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書

自序

古之君子著述，不惟其言之，惟其行之也。僕生塵冥之中，治亂之故，觀之也熟；農瑣餘隙，條其大者，為書八篇。仰瞻宇宙，抱策焉往？則亦留之空言而已。自有宇宙以來，著書者何限，或以私意攙入其間，其留亦為無用。吾之言非一人之私言也，後之人苟有因吾言而行之者，又何異乎吾之自行其言乎？是故其書不可不留也。癸巳九月，梨州老人書於藥院。

文質

蘇洵曰：「忠之變而入於質，質之變入於文，其勢便也。及其文之變而欲反之於忠也，是猶欲移江河而行之山也。人之喜文而惡質與忠也，是猶欲移江河而行之山也。人之喜文而惡質與忠也，猶水之不肯避下而就高也。」余以為不然。其自忠而至於文者，聖王救世之事也；喜質而惡文者，凡人之情也。逮其相趨而之於質，雖聖賢亦莫如之何矣！人徒見宮室棺椁輿服俎豆之制，吉凶相見饋食之禮，殷之時備於夏，周之時備於殷，遂以為自忠而入質，自質而入文，由人之喜惡而然也。人誠喜文而惡質與忠，則宮室棺椁輿服俎豆之制宜日趨於煩，吉凶相見饋食之禮宜有加而無已，何以皮弁廢為巾幘，鼎彝廢為陶旊，易車以乘馬，易贄為門狀？

古者天子之棺四重，諸公三重，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今天子之棺不重，則是古者士之制矣。古者設折俎，薦脯醢，酒清肴干，賓主百拜而後脫屨升堂乃羞，今賓至而羞，則是古者宴飲之事矣。古者設奠於奧，迎屍於前，謂之陰厭，屍謖之後，改饌於西北隅，謂之陽厭，殤則不備，今無屍而厭，則是古者祭殤之禮也。唐有孫昌胤者獨行冠禮，明日造朝，至外庭，薦笏言於卿士曰：「某子冠畢！」京兆尹鄭叔則怫然曳笏卻立，言曰：「何預我也耶？」庭中皆大笑。豈惟冠禮乎哉？凡禮之存於今者皆苟然而已。

是故百工之所造，商賈之所鬻，士女之所服者，日益狹陋，吾見世運未有不自文而質也。當周之盛時，要荒之人，其人畫革旁行，未嘗有《詩》、《書》、《易》、《春秋》也；其法鬥殺，未嘗有禮樂刑政也；其民射獵禽獸為生業，未嘗有士農工商也；其居隨畜牧轉移，未嘗有宮室也；其形科頭露紒，未嘗有冕服也；其食污尊抔飲，未嘗有俎豆也；其居處若鳥獸，未嘗有長幼男女之別也。然則同是時也，中國之人既喜文而惡質與忠，要荒之人何獨不然與？是故中國而無後聖之作，雖周之盛時，亦未必不如要荒；要荒之人而後聖有作，亦未必不如魯、衛之士也。其謂喜文而惡質與忠者，然乎否耶？以三代聖人相續而治，聖功不可為不久矣，其末王不能守聖教者，彼帝辛使男女裸逐，厲王發龍漦而使婦人裸而噪之。其非喜質之過乎？然則先王使忠之變而為質，質之變而為文，其勢若此之難也！

昔者由余之語秦繆公曰：「堯有天下，飯於土簋，飲於土鉶，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者莫不賓服。虞舜作為食器，國之不服者十三。禹作酒器，縵帛為茵，鼎食，席額緣，觴酌布采而樽俎有飾，國之不服者三十三。殷人作為大輅而建九旒，食器雕琢，觴酌刻鏤，四壁堊墀，茵席雕文，國之不服者五十三。君子皆知文章矣，而欲服者彌少。臣故曰：『儉，其道也。』」

鳴呼！此由余之所謂道，戎狄之道也，而繆公以為聖人。天下之為文者勞，而為質者逸，人情喜逸而惡勞，故其趨質也，猶水之就下。子游曰：「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繆公之謚為「繆」，不亦宜乎！

