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哲学史显得是派别复杂，思想纷歧，对于里面的问题，几千年来，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好像是得不到确定的结论。科学上的问题，都是一个一个可以得到解决的。科学上的问题可以日新月异而有进步，科学上的发明亦可以日新月异而有进步。而哲学上好像老是那几个旧问题，对于这些陈旧问题的解决，又复纷歧而没有定论，因此少有进步。有的人便以此诟病哲学，觉得哲学不值得研究。
我们的意思以为哲学纷无定论，在某意义下，确是事实。以此诟病哲学，却又可不必。
真理也许只有一个。然而我们考查此真理的角度或出发点不同，我们所得的结论也许就互异。对于同一个问题，由于性情、环境、时代需要以及个人学养、文化背景的不同，也许就会产生不同的看法。所以古人尝说，道一而已，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诗人也咏过：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这些说法似乎都可多少说明哲学纷无定论的事实。
还有一层，科学上的问题，每每只涉及部分，本身是可以有定论的解答的。而哲学上的问题，每每涉及全体、根本，难于得到解答，更难于得到有定论的解答，譬如一般人常说，盖棺定论，但历史上许多伟大人物，盖棺已千百年，而论犹未定。同样，伟大的问题，也是千百年不易得到定论。即在较高深的科学里，如数学、物理、心理学里，亦有派别的分判，亦有彼此辩争未得定论的重大问题。何况在哲学领域里，有许多哲学家以发出千百年无人能解决的大问题，以提出千百年无人能证明的大假设自豪，这种问题何能容易得到定论呢？所以有时即当哲学家提出问题之时，他本来就不希望求得到一致的或定于一尊的千古不移的定论。
尤其我们须知，哲学重在思想的训练和理智的活动，重研究、怀疑、讨论、辩难、探求思索的过程，而不一定重在问题的根本解决和所得的结果。犹如我们习体操，或爬山旅行，我们重在体育活动的过程和身体的锻炼，而不重实际的收获和问题的解决。在这意义下，哲学也是只问耕耘（思想研究）不问收获（得到结论、结果）的。哲学家只是爱智者，追求真理的人，而不是智者，自命已经有了智慧、得到真理的人。
而且从另一方面来说，哲学有了定论，正是哲学的末路。一个哲学家自命为有了定论，则他便会陷于独断而不虚怀求进益。一个社会或国家，认某一哲学家的体系为定论，定于一尊，而认违反此定论的学说为异端邪说，则那个社会或那个国家，就会陷于政治不民主、学术不进步和思想不自由的厄运。汉武帝认孔子的学说为定论，尊崇儒术，罢黜百家，其妨害思想自由、学术进步和政治民主的恶影响，真是难于计量。西洋在中世纪，教会方面认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为定论，违反亚氏思想的人，有被迫害、被处死的危险，其对思想自由、学术进步和政治民主妨害更大。近年来弥漫世界的一种有宗教性和独裁性的政治运动，在哲学上亦有定于一尊的趋势，一定要崇奉某某哲学家为惟一先知，某种典籍为圣经，而提出一套哲学的公式，作为政治运动的信条。这与汉武之尊崇儒术，教会之尊崇亚理士多德，同是扼杀哲学思想的正常进展，亦同即为妨害思想自由、学术进步和政治民主的逆流。其错误似亦在于认为哲学应该有定论，且应该定于一尊。
