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之***，以今日之眼孔觀之，其足以攙入近日泰西***史者，殊不易覯。雖然，豈惟***，中國凡百事業，其足與今日之泰西媲美者有幾？而究不得謂中國可無史也。準是以談，中國***史之作，烏容已哉！
近人有作《中國歷史上***之研究》者，以中國***史與泰西***史比較，擧其不如者七端：一曰有私人***而無團體***；二曰有野心的***而無自衛的***；三曰有上等、下等社會***，而無中等社會***；四曰***之地段較泰西爲復雜；五曰***之時日較泰西爲長久；六曰***家與***家之自相殘殺；七曰因***而外族之勢力因之侵入。其所列之事實，不一而足。是不知今日萬事皆當開一新紀元，不得援舊聞以相難。阻變法者以熙寧爲藉口，阻開礦者以明季爲藉口，不能謂熙寧、明季所爲皆盡善也。而法之當變，礦之當開，詎可以熙寧、明季懲艾乎？世固有名稱同而實際異，其收效自殊，稍有識者所同認也，奈何於***而有所疑心乎？且中國***之無價值固也，泰西***之有價值，亦自近世紀始然也。希臘、羅馬之***，德意志、法蘭西、英吉利諸國之***，亦嘗亂亡相尋，殺戮不已。惟中國爲私人***，而泰西爲團體***，此較勝於中國者。然佛之***主動爲市民，非普及於最大多數，而前乎此，所謂平民團體者，其範圍極狹〈希臘之市民、羅馬之公民，其數極少；其極多數爲奴隸〉，亦一次等之貴族團體也。謂泰西於中古以前，已有平民***，不過表面之名詞。實際尚不如中國自秦以降，***者多崛起民間，於平民***較近之，***以後雖無自由之享受，而亦無特別奴制。彼泰西因***而得自由者，次等之貴族團體也，於多數之奴隸何與？以泰西近世之***例吾以往之***，而曰中國不如泰西，泰西可***，中國不可***，爲是言者，殆不明泰西之歷史者也。
宇內各國，無不準進化之理。其所以雄飛突步得有今日者，進化爲之也，非自古而然，***亦其一端也。當其更新之際，恐怖***者，度亦如今世之人，惴惴焉謂將蹈歷史上覆轍。二三之仁人志士，苦心組織，卒奏澄清之功，一掃從來之污點，其驚喜乃出於意外，從而謳歌之，筆載之，乃放大光明於歷史。後雖有欲非***者，不敢復開其口。故***者惟問於當世宜不宜，不必復問歷史，自我作始可也，苟無創始者，則歷史又何從有乎？
從來歷史之要義，法、戒各居其半。歷史而良也，固當詳述之，以爲後人之規則；歷史而即不良也，亦當細叙之，以垂後昆之鑒。中國之***固可戒者多，而亦未嘗無一二足法者也。即使果無一可足法者，而愈不可不指示癥結所在，促後起者之改良。此余所以有中國***史之作也。
泰西***之所以成功者，在有中等社會主持其事；中國***之所以不成功者，在無中等社會主持其事。泰西之中等社會，何以主持***？則以作歷史者，以***爲救民之要務，從而鼓舞之，吹唱之，能使百世之下，聞風而起，歷史上之影響，決非尋常。中國則反是，稍束身自愛者，不敢逸於常軌，以蒙青史之誅。唯一二之梟雄，衝決藩籬，悍然不顧，甘冒天下之大不韙，以求濟其私心之所欲。一般之細民，則因迫於饑寒，鋌而走險，其擧動毫無意識，此所以***同而收果異也。前人既造此惡因，而以此不良之結果貽吾儕，吾儕不可不急於改造良因，以冀有良結果之發生。不此之務，惟取消極主義，從事於***之鎮壓，拔本塞源，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深願當世之秉史筆者，於斯三致其意也。
質而言之，***者，救人世之聖藥也。終古無***，則終古成長夜矣。彼暴君、污吏，不敢以犬馬土芥視其民，而時懍覆舟之懼者，正緣有***者以持其後也。不然者，彼無所恐怖，其淫威寧有涯耶？中國雖無文明之***，而既***矣，必鑒前王之所以失，而深思所以保持其民，撫綏之策出矣。雖出於假託，吾民亦得以息肩，較之前此處於深湯烈火之下，有霄壤之殊。夫***非文明者，其主動非直接由於國民者，尚能造福於吾民若是，矧主動由於國民，而出之以文明，其食福尚有量乎？吾因愛平和而愈愛***，何也？「***」「平和」，兩相對待，無***則亦無平和，腐敗而已，苦痛而已，尚忍言哉！
余於是叙述中國古今之***，自秦末以至近世紀。三代之***多由貴族，不論；東漢之七國，西晉之八王，明世之燕王棣、宸濠，君主之家事，無關國民之消長，亦不論；其他權臣篡國，夷狄亂華，暨揭竿者之旋起旋滅，當別有史，不得混入於***，茲亦不叙。惟因於時君之失政，草澤嘯聚，英雄崛起，顛覆舊政府者，乃撮錄之。一篇之中，必詳叙其致亂之源，當時***之實蹟，及***後之影響，務錄其實，不敢誣罔。終以近世之文明***，兩相比照，爲正當之批評，俾使世人知法、戒之所在。區區之用意，其亦轉移時勢之一道乎？
更新于：7个月前译文
陈天华撰。《中国革命史论》系为批驳梁启超保皇论调而作。梁启超为反对革命,于1904年发表了《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一文,以便“求其论据于历史,鉴其因果于历史”。他宣称,中国与西方不同,中国历来的革命,皆是野心家实现个人野心的手段,都要祸及全国,祸延百数十年,使社会倒退,人口锐减,而且势必造成外族的人侵,所以革命者乃是灭亡中国的罪人。对于梁启超的挑战,陈天华于1905年在《民报》第一、二号上发表了此文,针锋相对地作了批驳。梁启超曾以中国历史上的革命与西方近代革命加以比较,并得出结论,具体列出中国革命有七个方面不如西方,诸如中国有私人革命而无团体革命,中国有野心的革命而无自己的革命,中国有上等、下等社会的革命而无中等社会的革命等等。陈文首先指出,梁的这种比较,是搞错了时代,不同时代的革命是无法相比的。如果要比较中西革命,应该以中西方同时代的革命相比。接着又指出,西方古代的农民革命远不如中国。中国自秦以来,革命多起于民间,与平民革命较接近。革命以后虽未享有自由,然而无特别的奴役制度。西方则不同, “所谓平民团体,其范围极其狭窄(希腊平民、罗马公民,其数极少)也是次等的贵族团体。”所以,在中古以前,西方没有平民革命。再次,又进一步分析了革命与革命之间的差别,指出:历史上的革命有两种:一为“英雄革命”,这种革命多出于个人野心的膨胀,因此,革命的结果往往是“一专制去而另一专制来”;二为“国民革命”,这种革命“出于责任心”,而不是私心,因此,革命之后“幸福较之未革命之前增进万倍”。在文中,他对革命作了热烈的颂扬,指出“革命是救人世之圣药也。终古无革命,则终古成长夜矣。”并赞美秦末农民革命与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指出中国的前途是国民革命。此篇史论虽然只完成了《绪论》、 《秦末之革命》前二章,但在革命派与改良派之间的大论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