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文学之界说
我国学者于文学之观念向极模糊。陈义虽多，而求其合于文学之根本原则者实鲜，是用众说纷呶、莫衷一是。治文学史者既苦于界说之不立，因而彷徨歧路，盲目操觚，泄沓支离，不可究诘。益以年世悠邈，作者实繁，派别枝分，千头万绪，其间源流变迁盛衰倚伏之故，绝无有系统之说明。卒之杂摭经传子史阑入文疆，而于真纯文学，反摒诸竹帛之外，瞠目茫然无所睹。凡此胸无绳墨、举措乖违，皆昧于文学界说有以致之。故凡有志于此者，务先明文学之界说。界说不立，则文学史可无作已。
说文：文，错画也，象交文。章，乐竟为一章。从音从十。十，数之终也。夫曰错画，曰乐章，则文学之为艺事复何待言。故《广雅释诂》训文为饰。《文选七启》尔乃御文轩注训文为画饰。而《礼记月令》文绣有恒注更直训为画。《说文》别有彣彰字，从彡。彡，毛饰画文也。义亦相类。段玉裁以为文章其省文。此皆文之本义也。《易》曰：物相杂，故曰文。又曰：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释名》曰：文者会集众采以成锦绣，会集众字以成辞义，如文绣然也。《诗大序》曰：声成文，谓之音。《乐记》曰：文采节奏，声之饰也。又曰省其文采，注云：文采，谓节奏合也。此皆文之引伸义也。总之，文学之意义不外两端：一曰声，二曰色。色者翰藻，声者宫商。作者连属字句、组织篇章，和其声、设其色，以倾泻其思想情感于寸楮尺素间，而文学之能事毕矣。
吾人既知文学为独立之艺术，不可不更进而求其范围。范围若何，视其作者之旨趣与篇章之纯驳而已。仪征阮氏曰：凡说经讲学，皆经派也；传专记事，皆史派也；立意为宗，皆子派也；惟沉思翰藻乃可名之为文也。《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见《揅经室三集》。沉思翰藻云者，即所谓情思丰富有声有色之纯文学也。盖上自六艺三传、庄列史汉，旁及百氏支流，下逮唐宋杂笔，其不合于文学条件或虽合而不以文为主者，举不得以文称焉。善乎萧统之言曰：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界画疆分，区以别矣。斯文家之极轨也。
虽然，六朝文家之倡文艺论者，尚不止昭明一人已也。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曰：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舛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理，始可言文。刘勰《文心雕龙声律》亦曰：凡声有飞沉，响有双叠。双声隔字而每舛，叠韵杂句而必暌。沉则响发而断，飞则声扬不还。并辘轳交往，逆鳞相比。迂一作迕其际会，则往蹇来连。其为疾病，亦文家之吃也。又如《情采》有三文形文、声文、情文之论，《丽辞》明四对言对、事对、反对、正对之殊。凡兹所云，可谓抉文论之精微，发艺林之秘奥。同符真理，蔑以加矣。故余谓从来文人之真能认识文学者，无过于六朝，而文学极盛之时代亦无过于六朝。后之人反横指为八代之衰，务为从横恣肆佶屈生涩之杂笔以相胜，抑何其愚且谬也！近人章炳麟先生复痛诋阮氏说为自陷，乃变本加厉，谓凡云文者，包络一切著于竹帛者而为言。故有成句读文，有不成句读文，兼此二者，通谓之文。详见《国故论衡文学总略》。是又辞之蔽哉。
第二章 文学之起源
文学者不凭虚起，有之自有语言始，成之自文字孳乳以后始，而靡不以自然及人生之各种关系为其发动之枢机。详推其故，可得而言。