我常说，就对于哲学之有无定论的态度而言，我们不妨约略把哲学家分为两类，一类是善于发问题的哲学家，一类是善于答问题的哲学家。发问题的哲学家，喜欢批评、怀疑，反对旧传统，提出新问题、新方法，指出新方向，大都是开风气、创学派的哲学家。西洋哲学史上的苏格拉底、笛卡尔、洛克、休谟都可说是属于此类。我们虽不能说他们在哲学思想上没有得到肯定的结论，然而他们的思想特富于暗示性、启发性，有待后人的讨论、补充、发挥、解释处特多。答问题的哲学家，大都善于综合融汇，折衷各派而求其至当，集各派的大成而创立博大的体系，使人有百川归海，叹观止到顶点之感。如亚里士多德可说是答复苏格拉底、柏拉图的问题的哲学家，斯宾诺莎是答复笛卡尔的问题的哲学家，黑格尔是答复康德的问题的哲学家，惟有康德的地位比较特殊：他一方面答复休谟的问题，一方面又提出新问题给费希特、黑格尔等人来答复。发问题的哲学家注重怀疑批评，自身就不愿意执着什么定论。答问题的哲学家好像是有了定论，但亦大都只承认折衷众说，集其大成，而不敢以独创独断自居。总之，在哲学领域内，不论有无定论，都是富于自由空气的。
说哲学纷无定论，目的在注重哲学的自由和创新方面。并不是说哲学里纷乱如麻，使人无所适从。更不是说，学哲学的人，可以信口开河，胡言乱说，漫无是非真伪标准。哲学有其神圣的使命、完整的领域、森严的律令、谨严的方法，亦有其公认的标准和典型的权威。这种种特点都是使得哲学成为一专门学问的条件。说哲学上没有定论可，说哲学上任何定论都可以批评反对更可，但说整个哲学史只是庞杂的思想的记载，漫无头绪却不可。因为如果加以贯通的整理，我们就可看出哲学史上的派别和论辩，皆是脉络分别，源流清楚。如众山之有主峰，如众流之汇归于海，使人感觉到哲学上派别之多，思想之杂，而仍不违悖于道一而已，真理只有一个的根本原则。
还有一点，须得补充的，说哲学史或哲学界纷无定论，并不是说每个哲学家没有他自认为苦思力索深信自得的真理。每个哲学家总觉得有需要他发挥阐明的真理，也有须得他鞠躬尽瘁，生死以之，去坚持、去维护的真理。王阳明说：尔自己心中一点良知，就是尔自己的准则，有准则就可说是有定论。有准则有定论，行为就有了指针。对于真理有了明觉精察的定论，对于生活就会有真切笃实的力行。于是我就可以说，说哲学无定论，是注重哲学的批评怀疑，以求思想的自由创新。说哲学有定论，是指出由对于真理的认识可引起信仰而指导行为。所以要呆板地执着地说哲学无定论或有定论皆不可。哲学纷无定论这句话并不是定论。认哲学有了定论，真理百世不惑四海皆准的说法，也不是定论。于是我这篇短文说来说去也没有定论，尚待对这问题有兴趣的人的讨论和指教。
（写于1946年）
更新于：1个月前译文
贺麟著。商务印书馆1947年出版,1988年8月新版。该书是著者在抗战期间在西南联大任教时,在报刊上所发表过的文章的结集。新版除保留旧版的全部文章外,还增收了若干篇章,并撰写了新版序言。现共收42篇。内容涉及人生、道德、教育、法制、宗教、哲学等文化的各个方面。书中每篇所论都是针对当时中国所面临的现实文化问题,并根据自己的思想体验来加以解答。其依据是中国的儒家思想和西方康德、费希特、黑格尔所代表的理想主义思想。著者认为该书表现了三个特点:(1)有我。书中绝少人云亦云地抄袭现成公式口号的地方,每篇都是自己的思想见解和体验的自述或读书有得有感的报告。或者说,每一篇都有自己性格的烙印。(2)有渊源。即是说,虽说有我,但并非狂妄自大,前无古人。书中所反映的思想,都有其深远的来源,——中国传统文化和儒家思想。(3)吸收西洋思想。虽然发扬传统文化,但并不守旧,对于西洋文化思想和哲学,都加以虚心的理会和切己的体察,而将其根本精神,以自己的语言,解释给国内人民。该书许多篇章的观点都比较新颖。出版后曾引起学术界的注意。1986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北京大学哲学系等四个单位举办了贺麟学术思想讨论会。会上不少人都认为该书与《近代唯心论简释》一样,是著者前期思想的代表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