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 声

我们钻进这荒凉的原始森林，已经整整三天了。

十月里，东满的森林是阴郁而寒冷的，一九三五年的晚秋，却似乎比往年来得更早一些：茅草早已枯黄了，在积年的腐土上，又压上了厚厚的一层落叶。从兴凯湖面上吹来的风，像无数只粗大的手，摇撼着树梢，撕捋着松针、败叶和枯枝，把它们随意地撒开来，使得这傍晚的森林更显得阴森、凄冷。

我沿着树丛的间隙蹒跚地走着。眼看再有几十步就可以翻上前面那个山包，但两条腿却越来越不听使唤了。背上越来越重，仿佛背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座山；脚下的败叶更软了，一脚踏下去半天也抬不起来。伤口像钻进了无数小虫子，钻心地疼，太阳穴一阵阵发涨，眼前的树干慢慢地模糊、晃动起来了。蓦地，脚被树根一绊，身子踉跄了一下，砰的一声半边脸颊撞到树干上了。

迷迷糊糊地，我觉得背上耸动了一下，一只袖管轻轻地摸到了我的额角上，把汗水和血水给擦了擦，接着，他叹了口气，低低地叫了声：老董

老赵醒了！这个念头使我一阵高兴，惊醒过来。老赵的伤势很重，流血太多，从今天早上就一阵阵昏迷起来，这也说不上是第几次醒来了。我伸手扶住树干，定了定神，然后蹲下来，解开那条临时当作背兜的被单，把他轻轻地放在树下的一堆枯叶上。

他斜倚着树干躺下来，用那失神的眼睛看了看我，又四下里打量了一下，问我：小孙呢？

在埋溜子，还没上来呢。我一面回答，一面探身向山下望望。在这浩瀚的大林子里，小孙这孩子似的身躯更显得矮小。他一手提枪，一手拿根树条子，正在一步步后退着，把我们踏倒的草扶起来。他做得那么仔细，从背影看去，好像不是在敌人的追踪下突围，倒像住屯子的时候给老乡打扫院子。

老赵挣扎着欠起身，向小孙走来的方向看了看，伸手摸摸我脸上的擦伤，长长地叹了口气：唉，我可把你们俩拖毁了！说着，他猛地扭过头去。

这风他扬起手掌揩了揩眼睛。

他的心情我是理解的。他是我们连出名的硬汉子，再苦再难，你在他嘴里听不到一句熊话，在他眼里看不见一滴眼泪，可是现在他大概也看出我实在是难以支持了。可是他就没有看看自己。这会儿，他那副憔悴的模样，真叫谁看了都觉得心酸：本来就不丰满的脸，只剩了四指宽的一条条，煞白煞白的，像块风吹雨打的旧墙皮；眼窝深深地陷下去，满头缠着破布条做成的绷带，额角上、肩膀上、腿上到处往外渗着血水，要不是那双闪闪的眼睛，谁能信这是个活人？

我扶他躺好了，把他伤口上的绷带又扎了扎，伸手从怀里掏出了最后的那个苞谷，掰下几个粒子放到他那干裂的嘴里去。我像是安慰他又像安慰自己，说：好好躺会儿，别胡思乱想了。要是今晚敌人不再追上来，我们歇一阵还能再走的。

入秋以来，我们这个连队接受了一项特殊任务：全力向东北方向活动，吸引住敌人，让大部队向西发展。一个月来，我们的活动拖住了敌人，完成了任务，但连队却被大队的鬼子紧紧地盯住了。就在三天前的下午，在袭击一个林警队住的屯子的时候，遭到了敌人突然的包围。部队拼死战斗了一个下午，总算突出了重围，而同志们却被冲得七零八散。

我们三个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凑在一起的。我在突围的时候左臂受了一点儿擦伤，伤势不重，还可以坚持着走；四班长赵广烈的伤势比我重多了，头上、腿上好几处伤口。唯一的一个囫囵人，就是连部的通讯员小孙了。我们组织了一下：老赵由我驮起走，小孙留作后卫，担任监视敌人和消灭足迹。

就这样，我们三个人钻进了大森林，和敌人玩起了捉迷藏。

当时，原想躲上一两天就可以把敌人甩开的。谁知鬼子发现他们上当了之后，索性集中了全力来对付我们。他们调遣了沿路的保安队、林警，紧紧地盯住了我们的屁股，一步也不放松。几天来都是这样：我们好容易把敌人撇开，还来不及烧堆野火，找点水喝，鬼子就赶上来了。今天，可算最平静的一天，从中午到现在没有发现敌情，也许可以让我们稍稍休息一下了。

