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火车可怎能上去？要带东西是不可能，就单说人吧！也得从下边用人抬。
何南生在抗战之前做小学教员，他从南京逃难到陕西遇到一个朋友是做中学校长的，于是他就做了中学教员。做中学教员这回事先不提。就单说何南生这面貌，一看上去真使你替他发愁，两个眼睛非常光亮而又时时在留神，凡是别人要看的东西，他却躲避着，而别人不要看的东西，他却偷着看，他还没开口说话，他的嘴先向四边咧着，几几乎把嘴咧成一个火柴盒形，那样子使人疑心他吃了黄莲。除了这之外，他的脸上还有点特别的地方，就是下眼睑之下那两块豆腐块样突起的方形筋肉，无管他在说话的时候，在笑的时候，在发愁的时候，那两块筋肉永久不会运动，就连他最好的好朋友，不用说，就连他的太太吧！也从没有看到他那两块砖头似的筋肉运动过。
这是干什么这些人，我说：中国人若有出息真他妈的
何南生一向反对中国人，就好像他自己不是中国人似的。抗战之前反对得更厉害，抗战之后稍稍好了一点，不过有时候仍旧来了他的老毛病。
什么是他的老毛病呢？就是他本身将要发生点困难的事情，也许这事情不一定发生，只要他一想到关于他本身的一点不痛快的事，他就对全世界怀着不满。好比他的袜子晚上脱的时候掉在地板上，差一点没给耗子咬了一个洞，又好比临走下讲台的当儿，一脚踏在一只粉笔头上，粉笔头一滚，好险没有跌了一交。总之，危险的事情若没有发生就过去了，他就越感到那危险得了不得，所以他的嘴上除掉常常说中国人怎样怎样之外，还有一句常说的就是：
到那时候可怎么办哪
他一回头，又看到了那塞满着人的好像鸭笼似的火车。
到那时候可怎么办哪？现在他所说的到那时候可怎么办是指着到他们逃难的时候可怎么办。
何南生和他的太太送走了一个同事，还没有离开站台，他就开始不满意，他的眼睛离开那火车第一眼看到他的太太，就觉得自己的太太胖得像笨猪，这在逃难的时候多麻烦。
看吧，到那时候可怎么办！他心里想着：再胖点就是一辆火车都要装不下啦！可是他并没有说。
他又想到，还有两个孩子，还有一只柳条箱，一只猪皮箱，一个网篮，三床被子也得都带着网篮里边还能装得下两个白铁锅。到那里还不是得烧饭呢！逃难，逃到那里还不是得先吃饭呢！不用说逃难，就说抗战吧，我看天天说抗战的逃起难来比谁都来的快，而且带着孩子老婆锅碗瓢盆一大堆。
在路上他走在他太太的前边，因为他心里一烦乱，就什么也不愿意看。他的脖子向前探着，两个肩头低落下来，两只胳臂就像用稻草做的似的，一路上连手指尖都没有弹一下。若不是看到他的两只脚还在一前一后的移进着，真要相信他是画匠铺里的纸彩人了。
这几天来何南生就替他们的家庭忧着心，而忧心得最厉害的就是从他送走那个同事，那快要压瘫人的火车的印象总不能去掉。可是也难说，就是不逃难，不抗战，什么事也没有的时候，他也总是胆战心惊的。这一抗战，他就觉得个人的幸福算完全不用希望了，他就开始做着倒霉的准备。倒霉也要准备的吗？读者们可不要稀奇！现在何南生就要做给我们看了：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五日，何南生从床上起来了，第一眼他看到的，就是墙上他已准备好的日历。
对的，是今天，今天是十五
一夜他没有好好睡，凡是他能够想起的，他就一件一件的无管大事小事都把它想一遍，一直听到了潼关的炮声。
敌人占了风陵渡和我们隔河炮战已经好几天了，这炮声夜里就停息，天一亮就开始，本来这炮声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何南生也不怕，虽然他教书的那个学校离潼关几十里路，照理应该害怕，可是因为他的东西都通通整理好了，就要走了，还管他炮战不炮战呢！
他第二眼看到的就是他太太给他摆在枕头旁边的一双袜子。
这是干什么？这是逃难哪不是上任去呀你知道现在袜子多少钱一双他喊着他的太太：快把旧袜子给我拿来！把这新袜子给我放起来。