一、关于自然者 刘勰曰：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文。此盖道之文也。道者即老子自然之谓，非后人文以载道之谓也。道之文云者，即天地万物自然之文也。自然之文，实为一切文学所自出。故又曰：傍及万物，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至于林籁结响，调如竽瑟；泉石激韵，和若球锽。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文心雕龙原道》。彦和此论，盖谓文艺声色之事，本自然界所固有，吾人日受其暗示而摹仿之，即为文学之嚆矢，不必果具篇章也。大抵初民之世，山居谷处，猎牧为生。见羽毛之美，则取以文身；聆泉石之鸣，则引声而唱。拟色即形文之原，拟声则声文之始。余故谓文学之发生，乃人类用其本能以摹仿自然者也。
二、关于情感者 人类所以异于他动物者，以其有七情也。有情斯有感，有感斯有应。应而后有声，有声而后有言，而后有文辞。故《乐记》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此音乐起源论也，亦即文学起源论也。《诗大序》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诗歌起源论也，亦即舞蹈起源论也。诗也，乐也，舞也，分流而同源，异辙而同归者也。盖感而为声，咏而为诗。初民止有讽诵之诗，无著于竹帛者。动而为舞，比而为乐，而莫不由于感情之冲动，特其进展之程序微有异耳。古者诗必入乐，乐必有舞，三者相连，未尝或间，殆以此乎？锺嵘曰：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诗品》。刘勰曰：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文心雕龙明诗》。朱子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馀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族而不能已焉。此诗之所以作也。综览众说，情感实文学之源泉。诗歌为文学之先导，不亦彰明较著也哉。
三、关于需要者 《传》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又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此文学之功用论也。何谓志？思想情感是也。语言者，表达思想情感之工具，而其用有时而穷者也。盖不独古昔之言，未能传诸今日，吴越之语，无由达于燕齐，即方俗殊音，对语亦多膈膜。故欲济其穷，通其变，使能传之久远，则非文辞不为功。阮元曰：古人以简策传事者少，以口舌传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口治事者多。故同为一言，转相告语，必有愆误。是必寡其词，协其音，以文其言。使人易于记诵，无能增改。且无方言俗语杂于其间，始能达意，始能行远。此孔子于《易》所以著《文言》之篇也。古人诗歌箴铭谚语凡有韵之文皆此道也。《文言说》，见《揅经室三集》。今案论语记孔门四科，言语与文学并重。其教人也，则曰行有馀力，则以学文。盖春秋时诸侯聘会燕享之仪，行人周旋酬酢之际，最重辞命。所谓子产有辞按即言辞，诸侯赖之是也。愿欲善其辞命，必借助于文学。故曰：不学诗，无以言。又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吾人第观其时不辱君命，责在行人。宴席赋诗，已成定例。则知孔子之言良有以也。宰我子贡善为说辞，而孔子许赐也可以言《诗》。文学与语言之关系如此。
西方学者多谓文学源于宗教，言之亦颇成理。盖上世人类思想简单，往往睹宇宙万象森罗，以为冥冥中必有主宰。当夫利害纷呈、吉凶叠见，必不免惊悸骇愕而生其趋避之心。趋避之心生，则祈祷之事作。祈祷之事作，而文学之事以起。如《礼记郊特牲》之伊耆氏《蜡辞》。《史记滑稽传》之穰田者祝是也。虽吾国宗教观念向极薄弱，此种文学绝少留传。即间有之，又多不可信。然此一则由于生活之需要，一则由于情感之冲动，有如舂人之相、邪许之歌，发生于劳苦倦极之余，以为调剂宣泄之用者，则不以古今中外殊也。