封建

自三代以後，亂天下者無如夷狄矣，遂以為五德沴眚之運。然以余觀之，則是廢封建之罪也。

秦未有天下，夷狄之為患於中國也，不過侵盜而已，至甚者殺幽王於驪山，奔襄王於汜邑。然幽王之禍，申侯召之，襄王之禍，子帶為內應，其時之戎狄皆屬於申侯、子帶，非自能為主者也。及秦滅六國，然後竭天下之力以築長城，徙徒謫戍以充之，於是天下不勝其苦，起而亡秦。世皆曰：「秦之天下已安已治矣，其為此者非也」，不知秦不併力於胡，即秦不以勝、廣亡，而胡之所以患秦者，當不下於勝、廣，彼秦王豈得已而為之乎？

是故漢之天下，非武帝遠略，破碎其種落，使十世之後不能復振，則懷、愍之禍不在易姓；唐之天下，非沿邊盡為節度府，則衰弱之形不遺於宋。自秦至今一千八百七十四年，中國為夷狄所割者四百二十八年，為所據者二百二十六年，而號為全盛之時，亦必使國家之賦稅十之三耗於歲幣，十之四耗於戍卒，而又薦女以事之，卑辭以副之，夫然後可以僅免。乃自堯以至於秦二千一百三十七年，獨無此事，此何也？豈夷狄怯於昔而勇於今哉？則封建與不封建之故也。

今以天下之大，使虜一入盜邊，則征發之不暇，賦稅之無度。戰國之時，六國邊於匈奴，當是時，秦之志在滅六國，燕趙之志在拒秦，而以其餘力支匈奴。當是時，未聞秦調兵食於外，燕加賦於境內，趙乞師於與國也，則一國之足以自支一國亦明矣。乃以天下守一隅而不足者，勢使之然也。

若封建之時，兵民不分，君之視民猶子弟，民之視君猶父母，無事則耕，有事則戰，所謂力役之征者，不用之於興築，即用之於攻守，故秦欲取荊，王翦度用六十萬人，其漢兵以伏馬邑旁者其盛，乃三十餘萬，唐之兵不過百萬，宋兵至慶曆而極，亦一百二十五萬。古今天下兵數如此，秦國雖大，非即民為兵，亦安能以六十萬攻一國哉！趙至爭上黨之時，土宇狹矣，而趙括所將猶四十五萬人；春秋，江、黃、陳、蔡之屬各足自守，使其為兵者仰食於上，則國非其國矣。侯、衛既罷，秦人猶循故法，發及閭左，而疆土廣大，行戍塞下，至數千里之遠，於是戍卒變生。漢懲其失，謫發罪人，所謂力役者出錢以償之，而行間之事遂不與焉。兵民為二，蓋自漢始也。是故廢封建則兵民不得不分，分兵民則不得不以民養兵，以民養兵則天下不得不困。賈誼曰：「匈奴之眾不過漢一大縣，然匈奴之眾皆兵也。以匈奴之民與漢較，不能當百之一；以匈奴之兵與漢較，則未始不可相若矣。」何也？漢欲聚一大縣之兵，勢不得不發天下之卒，欲養一大縣之兵，勢不得不徵天下之賦，故曰其勢然也。歷觀夷狄之取中國也，其平時累入以撓之，重構以瘠之，相與守之數十年，中國未有不困絀。乘其內憂，不過一戰，而天下之群縣皆望風降附矣。向使列國棋置，一國衰弱，一國富強，有暇者，又有堅者，虜能以其法取彼，未必能以其法取此，豈有一戰而得志於天下如此而易易乎？

嗚呼！古之有天下者，日用其精神於禮樂刑政，故能致治隆平。後之有天下者，其精神日用於疆場，故其為治出於苟且。然則廢封建之害至於如此，而或者猶以謂諸侯之盛強，使天子徒建空名於上。夫即不幸而失天下於諸侯，是猶以中國人之人治中國之地，亦何至率獸而食人，為夷狄所寢覆乎！吾以謂惡傷其類者然且不為，況乎其不至於是乎！後之聖人復起，必將慟然於斯言。

