葛亮》上中下三篇，颇多新颖而富教训、令人深思的意思。篇中批判诸葛亮两点：第一，养才与用才皆嫌不足。第二，伐魏的军略有错误。前一点，是多少采取王船山责先主君臣勤于耕战，察于名法，而于长养人才、涵育熏陶之道，未之讲也的说法，而加重发挥的。后一点，亦是片面的采取王船山之说以赞助陈寿所谓应变将略非其所长的旧说。此两点皆非芸生先生独创的见解，前人论辩甚多，此处我们暂不加讨论。他进而指出诸葛亮事必躬亲，察察为明的作风，最足以使他不放心用才，甚至于猜防人，不轻信人，足以害才而难于养才。他批评道：诸葛亮本非常人，掌非常事，图非常功，而细碎如此，怎样可以？是否完全切中诸葛本人的弊病，虽不敢说，然对于王先生之极力揭出治必有体及用才与养才的重要，其针砭时弊，供人借鉴的用意，却值得我们赞佩，也值得政治上的人物反省。
王先生还进一步推究出孔明事必躬亲，察察为明，不能养才用才的原因，乃基于他法道合抱的学养。他搜罗了一些事实，表明孔明的学养得力于道家、法家，而于儒却不甚相干。他说：宋儒拉诸葛亮进孔庙，是牵强附会的。换言之，他要推翻宋儒认诸葛孔明有儒者气象的旧案。提出诸葛是属于儒家呢抑是属于道家及法家的问题。这却引起我许多话要说了。
首先我们要分辨，孔明有道家、法家的学养是一事，孔明是否有儒者气象又是一事。譬如，朱子也有道家的学养，他的确曾经注解过道家的经典《参同契》，然而他不失为集大成的正统儒家的代表，王阳明也曾泛滥于词章，出入于佛老，换言之，他曾有很深的佛老的学养，然而他不失为伟大的儒家。我们即令承认孔明有道家、法家的学养，我们亦不能因此便否认孔明是代表儒家精神的政治家。因为具有法家、道家的学养，也许更足以充实他儒家的学养，增加他学术思想里的新成分，使他超出狭隘迂拘的旧传统，而蔚然成为一个新儒家。
王先生的主旨似乎要特别指出因为孔明有法道合抱的学养，所以孔明是道家、法家的代表，不惟他的学养与儒家不相干，而他的人品也不是儒者，不应像宋儒那样牵强附会，认孔明为属于儒家的政治家。因此，问题的关键便不是孔明是否有道法学养的问题，而成为（一）孔明是否道家？（二）孔明是否一申韩式的法家？（三）孔明是否一儒者？兹试就这三方面来分别讨论：
对于孔明是道家，王先生举出三点说明：第一，孔明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之教，是老子致虚守静，知黑守白的意思，这种解释，我们不反对，不过我们认为孔明淡泊宁静之教，不惟道出了儒道两家的共同之点，且亦道出了千古学人应有的生活态度，所谓平淡的生活与高远的思想（Plain living and high thinking）实中外学人应有之风致。不能纯认作道家一派的特征。淡泊宁静实以颜渊为最好代表。致远如果指曾子式之任重致远，明志如果指表明忠贞纯洁之志，无功名利禄、欺人孤儿寡妇之野心，如孔明受托孤后之所表现者，则儒家色彩亦相当浓厚。第二，王先生举出《诸葛集》中有《阴符经序》及《阴符经注》二首及孔明为阿斗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以表明诸葛之深得力于道家及法家。集中两文是否确出孔明之手，王先生自己也说不可知。至于后一事之果否属实亦是问题。因当时阿斗，仅十六、七岁，孔明平日以宁静淡泊教子，而何以会亲写《申韩六韬》以教愚暗而性情未定的青年阿斗，殊属不可解。且《出师表》明明恳切地以亲贤臣、远小人的儒家的道德训条教阿斗，而他前此何以会以《申韩六韬》的策略教阿斗，不惟前后不一致，而且也无甚意义。即使我们假定此二事属实，亦只能表明孔明对于道家、法家曾有相当研究的兴趣，仍无法证明他整个人品及学术是属于道家或法家。第三，王先生提出有机心是道家的特点，且发现孔明用人行事颇具机心。这点或许是王先生全文中最新颖独到之处。不过他对于什么是机心，未加以明白的解释或界说。就前后文的意思揣测，机心大概是指深藏不露，存心阴险，遇着适当时机，用巧妙的计划铲除或陷害所欲铲除陷害的人。这似乎是将道家解释成阴谋家、权术家一流派的人物。王先生这种看法牵扯出两个问题：（一）有机心是否道家的特征？（二）孔明是否有机心？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们承认用阴谋权术去解释道家，特别是用之解释老子的趋势，在中国政治策略思想上相当大，一如将道家认作炼丹修仙的趋势相当大一样。阴谋权术与炼丹修仙乃中国政治上、文化上的黑暗方面，是开明时代、民主社会所须扫除廓清的。这似乎均非老庄的真面目，只代表被歪曲、被丑化了的道家，或误解老子所产生的流弊。从哲学史上，从老庄思想的本身，我们看不出老庄有提出阴谋权术、机心的主张。反之，我们发现老庄思想富于诗意，富于山林隐逸和潇洒超脱的风味，我们也发现注重归真返朴，羡慕赤子婴儿式的天真或天机，保持人的真性情，厌恶人世的繁文缛节、权诈智巧，是老庄的特色。有机心似只是对原始道家的真面目之歪曲误解，恶化流弊，无论事实上或理论上，我们很难说，某人有机心，故某人必是道家，或某人是道家，故某人必有机心。因此我们无法承认有机心是道家的特质。