若夫篇章之成立，必在文具完备以后。古者人事至简，竹帛力漆之事无有。心有所触，宣之于口。降及后世，制作浸备，乃有篇章之记载。观于战国时功名之士游说人主，咸骋言辞，靡有书奏。迄乎嬴秦，李斯始以书谏，为章奏之祖。盖其时文学之工具既备，言事者在笔而不在口也。
第三章 文学之流变
王筭州曰：三百篇亡而后有骚赋，骚赋入乐府而后有古乐府，古乐府不俗而后以唐绝句为乐府，绝句少宛转而后有词，词不快北耳而后有北曲，北曲不谐南耳而后有南曲。见《艺苑卮言》。顾亭林曰：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辞，楚辞之不能不降而汉魏，汉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也，势也。见《日知录》。二氏之说，可谓略具文学史之眼光，顾未能十分明晰耳。夫我国文学之历史至长，派别至多，而其源流变迁又至复杂，骤理之，几不能得其端绪。细察之，其条理脉络盖有丝毫不能掩者矣。
我国三千年来之文学，南北二派而已。南北二派之文学，诗赋而已。诗之祖为《诗经》之四言诗，一变而为汉魏六朝之五言乐府在内，再变而为唐之七言律诗在内，三变而为宋人之词，四变而为元人之曲，五变而为现代之语体诗清代在内。此一系统也。赋之祖为骚体之楚辞，一变而为汉赋，再变而为六朝之俳赋及骈俪文，三变而为唐宋之律赋及四六文，四变而为明清之八比。此又一系统也。然两派虽对峙，而楚辞实受《诗经》之影响。惟荀卿之辞赋，则又沟通南北而中绝者也。后世小说发达，上溯高曾，抑亦辞赋戏曲之裔欤。其变迁系统图如下：
兹为便利计。特依下列之图叙述之。其支流末节无关闳旨者略焉。
我国文学发祥之地，原在黄河流域，大约西元前千一百年至五百年间。其文学之主要作品为四言诗。《诗经》三百篇即可代表古代北方之韵文。此就大部分言之，其中亦有南方诗歌。《诗经》之形式除极少数之杂言自一二言至八九言。外，余皆以四言为主体。其时代虽极难确定，然大抵最早者不过周初，最晚者在陈灵公被弑之际。前六百年。此种四言诗盛行至五六百年，此五六百年间之文学，吾人称之为《诗经》时期。
夫四言之形式至简也，其用易穷也。穷则变，变则通，故屈原起而从事于文体之解放，变束缚为驰骤，去规矩为参差，由是骚体之文以立。骚体者，战国时崛起于南方之革新文学也。尝考其革新之动机，远在周灵王时，前五百五十年顷。《说苑》所载《越人歌》，实为楚辞之滥觞。迄安王时，前四百年顷。浸浸盛矣。至战国末，屈宋起而张其军，是为楚辞之全盛时代，而《诗经》之势力遂衰。此数百年间之文学可称为楚辞时期。
楚辞盛行之结果，一变而为汉赋。楚辞亦赋也，余另有专论，兹就其形体之变迁而区别之。《卜居》、《渔父》实肇其端，相如、枚叟复振其绪。体则托为问答，词必尽其声貌：或侈陈畋猎之盛，或极夸宫阙之美，箉文铺采，动辄千言。虽雕虫篆刻，不免淫丽之讥；然其义归惩劝，亦风骚之遗也。降及东京，作者继武，子云而后，摹仿滋多，大抵雷同剿说，不出前人窠臼，自郐以下，无足观已。顾两京辞赋变骚体为散体，其形式尤极自由，故能畅所欲言，淋漓尽致。就文学史观之，亦韵文一大进步也。此种文学盛行于两汉者垂四百年，吾人称之为汉赋时期。汉赋自魏晋以后，其自身又分为二派。一为六朝之徘赋及唐宋之律赋，一为六朝之骈丽文及唐宋之四六文。后一二百年又变为一般文学史家极不重视之八比文。此又赋之极变也。
四言诗变至辞赋而极矣。然辞赋虽为韵文，其性质实与其他散文无异，故四言诗之自身亦莫不时时蜕化而谋其演进，此西汉以来所以有五言诗之发生也。五言诗是否始于苏、李，姑勿具论，然考其起源，大抵略后于贾谊。下逮建安，作者飙起，掞藻抒华，蔚为大观，由是而魏而晋，而南北朝，发达乃臻鼎盛。计其间前后约五百年始变为唐之律诗，此可称五言诗时期。
五言诗之末流，以对偶字句、调协声韵为工。故齐、梁以后，渐有变律之势酝酿既久，以迄于唐。唐人踵其遗规，更为严其绳墨，平仄字数，皆有一定，凛不可犯，而律诗始告成功。盖辞章之进于艺者至是而极，而其规律之束缚又莫此为甚也。律有五律、七律、排律亦称长律。之别。其截律诗四句以成之者有五绝、七绝，其扩张五言以成之者有七言古诗及六言体等，诗体既繁，作家亦伙，盖历代以诗鸣者无与比伦。故有唐三百年初盛中晚之诗，实文学史上之一烜赫时期也。