衛所

有唐府兵之制，稱為甚善。然本朝設立衛所，其意一也。內設五府七十二衛，猶唐之十六衛也。外設衛所於險阨之地，猶唐之折衝果毅府也。有事征發，詔總兵官佩將印領之，猶唐緣部之兵被檄乃來也。既旋，則上佩印，官軍各回本衛，猶唐所部之兵散舍諸府也。都司統攝屯田，計田授軍，正糧十二石，收貯屯倉，聽本軍支用，餘糧十二石，給本衛官軍俸糧，猶唐更番入畝，士不失業也。

開元末，詔罷府兵，故天下之勢外重內輕。今京軍不歷踐更，未經戰陣，有名無實，當其有事，選用戰兵，求一二萬而不足。唐以中虛而弱，今中實而亦弱。然唐自改為彍騎，諸府雖有兵額、官吏，而戎器、馱馬、鍋幕、糗糧並廢。今京軍不足用，征行屯戍，一切出於召募征發，而畿輔數十萬之軍，仰口徒食如故。然唐之十六衛雖廢，其折衝果毅府尚得調遣入伍。今衛所不事征發，即郡縣有警，亦驅鄉兵、召民壯以當寇，有司舍其原設之兵，而不敢蒐牧衛所，一不與郡縣之利害。

然則本朝兵制之弊，較之於唐為更甚也。當屯政舉行之日，力耕積穀，其軍不惟自足贍養，又以廣縣官之儲。逮其衰也，計軍九十四萬，養於縣官，於是戰守之兵不得不加賦以食之，是以一天下養二天下之兵也。兵分於農，天下之勢尚且困絀，乃又使軍分於兵，為農者一，為兵者二，所謂國非其國矣。

是故天下之害，未有盛於衛所者也。宋藝祖都汴，嘆曰：「不及百年，東南之力竭矣！」本朝都燕二百九年，天下之財，近自淮甸，而遠至吳楚，莫不盡取以歸於京師，東南之力十困。夫宋，天下方安於貪猥惽弱之中，奉此蠹朽之餘以相周旋，張而不馳，弛而不張，待其自張自弛而後已。或曰：「畿輔之民大半為軍，今計口而給之，故天下有荒歲，而畿輔不困，此知其無益而不可已者也。」曰：「若是則非養兵也，養民也。天下之民不耕而待養於上，則天下之耕者當何人哉？東南之民奚罪焉！」崇禎十四年，金陵大疫，孝陵衛軍死者過半，當是時，東南之米暴貴，余謂當事曰：「道路之人皆知衛軍冗食之害，而不敢議罷者，恐其變也。今乘其消耗，聽而不補，不亦可乎？」未逾月而額如故。嗚呼，欲國之不亡，得耶！

朋黨

朋黨之禍，與國之終始，然未有本朝國統中絕，而朋黨尚一勝一負，浸淫而不已，直可為一笑者也。

初，歸德沈鯉、江夏郭正域為物望所歸，沈一貫承王錫爵、趙志皋之後當國，布列其私人於要地，相與扼之。妖書事起，一貫承上怒，欲陷鯉及正域，悉收其往來游客拷繫之，正域幾不免。部郎於玉立獨左右之，亦被斥。會無錫顧憲成罷歸，創東林書院講學，譏切朝政，而玉立與焉。其後，一貫之敗，攻者多講學東林之徒也。

憲成死，方從哲入政府，凡附東林者皆以法謫之。當是時，神宗欲廢太子，而立其愛妃鄭氏之子福王，王錫爵、沈一貫暇豫之，而方從哲則鄭氏之私人也，故一時言國本者俱謂之東林。光宗立，鄭氏自危，乃獻美人以結歡於上，於是官因鄭氏者得不廢。光宗既為鄭氏所敗，宮中多鄭氏之黨，而魏忠賢得權於熹宗。然其時，諸為從哲所謫者皆起，遂以為東林一時之盛矣。

魏忠賢用事，小人作點將錄，進之忠賢，因之為東林黨人碑，坐貶死者數百人。毅宗誅魏忠賢，凡官因魏忠賢者，定為逆案。逆案之人乃出奇計，導虜人入喜峰口，薄都城。時袁崇煥任邊事，崇煥故附東林者也，因以計陷之，崇煥受誅。毅宗亦遂疑朝廷之上有所謂東林者也，思以抑之。楊嗣昌有寵於上，奪情入相，不為黃道周所容，上因不悅道周。道周故與周之更新于：7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