他把脚尖伸进拖鞋里去，没有看见说破袜子破到什么程度，那露在后边的脚跟，他太太一看到就咧起嘴来。
你笑什么，你笑！这有什么好笑的还不快给孩子穿衣裳，天不早啦上火车比登天还难，那天你还没看见。袜子破有什么好笑的，你没看到前线上的士兵呢！都光着脚。这样说，好像他看见了，其实他也没看见。
十一点钟还有他的一点钟历史课，他没有去上，两点钟他要上车站。
他吃午饭的时候，一会看看钟，一会揩揩汗，心里一着急，所以他就出汗。学生问他几点钟开车，他就说：
六点一班车，八点还有一班车，我是预备六点的，现在的事难说，要早去，何况我是带着他们他所说的他们是指的孩子，老婆和箱子。
因为他是学生们组织的抗战救国团的指导，临走之前还得给学生们讲几句话，他讲的什么，他没有准备，他一开头就说，他说他三五天就回来，其实他是一去就不回来的。最后的一句说的是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其余的他说，他与陕西共存亡，他绝不逃难。
何南生的一家，在五点二十分钟的时候，算是全来到了车站：太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一个柳条箱，一个猪皮箱，一只网篮，三个行李包。为什么行李包这样多呢？因为他把雨伞，字纸篓，旧报纸都用一条被子裹着，算做一件行李；又把抗战救国团所发的棉制服，还有一双破棉鞋，又用一条被子包着，这又是一个行李；那第三个行李，一条被子，那里边包的东西可非常多：电灯泡，粉笔箱，羊毛刷子，扫床的扫帚，破揩布两三块，洋蜡头一大堆，算盘子一个，细铁丝两丈多，还有一团白线，还有肥皂盒盖一个，剩下又都是旧报纸。
只旧报纸他就带了五十多斤，他说：到那里还不得烧饭呢？还不得吃呢？而点火还有比报纸再好的吗？这逃难的时候，能俭省就俭省，肚子不饿就行了。
除掉这三个行李，网篮也最丰富：白铁锅，黑瓦罐，空饼干盒子，挂西装的弓形的木架，洗衣裳时挂衣裳的绳子，还有一个掉了半个边的陕西土产的痰盂，还有一张小油布，是他那个两岁的女孩夜里铺在床上怕尿了褥子用的，还有两个破洗脸盆。一个洗脸的。一个洗脚的。还有油乌的筷子笼一个，切菜刀一把，筷子一大堆，吃饭的饭碗三十多个，切菜樽三个。切菜樽和饭碗是一个朋友走留给他的。他说：逃难的时候，东西只有越逃越少，是不会越逃越多的，若可能就多带些个，没有错，丢了这个还有那个，就是扔也能够多扔几天呀！还有好几条破裤子都在网篮的底上，这个他也有准备。
他太太在装网篮的时候问他：
这破裤子要它做什么呢？
他说：你看你，万事没有打算，若有到难民所去的那一天，这个不都是好的吗？
所以何南生这一家人，在他领导之下，五点二十分钟才全体到了车站，差一点没有赶不上火车火车六点开。
何南生一边流着汗珠一边觉得这回可万事齐全了，他的心上有八分快乐，他再也想不起什么要拿而没有拿的，因为他已经跑回去三次，第一次取了一个花瓶，第二次又在灯头上拧下一个灯伞来，第三次他又取了忘记在灶台上的半盒刀牌烟。
火车站离他家很近，他回头看看那前些日子还是白的，为着怕飞机昨天才染成灰色的小房。他点起一只烟来，在站台上来回的喷着，反正就等火车来，就等这一上了。
到那时候可怎么办哪！照理他正该说这一句话的时候。站台上不知堆了多少箱子，包裹，还有那么一大批流着血的伤兵，还有那么一大堆吵叫着的难民。这都是要上六点钟开往西安的火车。但何南生的习惯不是这样，凡事一开头，他最害怕，总之一开头他就绝望，等到事情真来了，或是越来越近了，或是就在眼前，一到这时候，你看他就安闲得多。
火车就要来了，站台的大钟已经五点四十一分。
他又把他所有的东西看了一遍，一共是大小六件，外加热水瓶一个。
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忘记的吧！你再好好想想！他问他的太太说。