词之兴也，盖由于古乐府之亡，中唐以后之新音乐文学也。朱子曰：古乐府只是诗，中间却添许多泛声，后来人怕失了那泛声，逐一声添个实字，遂成长短句，今曲子便是。《朱子语类》。《全唐诗》附录注云：唐人乐府原用律绝等诗，杂和声歌之，其并和声作实字。长短其句以就曲拍者为填词。方成培曰：唐人所歌，多五七言绝句，必杂以散声，然后可被之管弦。后来谱其散声，以字句实之，而长短句兴焉。故词者所以济近体之穷，而上承乐府之变也。引见《词学集成》。盖古乐府至唐，音乐之效能已失。唐人所拟，但借题抒意而已，而言入乐则不可。唐人所谓新乐府亦然。此为文学与音乐脱离关系之始。然其时近体诗歌律绝之类。盛行，歌诗者尚多取以协乐，以故诗乐之关系赖以不断。惟诗歌之形式有定，而乐调之变化无穷。以有定之歌辞，谱变化之声调，势必捉襟见肘，有扞格不入之病。于是作者造作长短句以御其穷，声则实之，拍则合之。故歌辞与乐调遂无龃龉抵触之处，而词以成。迄于两宋，歌诗之法既亡，歌词之法大盛，文人学士竞造新声，词人之多，难更仆数。故此数百年间之文学可称为宋词时期。
曲之起，亦与词同，盖亦音乐之文学也。在昔词曲固无分别，凡可被之管弦，宜于歌唱者，通名为曲。金元以远，词曲始判为二。然曲与词同牌名同句格者数十调，与词同牌名而不同句格者亦数十调，故词谓之诗余，曲又谓之词余。诗词曲三者，古时皆能歌唱。唐以前唱诗，至宋则盛行唱词，而唱诗者鲜，至元明则盛行唱曲，而唱词者又鲜。唱诗唱词之法今已不传，传者惟唱曲耳。然元人之唱法亦不传，今所唱者，乃明魏良辅所创之昆腔也。至于清季，乱弹大盛，并昆曲亦式微矣。考戏曲之渊源，虽曰上溯六朝，实则滥觞于宋。其变迁之主因，亦以音乐为之转捩。盖宋之歌曲为词，亦谓之近体乐府，亦谓之长短句。然大率徒歌而不舞。其歌亦多以一阕为率。其歌舞相兼者则谓之传踏，亦名转踏。北宋之转踏，恒以一曲连续歌之。每一首咏一事，共若干首，则咏若干事。然亦有合若干首咏一事者。如王灼《碧鸡漫志》谓石曼卿作《拂霓裳》转踏，述开元天宝遗事是也。其曲调唯调笑一调用之最多。例如《乐府雅词》载郑仅调笑转踏共三曲，分咏罗敷、莫愁、文君三事，兹举其咏文君一曲为例参看王国维《宋元戏曲史》。
绣户朱帘翠幕张，主人置酒宴华堂。相如年少多才调，消得文君暗断肠。断肠初认琴心挑，么弦暗写相思调。从来万曲不关心，此度伤心何草草。
草草，最年少。绣户银屏人窈窕。瑶琴暗写相思调，一曲关心多少。临邛客舍成都道，苦恨相逢不早。
此等曲词之形式与词尚无大异，至元则极其解放，文辞亦极通俗，而北曲衬字尤多，是又韵文之一大进步也。综计元明二代，散套、杂剧、院本、传奇之作，盛行亦三百年。吾人称之为元曲时期。止称元者举其代表言之。
此外律赋、骈文、八比、小说等文学虽各有其特色，然于全部文学史之变迁为支流，当于后章详之，兹不具述。昔焦理堂谓一代文学有一代之所胜，欲自楚骚以下撰为一集。汉则专取其赋，魏晋六朝至隋则专录其五言诗，唐则专录其律诗，宋专录其词，元专录其曲。见《易余龠录》六五。真卓见哉。
第四章 周以前之文学
文学史之职责贵在传信。姬周以前，史迹尚多可疑，况文学乎？夫黄、农以前，未有文字。虞夏以前，未有历史。藉有文辞，靡得而睹。然博稽载籍，遗文佚句，粲然可观。此又何也？是以后人疑其依托，斥为悠谬，诚无足怪。第诗歌韵文，本乎天籁。虽在远古，奚必无其文章。特古人口传其语，后人追记其辞。亦犹后世谣谚俗语，初则野老村章传之于口耳，后则文人学士记之于简册。事出追录，匪由自著，理至明也。观于周代文学之盛。《诗》三百篇，华实并茂，岂无故而然哉。是故育风孕雅，其必有长久之酝蓄可知矣。惟篇章既由追记，传闻或异其辞，甚且全然失实，向壁虚造。赝鼎之多，盖自兹始。吾人当考核钩稽，务求明确。轻信轻疑在所不取。今就此时文学之具篇章者而分述之。