我把老赵安排好，自己也在这软绵绵的树叶上躺下来，一粒粒地嚼着苞米。这时，小孙上来了。这孩子，几天来也吃尽了苦头，原来红扑扑的一张小圆脸，如今变得又黄又尖，显得两只眼睛更大了。他是两年以前，随着父亲越过鸭绿江，逃出自己的祖国，参加我们抗日联军的。我们全连的同志都像对自己的弟弟似的关心着他，亲切地用朝鲜话称呼他东木孙一。两个月前他和我们一道刚刚掩埋了他的父亲我们的孙营长，现在又和我们一起熬受这种艰苦危难。

小孙还是一股孩子气，他三脚两步跑到我们身边，摊开衣兜，把一大把榛子和一堆松塔抖在我们面前。他抓起松塔，在树根上轻轻一摔，就出来一堆松子，然后用手榴弹把松子一个个敲开，交给我们。他自己却扎扎腰带，像只小猫似的哧溜哧溜爬上一棵大杉树，去瞭望去了。

我们几颗松子还没吃下，小孙又急乎乎地爬下来了。他一纵身跳到我们面前，神秘地说：喂，咱们走到天边上来了。

什么？我们以为又有了情况。

到了界上了。他往山包背后一指，这下面就是国界，还可以看见苏联的哨兵呢。他把苏联两个字说得很重，神情又惊奇又兴奋。

我俩都被这个意外的消息激动起来了。在这以前，指导员上政治课的时候，曾经不止一次地讲到过苏联；有的连队常常在界上活动，他们也讲述过边界上的情形。苏联的***斗争，苏联人民的幸福生活，在我们这些长年生活在丛林里的抗联战士们的心里，像神话似的勾起许多想象。那时候，谁不想亲眼看一看苏联的国土啊，哪怕只看上一眼也好。现在，这个机会就在眼前，哪能轻易地放过？何况从界上或许还可以看出一点儿敌人的动态呢。

原来离我们休息的地方不远，就是这片森林的边缘。我们隐蔽在一丛榛子树后面，偷偷地向外瞭望。就在我们脚下是一条清清的小溪，大概它就是国界了。对面的河岸上，一个苏联边防军的哨兵在游动。在哨兵的身后，是一块长满茅草的小小的盆地。平坦的草场被傍晚的阳光一照，抹上了一层金色，像一大匹柔软的缎子，平直地伸向远处，一直伸到一丛墨绿色森林的边缘。草场的上空瓦蓝瓦蓝的，几朵白云在轻轻浮动，两只老鹰在安详地打着旋。

草场上，一大群苏联男女正紧张地劳动着。一天的工作已将近结束了，草杈迎着阳光，一亮一亮的，一团团草捆被扔到马车上。彩色的衣裙、花头巾在迎风飘动。

这平凡的劳动景象虽然没有什么新奇，却把我们深深地吸住了。什么伤痛、饥饿、疲劳、生命的危险，谁也不再去想它。我们拨开树枝，把头尽可能抬得高些，生怕从眼底下漏掉一点儿东西。为了看得更清楚些，小孙索性钻出树丛，攀到一棵大树上去了。

我的眼睛里渐渐地潮湿了、模糊了。在那大雪茫茫的山林里，在战斗后休息的时刻，我们曾经多少次谈到***胜利以后的生活呀，尽管那种生活看来是那么遥远，我们还是谈着、想着。现在，这种生活却如此平静地展现在眼前了。看着，我不禁懊恨地想：为什么仅仅这么一条窄窄的小河，却把生活分隔得这么鲜明。

我抬起头望了老赵一眼，他那双眼睛，那么亮，自从进入森林以来我就没有见它那么亮过。在眼睛下面，那突起的颧骨上，挂着一颗晶莹的泪珠。

我想跟他说句什么，突然头顶上咔嚓一声，原来小孙看得太出神，不小心压断了一根树枝。就在这时，一阵急促的哨子声刺耳地响起来，接着一排子弹从我们头顶上穿过去。我们被日本鬼子边界的哨兵发觉了。

我留恋地向草场上瞥了一眼，背起老赵，拔腿往林里跑去。小孙在后面掩护，他一面回枪，一面咒骂着：哼，连看看都不让

敌人的哨兵倒没敢往林子里深追，可是这互射的枪声却把我们的行动报告给了追击的敌人。当我们吃力地翻过山背时，山下已经布满了敌人的散兵和马队了。到处是敌兵，到处是枪声，我们连突了几个方向，都不得不退回到山顶上来。很明显，敌人已经发现我们在这个山包上，把这个山头团团地围住了。

