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雨,从早晨就在这山城上飘散着,没有一点停歇的意思。冒着雨,我到公园的操场去参加大会。开会时间是上午九点,时间已经到了,宽大的操场还是空落落的,细细的雨滴洒在地上,使白色的场子变得湿润,微带灰色,主席台上的白桌布在风中微微飘扬,仿佛无力地向什么人招手。
十点钟,我重又走回操场,这回是有人了,但七零八落,一点也不踊跃。先来的是军人,其次是学生,再其次也就是最后的了,是官吏(官吏,这是广义的说法,凡拿国家的薪俸,应当为国家努力做事的都算在内,且不问他是否努力做事)。还该有什么人来吧?今天是一个宣传大会,决不该这样冷落,然而一等也不来,二等也不来,没有什么人再来参加,等最后一个又高大又肥胖的官吏到场后,行礼如仪,大会便马上开始了。
当那位肥大的官吏刚刚到场时,小学生们便窃窃私语道:主席来了,一定是他做主席。不信吗?咱们打赌?为什么这样自信?仿佛就只因为那个人最胖大就应该做大会主席似的,孩子们这样传递着眼色。果然,主席登台了,台下的行列稍稍活动了一下,但重又散乱了起来,随着主席讲话的进行,秩序也渐渐坏下去。不但场子里边,连场子外面也有了说话的营营声。场子外面说话的声音,是从许多穿着破烂衣裤打着赤脚的人们发出的,他们远远地站在圈外,有的两手剪在背后,有的两臂抱在胸前,有的还挑着粪篮,有的正扶着菜担,在他们黧黑而肮脏的面孔上,表示出复杂的神情:奇怪,纳闷,推测,多少还有点儿恐怖,仿佛是站在一个玩把戏的场子外面,虽然想进去又不好意思,就是只在圈子外面偷看两眼也惟恐人家向他讨票钱似的,在那儿逡巡着。有的站站就去了,而大多数还在那里呆着,复杂的情绪使他们发出复杂的声音,这就帮助了会场的紊乱。我想:你们还是直接地进来听听吧,你们是民众呵,然而他们不敢,他们反被驱逐了。说是驱逐,是颇严重的字眼,实际上是警察用指挥棒把他们挥退了。他们散开,但不即散去,他们有少数人还站在较远的地方瞭望。
雨继续下着,东南风送来花的香气,绿叶的气味和湿土的气味。公园里的桃花、山茶,尤其是楠树的花,开得正好。小学生在想着什么事呢?他们也许想到散会之后去折一枝桃花,并想起他的一个可以插花的小瓶,也许在埋怨着为什么把开会的日子定在星期天,假如定在明天开会(当然要放假的)不是可以连玩两天吗?于是,他们谈着,计算着,想起明天的晨课,想到尚未做完的算术题,也许轻轻地皱一皱眉头。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一个小女孩从衣袋里取出一把花生米,说着什么,递给了她的同学,而那一个则替她拍落头发上的雨珠。在我身旁的一位先生大概是小学教员吧?却正在同他的太太谈起了米的价钱,说是涨了,不好买!总之,他们都不大注意那位胖主席讲的是什么。我呢,我也不曾注意听他,因为我在想,在我思想的隙缝里,偶尔听到他一半句愤慨的话:前方流血后方我们唤醒民众当兵打退敌人太平日子而我的思想把我拉到两千五百里的远方。在三个月前,我曾经住在那城市里,那是一个行政专员所在的地方,那地方距炮火的前线较近些。那个专员很聪明,每星期一,他能把城郊的民众代表保甲长等集合在操场里,行升旗礼,并向他们讲话,每遇其他集会也是一样。然而他却是借用了警察的棍子把他们民众代表赶了来的,而且赶入圈内之后不准早退,假如迟到或早退就要受罚。我的思想很混乱,特别是当我听到那位胖主席讲到唤醒民众的时候,我想:用棍子把民众赶入圈内,比较用棍子赶出圈外,是不是好一些呢?我正在为这问题困惑着,忽然听到主席提高了嗓子,仿佛非把自己的声带撕裂就不能表示出情绪激烈似的,大声喊道:诸位,我们有十二万分的把握,最后胜利是属于我们的。完结!主席用叠得方方正正的白手绢抹着额上的汗水,走下了讲台。听讲的人们都舒了一口气。但一口气尚未舒好,另一位红脸的先生又上台了。从台下人的私语,知道他是什么委员。他才说了几句话,站在最前排的小学生已经厌烦得不能忍耐了,有的看天,有的顿去脚上的土,谈着,急待讲完之后好散队回家。红脸先生的话还更简单,仿佛只把主席的话作了摘要,最后结束道:今天时候不早了,大家被雨淋着尚且热烈的来参加大会,这种精神,就可以把敌人打倒。完结!最后呼口号,虽然听不清是喊些什么,也随着一齐乱喊,尤其是小学生们,万岁,万岁的喊得特别起劲。
散会了,大家立刻散去。我慢慢地走回来,我的脚步非常沉重,仿佛被雨中的泥泞胶住了鞋底一样。我的胸中感到空虚,而眼前则一片茫然。
一九三九年三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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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广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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