一、绝不可信者 晋王嘉《拾遗记》载帝子与皇娥按谓少昊之母并坐。抚桐峰梓瑟，皇娥倚瑟而清歌曰：天清地旷浩茫茫，万象回薄化无方。浛天荡荡望沧沧，乘桴轻漾着日傍。当其何所至穷桑，心知和悦乐未央。白帝子答歌云：四维八埏眇难极，驱光逐景穷水域。璇宫夜静当轩织，桐峰文梓千寻直。伐梓作器成琴瑟，清歌流畅乐难极。沧湄海浦来栖息。按王子年本后秦姚苌方士，凿空撰《拾遗记》一书，言伏羲以来异事甚众。荒诞诡谲，绝不可信。马贵舆目为小说家良不诬也。况少昊之世，安得已有七言诗句句押韵如魏文帝《燕歌行》者乎？观其词旨浅薄，不待辩而知其伪矣。此外嘉所虚构者尚多，不复具引。
《家语辨乐解》云：昔者舜弹五弦之琴，造《南风》之诗。其诗曰：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唯修此化，故其兴也勃焉。考此事本见于《礼记乐记》，又见于《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又见于《韩诗外传》四，又见于《新语无为》篇，又见于《淮南子诠言训》及《泰族训》，又见于《说苑修文》篇、《风俗通声音》篇、《史记乐书》。而《家语》所记，大半剽窃《说苑》之文也。《南风》之诗，汉以前不闻其详。故郑康成注《乐记》只云南风长养之风。而高诱注《淮南子》亦曰南风凯乐之风。是知《南风》之诗，亦仅存其名而已，并无歌辞流传，其为王肃伪造甚明。惟《尸子绰子》篇及《文选琴赋》注引《尸子》略载此辞，疑亦后人据《家语》依托者。王氏伪造《家语》，前人固已辨之，此诗又伪中之伪也。夫虞舜时即有此成功之骚体诗，其妄真不值识者一笑矣。厥后《琴操》又有作《舜南风歌》。其词曰：
反被三山兮商岳嵯峨，天降五老兮迎我来歌。有黄龙兮自出于河，负书图兮委蛇罗沙。案图观谶兮闵天嗟嗟，击石拊韵兮沦幽洞微。鸟兽跄跄兮凤凰来仪，凯风自南兮喟其增悲。
《琴操》一书原为伪托，此又杂取图谶荒唐之说以实之，其伪更显。而凯风之句直钞《邶风》，舜时安得有此，文体之伪抑其次也。《琴操》又云：舜耕于历山，思慕父母，见鸠与母飞鸣相哺，感思作歌。歌曰：
陟彼历山兮崔嵬，有鸟翔兮高飞。瞻彼鸠兮徘徊，河水洋洋兮清洁。深谷鸟鸣兮嘤嘤。设置张罥兮，思我父母力耕。日与月兮往如驰，父母远兮将安归。
此即所谓虞舜《思亲操》也。又见《古今乐录》。大抵据《孟子》而演绎之，浅陋不堪，其为后人伪造无疑矣。《琴操》又载禹作《襄陵操》云：
呜呼洪水滔天，下民愁悲，上帝愈恣。三过吾门不入。父子道衰，嗟嗟不欲烦下民。
此缀取《尚书尧典》而成之者也。《尧典》云：帝曰：咨，四岳，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佥曰：於，鲧哉。《琴操》所录，不复有文艺风趣矣。劳心作伪，竟亦出此恶制，何哉？《琴操》又载《涂山歌》云：
绥绥白孤，九尾厖厖。我家嘉夷，来宾为王。成于室家，我都攸昌。天人之际，于兹则行。明矣哉。
按《吕氏春秋音初》篇云：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命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此《琴操》之所本也。此歌意义虽不甚明，然取材于《吕览》而广之，则可断言矣。
二、疑信参半者 《帝王世纪》记帝尧之世，天下太和，百姓无事。有老人击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又见《高士传》壤父条。又《列子》记尧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与不治，与亿兆愿戴己与，乃微服游于康衢。闻儿童谣云：立我蒸民，莫匪尔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此即相传之尧时文学也。然皇甫《世纪》晚出，《列子》本亦伪书，古今人辨之甚详。所载二歌，极难征信。惟《尚书》记帝尧时百姓昭明，黎民于变，皞皞自得。事或有之。童叟讴吟，亦非罕异。但不知二歌既未见于古籍，晋人何以知其然也，或即据尚书而臆造之。