我们来到一棵大松树底下，东倒西歪地坐下来。大家默默地互相望望，谁也不愿意开口说话，可大家心里明白：三个人里面有两个彩号，又经过了这连续三天的奔走和这一阵突围，现在别说走路，就连喘口气也几乎没有了力量，要想在这密密的重围中冲出去，已是不可能的了。

这时，太阳已经落到西边山后去了，天渐渐昏暗起来，骚乱稍稍平息了些，森林慢慢安静了。只有那哗哗的松涛在晚风的激荡下，更起劲、更单调地响着，间或有几只归林的飞鸟吱喳地叫两声，远处偶尔传来一两声冷枪和战马长长的嘶叫，整个森林显得更加阴森、更加寒冷了。

我望望他俩。老赵半睡半醒地躺在那里，一会儿睁开眼睛，呆滞地望望树林梢头那一小片蓝天，似乎在思索着什么。小孙耷拉着个脑袋，两手不停地抚摸着那支小马枪的枪托，半天，迸出了一句话：这都怨我啊！说着，抽抽搭搭地哭起来。

老赵长长地吐了口气，脑袋侧向小孙的脚边，伸手把小孙的鞋带仔细地系了系，直盯盯地望着小孙的脸问道：你今年十几了？

十七。小孙慢慢地抬起头。

你年轻，又没有受伤。你得活着。我们俩往东那么一打

他的话没说完，就被小孙气愤地打断了：你别说这个！咱死，死在一起，埋，埋在一堆

其实，这回答也是在意料中的，要一个抗联战士为了战友去牺牲自己倒可以，但要他扔下战友自己活着，那是办不到的。

话一时停住了，谁也不再说什么。林里更静了。一阵风过处，啪嗒，啪嗒两颗松塔落在地上，骨碌碌滚到小孙的脚边，一只毛茸茸的小松鼠跟着窜下来。它并不怎么怕人。它扒着树干，不停地摇着它那长长的尾巴，瞪着一对小眼好奇地瞧着我们。小孙捡起松塔，下意识地往里面瞅了瞅，随手丢给了松鼠。那家伙轻轻一纵，抓起松塔跑走了。

又是一阵沉默。

突然，老赵翻转身，挣扎着爬起来。只见他的嘴唇哆嗦了一下，似乎想说什么，没有说出口，却吃力地把他那只受伤的胳膊抖抖索索地向我伸过来。

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一切全明白了。我把他那只手紧紧地握住。那只手冰冷，在我的手里不住地抖着。

接着，又一只手很快地落到了我的手上。

三只手紧紧地扣在一起，三个人的眼睛互相深深地看着。一件决定我们命运的大事就这样在一瞬间无言地决定了。

老赵抽回手，从挎包里掏出了一颗手榴弹，放在嘴里猛一下子咬开了盖子，像摆一只酒瓶子似的，矗直地放在我们中间，然后把弹弦轻轻地钩了出来。淡黄色的丝弦，卷曲着吊在弹柄上，在晚风里摇摇摆摆。

一切决定了以后，人们心里似乎安静了一些。老赵向我们询问地看了一眼，说：想想看，还有什么事该做？时间还来得及；天快黑上来了，敌人一时怕还不敢进来。

没有。我摇了摇头。还能有什么事情呢？文件早在突围出来的头一天就烧掉了；牵挂吧，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在抚顺矿上做劳工的老爷子要是知道他的儿子是在哪里死的、为什么死的，他不会十分难过的。我只把驳壳枪往胸前放了放，从衣服里子里拿出那张一直没舍得毁掉的临时党证，叠了叠，压在枪的表尺底下让它们和我的心脏一块儿炸掉吧！

对面，小孙也在窸窸窣窣地收拾什么，他把脑袋探向我这边，恳求似的低声说：老董，咱俩换个地方坐吧！他一面往我这边爬，一面解释说，我爹临死的时候这么说过：就是牺牲了，也要脸朝东死去我们的祖国在那边！

这话说得我心里一紧一紧的。这孩子的愿望是神圣的。我刚想安慰他几句，猛地，老赵把一只手重重地按到了我的肩膀上，使劲晃着：听！快听！

松涛在吼着。在这海潮似的涛声里，隐隐约约地有一种奇异的声音汇合着兴凯湖上的风吹送过来。这是一个人在唱歌。歌声，不怎么高亢，也并不悠扬，它低沉而又坚决地涌进森林，压过了松涛，冲进了我们的心。