他的女孩跌了一交，正在哭着，他太太就用手给那孩子抹鼻涕：
哟！我的小手帕忘下了呀！今天早晨洗的，就挂在院心的绳子上。我想着想着，说可别忘了，可是到底忘了，我觉得还有点什么东西，有点什么东西，可就想不起来。
何南生早就离开太太往回跑了。
怎么能够丢呢？你知道现在的手帕多少钱一条？他就用那手揩着脸上的汗，这逃难的时候，我没说过吗！东西少了可得节约，添不起。
他刚喘上一口气来，他用手一摸口袋；早晨那双没有舍得穿的新袜子又没有了。
这是丢在什么地方啦？他妈的火车就要到啦三四毛钱，又算白扔啦！
火车误了点，六点五分钟还没到，他就趁这机会又跑回去一趟，袜子果然找到了，托在他的掌心上，他正在研究着袜子上的花纹，他听他的太太说：你的眼镜呀
可不是，他一摸眼镜又没有了，本来他也不近视，也许为了好看，他戴眼镜。
他正想回去找眼镜，这时候，火车到了。
他提起箱子来，向车门奔去，他挤了半天没有挤进去，他看别人都比他来的快，也许别人的东西轻些，自己不是最先奔到车门口的吗？怎么上不去，却让别人上去了呢？大概过了十分钟，他的箱子和他仍旧站在车厢外边。
中国人真他妈的真是天生中国人！他的帽子被挤下去时，他这样骂着。
火车开出去好远了，何南生的全家仍旧完完全全地留在站台上。
他妈的，中国人要逃不要命，还抗战呢！不如说逃战吧！他说完了逃战还四边看一看，这车站上是否有自己的学生或熟人，他一看没有，于是又抖着他那被撕裂的长衫：这还行，这还没有见个敌人的影，就吓靡魂啦！要挤死啦！好像屁股后边有大炮轰着。
八点钟的那次开往西安的列车进站了，何南生又率领着他的全家向车厢冲去，女人叫着，孩子哭着，箱子和网篮又挤得吱咯的乱响。何南生恍恍惚惚的觉得自己是跌倒了，等他站起来，他的鼻子早就流了不少的血，血染着长衫的前胸。他太太报告说，他们只有一只猪皮箱子在人们的头顶上被挤进了车厢去。
那里装的都是什么东西？他着急所以连那猪皮箱子装的什么东西都弄不清了。
你还不知道吗？不都是你的衣裳？你的西装
他一听这个还了得！他就问着他太太所指的那个车厢奔去，火车就开了，起初开得很慢，他还跟着跑，他还招呼着，而后只得安然的退下来。
他的全家仍旧留在站台上，和别的那些没有上得车的人们留在一起。只是他的猪皮箱子自己跑上火车去走了。
走不了，走不了，谁让你带这些破东西呢？我看太太说。
不带，不带，什么也不带到那时候可怎么办哪！
让你带吧！我看你现在还带什么！
猪皮箱不跟着主人而自己跑了，饱满的网篮在枕木旁边裂着肚子，小白铁锅瘪得非常可怜，若不是它的主人，就不能认识它了。而那个黑瓦罐竟碎成一片一片的。三个行李只剩下一个完整的，他们的两个孩子正坐在那上面休息。其余的一个行李不见了，另一个被撕裂了，那些旧报纸在站台上飞，柳条箱也不见了，记不清是别人给拿去了还是他们自己抬上车去了。
等到第三次开往西安的车，何南生的全家总算全上去了。到了西安一下火车先到他们的朋友家。
你们来了呵！都很好！车上没有挤着？
没有，没有，就是丢点东西还好，还好，人总算平安。何南生的下眼睑之下的那两块不会运动的筋肉，仍旧没有运动。
到那时候他又想要说到那时候可怎么办，没有说，他想算了吧！抗战胜利之前，什么能是自己的呢？抗战胜利之后什么不都有了吗？
何南生平静的把那一路上抱来的热水瓶放在了桌子上。
（该篇首刊于1939年1月21日重庆《文摘战时旬刊》第四十一、四十二期合刊，署名萧红。）
更新于：2个月前基础介绍
萧红
旷野的呼喊旷野,萧红萧红逃难,这火车可怎能上去？要带东西是不可能，就单说人吧！也得从下边用人抬。何南生在抗战之前做小学教员，他从南京逃难到陕西遇到一个朋友是做中学校长的，于是他就做了中学教员。做中学教员这回事先不提。就单说何南生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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