《尚书大传》云：于时俊筞百工，相和而歌《卿云》。帝乃倡之曰：卿云烂兮，筟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八伯咸进稽首曰：明明尚天，烂然星陈。日月光华，宏予一人。帝乃载歌曰：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时从经，万姓允诚。于予论乐，配天之灵。还于贤圣，莫不咸听。鼚乎鼓之，轩乎舞之。菁华已竭，褰裳去之。已下所记风通云丛，龙信蛟跃，颇近神话，决不可信。况此歌不见于虞夏之书，其可疑滋甚。然伏生故秦博士，去古未远，记诵赅洽，书传所云，或亦有所本与。
《夏书》载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须于洛汭，述大禹之戒以作歌。所谓《五子之歌》是也。其一曰：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为人上者，奈何不敬。其二曰：训有之，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乱其纪纲，乃底灭亡。其四曰：明明我祖，万邦之君。有典有则，贻厥子孙。关石和钧，王府则有。荒坠厥诸，覆宗绝祀。其五曰：呜呼曷归，予怀之悲。万姓仇予，予将畴依。郁陶乎予心，颜厚有忸怩。弗慎厥德，虽悔可追。按《尚书》是篇本晚出伪古文，自未可遽信。为夏代文学，且辞义甚浅，与尚书他篇不相应。皇祖一首，句法参差，韵亦无准，似亦依托者也。然《史记夏本纪》亦载此事，所述或必有据。断不如王嘉皇娥、白帝之诞耳。
《尚书大传》又记微子将往朝周，过殷之故墟，见麦秀之蔪蔪，禾黍之蝇蝇也。曰：此父母之国，宗社之所立也。志动心悲，欲哭则为朝周，俯泣则近妇人，推而广之，作雅声。谓之《麦秀歌》。歌曰：麦秀蔪蔪兮，黍禾蝇蝇。彼狡童兮，不我好仇。《史记》微子作箕子，不我好仇作不与我好兮。见《微子世家》。与《郑风》正同。而麦秀禾黍云云，似又暗袭《王风黍离》之意，不无可疑。第以时代较近，或亦得诸旧法世传之史云。
《史记伯夷传》记武王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武王既灭殷，天下宗周。夷齐耻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按《孟子》谓伯夷避纣，居北海水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北善养老者。夫伯夷既避纣而归文王矣，岂又有反对武王东征之理？此黄梨洲所以讥史公为妄传无稽之事也。然叩马采薇虽不见于古籍，而孔子已称其求仁得仁，又言其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则此诗殆亦故老传闻，史迁追记之耳。观其文词与后来骚体无异，故知非本辞也。至《琴操》截兮字改为四言，名之曰《采薇操》。真所谓好事者矣。
三、比较可信者 《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载越王欲谋伐吴，范蠡进善射者陈音。王问曰：孤闻子善射，道何所生？对曰：臣闻弩生于弓，弓生于弹。弹起于古之孝子不忍见父母为禽兽所食，故作弹以守之。歌曰：断竹，续竹，飞土，逐宍古肉字。《文心雕龙通变》云：黄歌断竹，质之至也。又《章句》云：二言肇于黄世，竹弹之谣是也。彦和断此歌为黄帝时作，未知何据。度其意盖以歌辞既质朴无华，形式又极其幼稚，二言。必为尚世作品无能为疑。史公作《五帝本纪》，始自黄帝，故亦以弹歌为黄世之歌耳。余谓《吴越春秋》虽后汉人作，而所记陈音对越王云云，极为近理。如此短歌，当非后人所可伪造。虽不曰黄帝之世，其为远古遗闻断不诬也。