歌子是用我很不熟悉的语言唱出来的。一时，我简直弄不清这是什么歌子，只觉得它是那么亲切、那么耳熟，但很快，歌声和我心里的一支歌曲共鸣了。是它，是它！就在一年以前，我刚走进党的队伍的时候，就在这么一座森林里，在鲜红的党旗下面，和同志们一道，我第一次唱起这一支歌。这以后，我们曾经唱着它欢庆过战斗的胜利，也曾经唱着它把战友的尸体葬进墓穴

是多么震撼人心的歌声啊！我用整个心去捕捉着每一个音符，和着这歌声，歌词从心底里流出来：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

唱着，我竭力思索着这歌声的来处。小孙首先叫起来：这是苏联哨兵唱的

嘘老赵生气地瞪了他一眼，似乎责备他把歌声打断了。

可是，歌声不但没有断，而且更加洪亮了。开始，只是一个男中音在唱，接着，越来越多的人加进去，有低沉的男声，也有嘹亮的女声，汇成了一个大合唱。

一点儿也不错，正是他们！顿时，我眼前出现了那个巡逻在河岸上的苏联边防军战士(大概是他第一个唱起的吧！)，他背后那一片平坦的草场，那些欢乐的苏联男女们。我仿佛看见，他们放下了草杈，他们正挽起手，站在那个高高的土坡上，向着南方，向着我们这些被枪声和铁蹄包围着的人们，在齐声唱着这支无产阶级战斗的歌曲。

这是战斗的歌声，这是友谊的歌声。我觉得我的心在发颤，眼泪不知什么时候早已顺着腮边流下来了。我满怀着感激之情在想：就让那帝国主义兽兵的皮靴暂时在河边上走着吧，你隔得开我们这些人，却隔不断歌声，隔不开我们的心！我真想站起来大声向着他们呼喊：谢谢你们！亲爱的朋友们！听见了！我们听见了！

歌声在继续着。歌声和着松涛，合成了一个巨大的音响，摇撼着整个森林。宿鸟惊飞了，树叶簌簌地落下来。我们都情不自禁地和着这歌声低唱起来。老赵揽着我的肩膀，紧贴着我的脸，嘴巴在抖索着，歌词从他那皴裂的嘴唇上吐出来：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做一次最后的斗争！

小孙抱住了老赵，越唱声音越高：

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

奴隶们，起来，起来！

我们紧紧地偎依在一起，唱啊，唱啊。唱了一遍又一遍。歌声和泪一道，从心里涌出来！

随着这歌声，我觉得我周身的血液真的沸腾起来了。几分钟以前那种绝望的心情，早被这歌声冲洗得干干净净，仿佛自己已经走进了那个唱歌的行列，和他们挽起了手，像他们一样健壮，一样有力，变得强大起来。那劲呀，莫说突出这包围圈，就是连走十天十夜也决不含糊。

不知什么时候，老赵已经不唱了。他把我们往两边推开，伸手抓起了面前的那个手榴弹，用颤抖的手指把弹弦捺到弹柄里去。然后小心地把小指套进了丝弦上的铁环。他像喝醉了酒似的，摇摇晃晃地扶着树干站起身来，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呵斥似的说道：

不对！不对啊，老董！他用力摇着手榴弹，我们能活着出去，我们一定得活着出去！

他说出了我心里的话。想起刚才我们那样软弱无力和那种绝望的打算，我感到脸上一阵发烧。好！我也霍地站起身说，四班长，你下命令吧！

没有什么好说的。继续跟着那边唱，剩一个人也要把这个歌唱到底，这就是战斗命令！他转身向着小孙，把枪准备好，你走头里。突出包围圈就往林子里钻。黑乎乎的，敌人是没处追的。记住，注意联络！

事情像刚才那样突然地决定了。我们很快收拾停当。小孙紧握着小马枪走在前面，我把老赵背起来。不知怎的，他似乎轻了许多。我一手拄着木棍，一手提着驳壳枪；老赵手里握着手榴弹。我们轻步走下山包。

背后，歌声还在响着。歌声像只看不见的大手，推送着我们在这昏黑的森林里摸索前进。

黎明时分，在林中的一块空地上，一堆通红的篝火燃烧起来了。在篝火近旁，我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嚼着新爆开的苞米花，我们放开嗓子纵情地歌唱起来。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

1957年10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