第二，谈到孔明是否有机心的问题，王芸生先生举出《梁甫吟》中二桃杀三士的计谋为极具机心的故事。意谓孔明喜《梁甫吟》，足见孔明有机心。他又举出裁抑魏延，荣宠李严，都是深疑其人，而故为之阴抑或阳宠，都是机心的运用。尤其他临终时的遗令，使魏延与杨仪相水火，使之一死一黜，而使蒋琬安然继其任，最是运用机心的高峰作品。这里我们似应分辨计谋策略与机心的区别。用计谋策略以使敌人内讧，以消灭反叛，似乎是兵家政家之常轨，而有机心似指自己内心不诚，动机不纯，用阴谋设陷阱以陷害自己所猜疑忌嫉的人，但这被陷害的人不一定是敌人，也许是自己的亲信或同僚。所以孔子言兵亦主好谋而成。阳明作战，亦曾用计谋诱敌。说孔明好计谋策略，无人可以否认，且亦无足诟病。总之，为公为国，为除奸扶正而用计谋策略，绝不能谓为有机心。机心中必包含有私心。说孔明对人存有机心，不啻根本怀疑他的动机之纯正，心地之光明，恐难免深文周纳，陷于以己之机心揣度他人之机心。譬如，二桃杀三士的故事，是说晏子如何用计谋消灭敌人的勇士，谓他有机智可，谓他有机心则不可。
至于孔明之遗令，王先生既断定是他运用机心的高峰作品，又批评他对这事的安排极尽乱七八糟之能事，似乎是说的太严刻一点，而没有设身处地，细心体谅古人当时的情景。请试引王先生所服膺引用的王船山对此事的论断，以解答王先生的批评。王船山说武侯遗令魏延断后，为蒋琬费祎地也。必不可使任蜀者魏延也。延权亚于公。而雄猜难御。惟大军退而延不得孤立于外。杨仪先入，而延不得为主于中。虽愤激而成乎乱，一夫之制耳。延之乱也，不北降魏而南攻仪，论者谓其无叛心。虽然，岂可保哉？延以偏将孤军，主帅死而乞和于魏，亦司马懿之属吏而已矣。南辕而不北驾，不欲为懿下也。使其操全蜀之兵，制朝权而惟其意，成则攘臂以夺汉，不成将举三巴以附魏，司马懿不得折箠而驭之。其降其否？亦恶可谅哉？杨仪褊小之器耳，其日吾若举军就魏，宁当落度如此？是则即为懿屈而不惭者。令先归而延与姜维持其后，蒋琬谈笑而废之，非延匹也。于是而武侯之计周矣。故二将讧而于国无损。不然，将争于内，敌必乘之。司马懿之智，岂不能间二乱人以卷蜀，而何为敛兵以退也。足见船山亦称赞孔明预平内乱的巧妙和计谋的周至。这是孔明谋身后国家安全的大计，岂可推测其内怀机心？见杨仪、魏延之不可靠，几乎尽人皆知。史书上有这样一段记载：费祎使吴，吴主权曰，杨仪、魏延，牧竖小人，后必为乱。祎曰，功以才成，业以才广，若防其后患舍而不用，是犹避风涛而逆废舟楫，非长久也。诸葛亮号称知人，岂尚不能洞烛其奸。以人才难得，明知其奸，又须利用其才。利用其才，又须预防其变乱。王先生不体谅孔明之煞费苦心处，反而替魏延、杨仪表同情，殊令人不解。至于说孔明之初宠任李严，后以其有罪，而废为民，亦是机心作用，真可谓极尽揣测周纳之能事。孔明死后能使廖立垂泣，李平病死，论者多认为孔明公与诚之感人，令人心服所致（参看习凿齿的评论），真不知从何处见得他有机心？如果说孔明太拘泥法规，不敢放手去破格用人，亦乏使人戴罪图功的权略，我们尚可相当承认，如说他有机心，乃纯是揣测推度他人的动机或心地的工作。惯于测度他人的动机或内心隐微之处，最易陷于武断刻薄，不是以己之机心测人之机心，就是对他人行事的动机，加以最坏的解释，而陷于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不惟有伤忠厚，且亦养成自己猜疑之心。评人论事，此最所宜戒。故最好是就事论事，就行为论行为，较为客观，不要去揣测他人的心机或机心。
以上我们简略说明，孔明虽读过《老庄六韬》等道家的书，但不一定即是属于道家，更难说是坏意义的、有阴谋色彩、有机心的道家。至于孔明是否法家和是否儒家的问题，俟有机会于中下篇中再讨论之。
麟按：关于孔明是法家还是儒家的问题，已详于下篇《论法治的类型》一文中，故本文未继续将中篇、下篇写下去，读者试参考该文，即可见得我对此问题的看法。我根本否认儒家不重法治，我只承认儒家不采用申韩之术。我认为诸葛式的法治即顺人情、兼德礼而言法治，为儒家法治的代表。我更进一步认为儒家的或诸葛式的法治，在法治演进的过程上较申韩式的法治应列于较高一阶段。
（1943年写于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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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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