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夫耕田

张翀（1525年~1579年）明代柳州八贤之一。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嘉靖三十七（1558）年疏劾严嵩父子专权乱政，被下诏狱拷讯，后谪戌贵州都匀。在都匀期间，张翀潜心学问，并对当地文化教育事业作出开发性的贡献。隆庆元年（1567年）召为吏部主事大理寺少卿。次年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南赣，镇压民众起义，并为官军平定广西古田（治今永福寿城）等地出谋划策。隆庆四年，巡抚湖广。后召拜大理卿，进兵部侍郎。万历四年（1576年）乞休归家。著有《鹤楼集》。

勇斗严嵩

“但将冷眼观螃蟹，看你横行到几时。”这两句歌谣是400多年前诅咒明朝大奸臣严嵩，在北京老百姓中流传开来的。严嵩专权作恶20多年间，敢同他作对的人遭贬流亡或被害致死，无一幸免，海瑞罢官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事例。虽然同位高权重的严嵩作对大都没有好结果，但和他作斗争的人始终络绎不绝，直到他垮台那一天。明代“柳州八贤”中的张翀、戴钦、徐养正三人就和严嵩作了坚决的斗争，其中“张翀斗严嵩”尤为震撼人心。　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二月，张翀以刑部主事（相当于司局高级官员）身份上疏弹劾宰相严嵩。他上书《亟处大奸巨恶以谢天下疏》给皇上，奏疏从边防、财赋、人才三方面揭发了严嵩营私乱政的罪恶，要求皇帝对严嵩给予责谴，以平众愤和振奋守边将士，并因此达到革新政治的目的。张翀上奏的时候，刑科给事中吴时来和刑部主事董传策也同日上奏弹劾严嵩。

当时严嵩居首辅（宰相）之位已经十多年，一般朝官包括内阁大臣无不畏之如虎。张翀激烈地抨击严嵩，说他“险足以倾人，诈足以惑世，辨足以乱政，才足以济奸。附己者加诸膝，异己者坠之渊，拑天下口使不敢言，恶其恶日以恣。”老奸巨猾的严嵩怀疑同僚徐阶在后面主使，便“密奏三人同日构陷，必有人主之”上告到皇帝，反告张翀等人犯上作乱。昏庸的嘉靖皇帝听信奸相严嵩，不分青红皂白，将张翀、吴时来、董传策视为叛逆奸臣，将三人同下诏狱。逼他们供出主使者，张翀说：“是我自己决心为国家而死的，还有谁能指使我？！”后来，张翀被罚廷杖。

廷杖是明代皇帝常用来折辱、酷虐臣下的没有法律规定的一种刑罚。行刑时，由御林军即锦衣卫把受刑者绑住双手，押到故宫里又名五凤楼的午门东侧，将受刑者上半身用麻布袋笼罩，捆住双脚，裸露下身，一声喝打，百声呼应，每打过五棍换一批打手接着打。一般打三四十棍或者百棍，打够数还要抬起来往地下摔。往往是不打死也会摔死。或腐肉溃落像巴掌般大块，“一肢逐空”，终身残废。就是所谓的血溅玉阶、肉飞金陛，十分残酷。

和张翀同时受刑的还有另外两个官员。见那两个官员被打得昏死过去，张翀一边挨打一边大声叫喊他们：“苏醒，苏醒，大丈夫临死，刚正之气不可衰馁而受人可怜!”

专制暴君以廷杖折辱摧残臣民，来显示自己的无上权威，结果也往往适得其反。戴钦当官做到刑部所属司长官的刑部郎中，因为“大礼仪”事件受廷杖而死。那次廷杖134人，其中打死17人，是廷杖和受刑致死人数最多的一次。徐养正以稽查官署、负有言宫之责的户科右给事中的身份，弹劾奸相严嵩党羽受贿，严嵩买通太监反陷，徐养正被廷杖60棍，贬云南广西府典史。张翀、戴钦、徐养正虽然都被廷杖，却被当时士流舆论誉为“贤人”，其中徐养正与骂皇帝的海瑞“齐名”。张翀到了被贬之地贵州都匀后，“从游者日众”，书生们捐钱建楼请他讲学。对这些曾被皇帝打过屁股的人，“天下仰之，若景星庆云”（王启元语）。另一方面，整个社会风气却变成“不内者乐为阿比（吹捧迎合），而贤者并习于敛藏（无所作为）”（《春明梦余录》），最后是明王朝统治者自己拆了自己的台，李自成打进北京时，“苛刻寡恩”的崇祯帝“鸣钟集百官，无一至者。”(《明史》)。这个独夫只好找了一根带子上吊了事 。