《礼记郊特牲》：伊耆氏始为蜡。蜡者，索也。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飨之也。其祝辞曰：土反其宅，水归甚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伊耆氏不知何人，郑注谓古天子号。《释文》以为即帝尧。故刘勰曰：上皇祝文，爰在兹矣。《文心雕龙祝盟》。今虽未能定其时代，然观所祭八神，一先啬、二司啬、三百种、四农、五邮表筯、六猫虎、为其食田鼠及田豕。七坊、八水庸，其必为古代农村最普遍盛行之仪式可知。亦犹今乡民之有报赛，宗教之有祈祷也。大抵人生莫重于饮食，而利害莫大乎切身。初民以耕稼托命，其所以谋水土之利而远草木昆虫之害者必周且备。求其道而弗得，则归之于神焉。余故谓蜡辞之作，实生人感于迫切之需要而自然产生之古文学也。舜之祠田辞亦见《文心雕龙祝盟》。及禳田者祝皆此类也。
《虞书益稷》载帝庸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时惟几。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乃赓哉载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此所谓虞廷赓歌也。按《益稷》一篇虽不在伏生二十九篇以内，有可疑者，然此歌与其他一切赝鼎相较，其形式音节显有区别。虽未可遽信为舜时文学，要亦极古之记载也。
《新序刺奢》篇云：桀作瑶台，罢民力，殚民财，为酒池糟堤，纵靡靡之乐。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群臣相持歌曰：江水沛沛兮，舟楫败兮。我王废兮，趣归薄兮，薄亦大兮。又曰：乐兮乐兮，四牡兮。只辔沃兮，去不善而从善，何不乐兮。此歌形式极似《诗经》，虽不见于故籍，然中垒博极群书，所录亦必有所据也。
《说苑君道》篇记汤之时，大旱七年。洛坼川竭，煎沙烂石。于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节耶，使人疾耶，苞苴行耶。谗夫昌耶，宫室营耶，女谒盛耶。何不雨之极耶。《荀子大略》篇与此小异。桑森祷雨，事近神话。然《墨子兼爱》篇下已载此事。其言曰：汤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于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即当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置不敢赦，简在帝心。万方有罪，即当朕身。朕身有罪，无及万方。《论语尧曰》篇及伪《汤诰》略同。是则旧闻之传久矣。况水旱灾眚，古人重视非常。祈必有祷，祷必有辞，兹篇所记，又何疑焉。
至如《淮南》尧戒，战战栗栗，日谨一日。人莫踬于山，而踬于垤。见《淮南子人间训》。《礼记》汤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见《礼记大学》。匪独以文为主，抑且意存规诫，此又后世箴铭之祖也。他若夏后《九辨》之乐，见《楚辞》。太甲《破斧》之歌，见《吕氏春秋音初》篇。有目无篇，遗文莫睹。若斯之类，不知凡几。余意夏商二代，文明渐启。周文郁郁，亦必有自。惜乎年世渺邈，声采靡追，考竹书之纪，半属讹言；访峋嵝之碑，更从何处。谓非治文学史者之大憾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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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国恩
中国文学史讲义导言,讲义,第一篇,中国文学史,游国恩游国恩第一篇 导言,第一章 文学之界说我国学者于文学之观念向极模糊。陈义虽多，而求其合于文学之根本原则者实鲜，是用众说纷呶、莫衷一是。治文学史者既苦于界说之不立，因而彷徨歧路，盲目操觚，泄沓支离，不可究诘。益以年世悠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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