谪戍贵州

廷杖后，因为朝官郑晓据理力争替张翀说话，张翀才得免死罪。之后，皇上下旨，将“各犯都发烟瘴卫，但逃，杀了！”张翀被谪戍贵州都匀卫长达九年。直到严嵩垮台、穆宗嗣位，才召补为吏部稽勋司，后历任要职，官至刑部侍郎。

都匀的民众都十分敬重张翀的节气。当地的千户韩梦熊、军政使娄拱辰以及许多社会各界人士都想为他筑一座“读书堂”。当地居民闻知，纷纷相助。于是当地民众“谋于众，捐金募工”，筑龙山道院于山巅，让张翀能“负甑习静其间”。贵州巡抚吴维岳为张翀《鹤楼集》作序，其中有“都匀诸生群造其门，执经求从弟子列，则相与论古今忠孝事及吾儒性命之学，都匀风教寝明异傍郡”等句。清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都匀知府区维翰为了纪念张翀文化教育的开辟之功，在明代观音寺的遗址上建造书院，取名为“鹤楼书院”。

都匀的山水胜迹多有张翀的留痕。他曾经把蟒山易名为“龙山”。在都匀期间，他每每吟诵稍暇，与众多弟子游山玩水，登龙山四望，欣喜地看到“南尽交广，北极湘汉，西连滇蜀”的壮丽景象。由于经常在山水之间跋涉，有一日大笔一挥在壁上留下了哲理深刻的16个大字“仁智之情，动静之理，栖此盘古，饮此泉水”，成为当地的一大名迹。“仁智之情”镌刻于都匀东山北麓以每逢秋月缀满红叶而得名红叶山的雨花岩。摩崖高1.51米、宽0.75米，草书，阴刻，大字约1尺，小字约3寸见方，字体潇洒豪放，刚健清峻。在“仁智之情，动静之理，栖此盘谷，饮此泉水”16字之后，有“大明嘉靖四十年鹤楼张翀书”的题款。

清人张澍《续黔书》有记载，称“张鹤楼遣戍是邦，诛茅读书，题此以自慰也”。摩崖附近有清泉自山谷中溢出，莹然成溪，那就是题刻中的“饮此泉水”。张翀留题之后，山因之而生色，泉因之而有灵，游人接踵而至，也纷纷题词留记。明人陆柬《都匀龙山记》中所说“张子之忠诚旷怀，兹山遂借重为万古名胜”。清康熙年间都匀知府黎皋手书：“曰动曰静，理本一致。仁得为仁，智得为智。动静两忘，不知何视。水尽山穷，了了大义。”刻于摩崖右侧。光绪年间的都匀知县许特任也在摩崖前竖石碑草书：“一鹤飞去，千载悠悠，青草埋没，鸿爪勾留。”晚清贵州著名学者郑珍也有《雨花岩观明张忠简公摩崖》诗，诗后有“都匀人以忠简为仙，谓此为爪书仙迹，龙江寺尚留斩蟒刀”的注语。1914年，都匀知县孙嗣奎在崖上建亭，名为戏鹤亭，用以保护石刻，并于亭下建环翠阁，遍种荷花。每逢夏秋之季，荷花池内荷叶亭亭，香飘怡人。因为鹤楼亭是为纪念鹤楼书院的主人张翀而建的，而都匀一中的前身是鹤楼书院。因此，张翀应该说是都匀一中的开创者。

明清及民国的多种《贵州通志》都为之立传，明代贵州巡抚江东之将张鹤楼与在贵州文化教育史上有重要地位的王守仁、邹元标并称为“三迁客”，肯定了张翀在贵州文化教育史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